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末至1922年初，魯迅在《晨報副刊》連載小說《阿Q正傳》。這部小說以清末民初的浙江農村為背景，描寫了一位破産農民阿Q的命運。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這部小說頗為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一些基本特征。
本來，以趙太爺為代表的地主士紳在未莊處于支配性地位，阿Q在他們眼裡宛如一粒塵埃。但是，當革命的消息傳至未莊之後，阿Q驚訝地發現，雖然自己深受綱常倫教熏染，覺得“革命黨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但革命風潮“卻使百裡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他堅信那些地主士紳會在這場革命中受到懲罰，自己将能翻身，是以“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而在阿Q的觀念裡，革命之要義就是“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歡喜誰就是誰”。魯迅：《阿Q正傳》，載《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513頁。可見，盡管辛亥前夕以知識分子為主的革命黨人運用各種新媒介宣揚革命，但在這些通篇充斥着各類新說的新式“高文典冊”卻未在如阿Q這樣的底層農民中間産生任何影響。他所了解的革命，就是單純的造反，就是社會地位的“風水輪流轉，今年到我家”。魯迅：《阿Q正傳》，載《魯迅全集》第1卷，第513頁。
不過革命也确實讓未莊的“上等人”們緊張了一陣，畢竟在清末的革命宣傳中也有關于“平均地權”之類主張的内容。是以當趙太爺見到阿Q時，一改往日的倨傲面孔，十分客氣地與他寒暄，問他最近是否“發财”了，甚至還把自己貶低為阿Q的“窮朋友”。這讓阿Q頗感驚訝。他在夢裡甚至憧憬着在推翻以趙太爺等人主導的鄉裡秩序時，“第一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魯迅：《阿Q正傳》，載《魯迅全集》第1卷，第514、515頁。而自己則與那些“革命黨”在一起，後者穿着白盔甲，拿着闆刀、鋼鞭、炸彈、洋炮。為何穿白盔甲？因為要給明朝的崇祯皇帝戴孝。在“反清複明”，血“甲申之恥”方面，或許是阿Q與清末的革命宣傳之間唯一有共鳴之處。
但是當阿Q從夢中醒來時，他發現革命之後的未莊“樣樣都照舊”。尼姑廟裡的老尼姑對他說，本以為會成為被革命對象的秀才與假洋鬼子，“他們已經來革過了”。這件事的原委如下：
那還是上午的事。趙秀才消息靈，一知道革命黨已在夜間進城，便将辮子盤在頂上，一早去拜訪那曆來也不相能的錢洋鬼子。這是“鹹與維新”的時候了，是以他們便談得很投機，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約去革命。他們想而又想，才想出靜修庵裡有一塊“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龍牌，是應該趕緊革掉的，于是又立刻同到庵裡去革命。魯迅：《阿Q正傳》，載《魯迅全集》第1卷，第516頁。
不僅如此，阿Q意識到，革命的暴風驟雨已然過去，“未莊的人心日見其安靜了。據傳來的消息，知道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麼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麼，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這些名目，未莊人都說不明白——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這和武昌起義之後全國的整體面貌十分相似，即舊日的清廷官吏短時間内紛紛改頭換面，繼續在新政權内擔任職務。而清末的革命者希望當時的“中等社會”能以救國為己任，運用自己的身份與地位動員群眾，溝通“下等社會”，實作“文明排外”。桑兵：《拒俄運動與中等社會的自覺》，載《曆史的本色：晚清民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63—84頁。而趙秀才、假洋鬼子們，恰恰也是“中等社會”中的一分子，是以，他們如此這般，自然也符合先前的革命政策。
革命之後，自然需要重建秩序。“這幾日裡，進城去的隻有一個假洋鬼子。趙秀才本也想靠着寄存箱子的淵源，親身去拜訪舉人老爺的，但因為有剪辮的危險，是以也就中止了。他寫了一封‘黃傘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帶上城，而且托他給自己紹介紹介，去進自由黨。假洋鬼子回來時，向秀才讨還了四塊洋錢，秀才便有一塊銀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莊人都驚服，說這是柿油黨的頂子，抵得一個翰林；趙太爺是以也驟然大闊，遠過于他兒子初隽秀才的時候，是以目空一切。”魯迅：《阿Q正傳》，載《魯迅全集》第1卷，第518頁。如此這般，這些昔日的特權者今日依然掌握着權力，并且還有了一個“自由黨”這樣華美且時髦的稱謂。而當早已立志革命的阿Q前去拜訪“革命同志”假洋鬼子時：
阿Q輕輕的走近了，站在趙白眼的背後，心裡想招呼，卻不知道怎麼說才好：叫他假洋鬼子固然是不行的了，洋人也不妥，革命黨也不妥，或者就應該叫洋先生了罷。
洋先生卻沒有見他，因為白着眼睛講得正起勁：
“我是性急的，是以我們見面，我總是說：洪哥！我們動手罷！他卻總說道No！——這是洋話，你們不懂的。否則早已成功了。然而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請我上湖北，我還沒有肯。誰願意在這小縣城裡做事情。……”
“唔……這個……”阿Q候他略停，終于用十二分的勇氣開口了，但不知道因為什麼，又并不叫他洋先生。
聽着說話的四個人都吃驚的回顧他。洋先生也才看見：
“什麼？”
“我……”
“出去！”
“我要投……”
“滾出去！”洋先生揚起哭喪棒來了。
趙白眼和閑人們便都吆喝道：“先生叫你滾出去，你還不聽麼！”
阿Q将手向頭上一遮，不自覺的逃出門外；洋先生倒也沒有追。他快跑了六十多步，這才慢慢的走，于是心裡便湧起了憂愁：洋先生不準他革命，他再沒有别的路；從此決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來叫他，他所有的抱負，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筆勾銷了。魯迅：《阿Q正傳》，載《魯迅全集》第1卷，第519—520頁。
在擁有傳統功名與留洋接受新知的秀才和假洋鬼子眼裡，身份卑微的阿Q根本配不上與他們為伍。像革命這樣的文明事業，豈能讓如此低賤之人參與其中。假洋鬼子嘴裡說出來的洋文，象征着他已然屬于上等的“文明人”了。這一群體才是革命的主要策劃者和參與者，革命之後建立新秩序的重任自然也應由這類人來承擔。是以，阿Q想通過革命來改變命運，卻被“不準革命”。革命也是需要資格的，而這種資格，與革命前所形成的身份地位與支配條件一脈相承。
對此，阿Q在深感失望之後，便是惱羞成怒。不久之後趙家遭搶，阿Q被當成罪犯逮捕。在衙門裡：
阿Q雖然有些忐忑，卻并不很苦悶，因為他那土谷祠裡的卧室，也并沒有比這間屋子更高明。那兩個也仿佛是鄉下人，漸漸和他兜搭起來了，一個說是舉人老爺要追他祖父欠下來的陳租，一個不知道為了什麼事。他們問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為我想造反”。
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栅欄門去了，到得大堂，上面坐着一個滿頭剃得精光的老頭子。阿Q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見下面站着一排兵，兩旁又站着十幾個長衫人物，也有滿頭剃得精光像這老頭子的，也有将一尺來長的頭發披在背後像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臉橫肉，怒目而視的看他；他便知道這人一定有些來曆，膝關節立刻自然而然的寬松，便跪了下去了。
“站着說！不要跪！”長衫人物都吆喝說。
阿Q雖然似乎懂得，但總覺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終于趁勢改為跪下了。
“奴隸性！……”長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說，但也沒有叫他起來。
“你從實招來罷，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那光頭的老頭子看定了阿Q的臉，沉靜的清楚的說。
“招罷！”長衫人物也大聲說。
“我本來要……來投……”阿Q胡裡胡塗的想了一通，這才斷斷續續的說。
“那麼，為什麼不來的呢？”老頭子和氣的問。
“假洋鬼子不準我！”
“胡說！此刻說，也遲了。現在你的同黨在那裡？”
“什麼？……”
“那一晚打劫趙家的一夥人。”
“他們沒有來叫我。他們自己搬走了。”阿Q提起來便憤憤。
“走到那裡去了呢？說出來便放你了。”老頭子更和氣了。
“我不知道……他們沒有來叫我……”魯迅：《阿Q正傳》，載《魯迅全集》第1卷，第522—523頁。
阿Q不但沒做成革命黨，而且還被革命之後建立立的權力機關視為盜賊。并且就連他出于對官府的畏懼而産生的表現，都被飽受新文明熏陶的革命新貴們視為“奴隸性”。如此這般，使阿Q受到了雙重壓迫：既被過去士紳支配的社會結構所壓迫，又被打着趨新名号，與過去權力結構具有高度親和性的新話語體系所壓迫。革命黨所宣稱的“民權”，似乎并未包括像阿Q這樣貧窮無告、身份低微的“民”。
在《阿Q正傳》裡，作為曾經的革命黨人的魯迅用文學的表現形式，刻畫了辛亥革命前後中國農村的面貌，揭示這場革命與士紳支配之間的親和關系，新政權的參與者與受益者，很大程度上與舊政權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隻是改變了意識形态說辭，并未改變中國社會基本結構，剝削不但普遍存在，而且被賦予新的權力合法性。由此他反思民國政權的權力基礎到底在哪裡，這場革命為何沒有讓中國大多數底層群眾獲益。
對于辛亥革命，除了看到其終結帝制，更要認識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雖然被今人稱頌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強調“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承認“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差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載夏新華等整理《近代中國憲政曆程：史料荟萃》，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56頁。但據曾經作為這場革命旁觀者的馮友蘭回憶：
我現在覺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動力，是紳權打倒官權，就是地主階級不當權派打倒地主階級當權派。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不但當時的一般人不懂，當時革命隊伍中的人也不是都很懂的。我也主張辛亥革命是資産階級民主革命。但我也認為，當時的資産階級力量是很軟弱的。所謂官權與紳權的鬥争，正是表現了當時地主階級内部的沖突，辛亥革命一起來，紳權便自然成為革命的一個同盟軍，一起反對當權的地主階級，即以清朝皇帝為代表的地主階級當權派的統治。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37頁。
親曆了辛亥革命在四川的蒙文通也回憶，“在滿清統治推翻以後，出現所謂民權之說，這個民權，實際上就是紳權”。蒙文通：《中國封建社會地主與佃農關系初探》，載蒙默編《蒙文通全集》第3冊，成都：巴蜀書社，2014年，第292頁。而根據汪榮祖老師的研究，辛亥革命期間，“在許多地區，革命黨人必須仰賴士紳的政治與經濟支援，才能宣布獨立”。作為革命者，“革命黨未能指導群衆運動，更無論動員人民。即使是最激進的革命黨人，多半出身寒微，較能同情下層社會的弱勢族群，卻也不知組織憤怒鄉民的重要性”。與之相反，“革命之後，民國的各級地方政府幾全賴士紳的經濟支援，根本不能冒犯包括‘劣紳’在内的士紳階級”。汪榮祖：《論辛亥革命的三股主要動力》，載《讀史三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60、261頁。張朋園統計，民國第一屆國會中的議員非富即貴，屬于上層社會，以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與社會特權為主要政治立場。張朋園：《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來曆屆議會選舉述論》，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8年，第103頁。在此背景下，正如民初政治的親曆者李劍農所述，當時所有政治團體“都是沒有群眾作基礎的政團，政團不過是讀書紳士階級的專用品”。是以參議院中的政黨“都與群眾不生關系，都成了水上無根的浮萍”。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83—284頁。
由此可推想，為何辛亥革命之後未能建立起名副其實的民主政治，紳權的壓倒性勝利或許是一個重要因素。
本文授權摘自王銳《中國現代思想史十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