《口紅：潮流、曆史與時尚偶像》，[美]雷切爾·費爾德著，山山譯，未讀丨長江文藝出版社2021年7月版
以下内容和圖檔經出版社授權摘自《口紅：潮流、曆史與時尚偶像》一書。
女性參政者紅
1919年7月31日法國周刊La Baïonnette的封面，彼時為婦女參政的高潮，該刊支援婦女為選舉權而抗争。
20世紀初期，很多國家的女性參政者開始為選舉權而抗争。她們的反抗在那個年代是具有革命意義的，當時大部分女性在政治和商業上都不活躍，她們熱衷于留在家中扮演妻子、主婦和母親的角色。塗抹口紅——借助它傳達出力量、自信、勇氣和女性氣質——成為女性表達抗争的另一種方式。它也代表着與傳統的決裂，并在很多方面代表着社會對女性塗抹口紅看法的巨變。在之前的數代人眼裡，口紅往往和妓女、女演員和歌舞女郎聯系在一起。
化妝品大亨伊麗莎白·雅頓（Elizabeth Arden）支援女性投票權，并堅定地與她們站在同一戰線上。1912年，女性參政者的抗議遊行隊伍經過她的沙龍時，雅頓及團隊給她們遞上了口紅，這與馬拉松比賽不同，路邊的拉拉隊通常給選手遞上一杯水。
第二年，1913年3月，将近5000名女性遊行經過華盛頓的賓夕法尼亞大道，她們也塗着口紅。事實上，口紅在别處也被用作女性參政者的标志，比如說在英格蘭，女性參政者領袖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和其他投身于這項事業的人也常塗抹口紅。短短幾年後，口紅成了常态，其中有部分原因來自女性參政者們的推動。
勝利紅
插畫家阿道夫·特雷德勒以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宣傳畫而聞名，其畫作刊登在同期各種有影響的雜志上，如《星期六晚報》。這張海報即其作品《沒有槍的士兵》。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的女性用口紅表達反叛的姿态，象征着拒絕屈服于随戰争而來的艱難處境和物資限量。口紅代表着韌性、勇敢、情誼和力量，很多女性開始承擔起傳統意義上男人的工作，因為他們已經奔赴戰場。必須承認的是，讓自己看起來吸引人也是一個動機。
順便說一句，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痛恨口紅。對他來說，雅利安理想是一張自然的、未經修飾的臉龐和健康的、純粹的生機。在他眼中，矯飾和醒目的口紅太高調和性感。作為一名堅定的素食主義者，他對當時常見的用于口紅的動物脂肪也心生厭惡。
在戰争期間，各種物資都是限量配給的，包括食物、汽油和罐頭。然而對于化妝品，尤其是像口紅這樣引人注目的東西，被視為保持士氣和自尊的重要物品。因其必要性，不應限量配給。在英格蘭，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和英國政府也支援該想法，從不限制口紅的配給，不管是紅色，還是其他顔色。正如一位供給部的官員在1942年告訴英國Vogue 雜志的那樣：“化妝品對于一個女人就像一定量的煙草對于男性一樣重要。”
但口紅在戰争期間被高額征稅，是以成了一種貴重的商品。有些女人用一種更為廉價的紅色染料——甜菜汁染紅嘴唇。盡管四周硝煙彌漫，口紅仍賦予了生活一些常态，使英國和其他國家的女性振奮并美麗。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名英國女士在塗抹口紅。
在美國，當時的口紅管是塑膠材質的，因為金屬要留給戰争。1942年，戰時生産委員會下令減少化妝品的生産，但因為女性的強烈反對，被迫在幾個月之後撤回訓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女性也加入了軍隊，扮演了前所未有的輔助角色，助戰場上的男人們一臂之力。化妝品牌為這些女性特制了商品，也順帶從當時的愛國熱忱中賺了一筆。當時的口紅包括1941年伊麗莎白·雅頓的“勝利紅”（Victory Red）；Tussy 的“戰鬥紅”（Fighting Red）；HR赫蓮娜的“部隊紅”（Regimental Red）；英國品牌賽可萊思（Cyclax）推出了“輔助紅”（Auxiliary Red）作為“服務女性專用口紅”，在當時的黑白廣告中，“口紅”二字特地用亮紅色來凸顯。
伊麗莎白·雅頓（Elizabeth Arden）尤其與戰争緊密相連，這個牌子當時獲得了在軍事基地銷售化妝品的特許證。伊麗莎白·雅頓也被美國政府選用，為1943年成立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婦女後備隊專門設計了一款色号。作為制服要素之一，這些女性需要使用與她們着裝中紅色細節相比對的唇色和指甲油。雅頓推出了一個色号，名為“蒙特祖瑪紅”（Montezuma Red），向美國海軍陸戰隊軍歌中承諾的“從蒙特祖瑪的大廳”緻敬。第二年，這款口紅也被增加至伊麗莎白·雅頓的産品線，面向普通顧客銷售，當時的廣告也主打與軍隊的聯系。
從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化妝品丹祺（Tangee）以其口紅聞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公司針對愛國女性釋出了一系列平面廣告，包括這一張。
戰争結束後，口紅成了一種提升女性士氣的工具1945年4月15日，英國軍隊解放了位于德國北部的卑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集中營。可想而知，場面将會十分灰暗。為幫助那裡的女性重獲秩序感和自尊心，英國紅十字會送去了一批口紅。也許一開始這個行
為看起來虛榮、膚淺，但卻是十分緊要的供給。陸軍中校默文·威利特·科因（Mervyn Willett Conin）——一名第一批到達那裡的軍官，在他的日記中這樣寫道：“躺在床上的女人沒有床單，也沒有睡衣，但塗抹着猩紅色的口紅。你看到女士們四處走，什麼也沒穿，隻在肩上披着毯子，但卻抹着口紅……終于，有人讓她們看起來有人樣了，她們是人，不再是文在手臂上的數字。”盡管口紅不能消除她們所經受的磨難，卻是幫助她們重獲新生的有力支撐。
伊麗莎白·雅頓口紅“蒙特祖瑪紅”（Montezuma Red）的平面廣告，該顔色的靈感來自海軍女士制服中的紅帽繩、圍巾和盾形徽。
好萊塢魅力
鑒于口紅的驚人魅力，它已經成為紅地毯、頒獎典禮和盛裝晚宴的化妝必備品。一抹紅唇激發出好萊塢黃金時代女星們的明星魅力、優雅氣質和獨特風韻。黃金時代始于有聲電影取代默片的20世紀20年代，終結于20世紀50年代晚期，當時制片廠制度開始沒落，電視崛起并成為居家娛樂的一種方式。
其間的近 30 年時間裡，好萊塢明星代表着一種理想的女性形象，盡管她們的外表經過片場化妝或其他手段發生了變化，呈現出了令人羨慕的特質，比方說更精緻的下颌，更高的發際線。不管改變了什麼，最終展現的是一種幹淨利落的美：富有光澤的秀發、精心修剪的眉毛、上妝精緻色澤恰好的豐唇。這種妝容制造出了一種疏離的神秘感，使人星光四溢，這讓全球女性更心馳神往。
這個時代最讓人懷念的女星們，如海蒂·拉瑪（Hedy Lamarr）、多羅西·拉莫（Dorothy Lamour）、珍· 哈露（Jean Harlow）、 麗塔·海華絲（Rita Hayworth）、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 和瓊·克勞馥（Joan Crawford）都有着極具标志性的紅唇，美到極緻。紅唇是她們高大上人物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使得公衆臣服于她們的美貌、成功和名聲。
1937年瓊·克勞馥（Joan Crawford）主演的喜劇電影《紅衣新娘》海報。她在片中飾演了一名裝扮成貴族的歌手，穿着花哨，塗抹口紅。
那些年，口紅是時尚和美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女性的日常妝容增添了風韻，無論她們是全職家庭主婦還是日益壯大的勞動力之一。紅唇女星們也刺激了口紅的盛行，因為她們熱衷于以紅唇形象在銀幕上亮相，即使參演的是古裝電影，而紅唇并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費雯·麗（Vivien Leigh）在《亂世佳人》中飾演斯佳麗·奧哈拉（Scarlett O’Hara）時，也上了精緻的紅唇妝，盡管故事發生在美國内戰時期。“嘴唇紅色與否取決于當時的時尚，” UCLA 戲劇電影及電視學院大衛·C.科普利服裝設計研究中心的創始人——德博拉·納杜曼·蘭蒂斯（Deborah Nadoolman Landis）說道，“無論實際情況如何，當觀衆塗着紅唇時，銀幕上也會是紅唇。”
塞西·比頓作品，瓊·克勞馥的肖像。
很顯然，這是一種共生關系：口紅是當時的風尚，銀幕角色的紅唇讓觀衆有認同感。好萊塢大美女們的銀幕紅唇推動了口紅的流行，使女性趨之若鹜。當然，也有其他口紅顔色的選擇，但紅色是迄今為止最受歡迎的。20世紀30年代末，如今已退市的品牌Volupte推出了兩款新色号：其中紅色的名為野丫頭（Hussy），暗示着極具誘惑的吸引力，還有一款端莊的柔粉名為淑女（Lady）。野丫頭的銷量比淑女多了8成。20世紀40年代中期，蜜絲·佛陀（Max Factor）刊登了一則平面廣告，以麗塔·海華絲（Rita Hayworth）為代言人推出了新的産品線，其中包含三個色号：淨紅、藍紅、玫紅。
麗塔·海華絲在1946年電影《吉爾達》中的定妝照。
出于對自然妝的推崇，口紅熱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消退了一些，但它在現代社會中始終傳遞着自信、優雅和美麗。因而對于很多女性來說，它始終在化妝品中占有一席之地：簡單的一抹紅唇是成熟老練的同義詞。它的精緻美麗使其成為紅地毯的标配，它的簇擁者包括前衛潮人蕾哈娜（Rihanna）和Lady Gaga，也包括偏愛經典妝扮的女星朱麗安·摩爾（Julianne Moore）和娜塔麗·波特曼（Natalie Portman）。閑暇時刻，對于周末穿牛仔褲的普通人而言，口紅可以讓最普通的裝束看起來進階和精緻，也能讓素顔精神抖擻。
原作者丨[美]雷切爾·費爾德
摘編丨肖舒妍
編輯丨徐悅東
導語部分校對丨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