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兩篇文章中，聊起了周穆王與本系列文章中的兩個主角：西安與洛陽之間的關聯。自然是各有各說的，本就不是嚴謹的史實研究，繼續各抒己見。在周穆王時期，穆王将國都從“豐鎬”遷至了“西鄭”，而“成周”“雒邑”，則是繼續承擔着位居天下之中而鞏固周王朝疆域穩定的政治作用！我始終認為，在西周時期，周王朝采用的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雙都”雙核制！
關于穆王究竟活了多少年，這個有不同的觀點，不多讨論。但根據《古本竹書紀年》中記載：“五十五年，王陟于祇宮。”，其意應該是崩于并葬在了“西鄭”。有一點我覺得挺有意思，在《竹書紀年》中，曾多次出現了“陟（zhi）”這個字，如寫到商代著名君王“武丁”時曾記：“五十九年，陟。”；記到周武王時有：“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很明顯，這個“陟”字的大體含義，應該就是君王去世的一種說法，類似于“崩”。可是我查了“陟”這個字很多相關的解釋，都沒有類似的含義，而比較統一的說法，就是向上攀登的意思，這也與我們國家古漢國文字的象形特點非常符合。那麼，如果以“陟”的字面來了解，再結合《竹書紀年》中所處的語境，是不是有“升天”的意思？畢竟，向上的極限，也就是天嘛。
閑扯出來幾句，繼續聊。穆王死後，他的兒子“姬翳（yi）邑”繼位，史稱周共王（也稱周恭王），而“恭王”繼位的地方，卻是在“豐鎬”。而且，從恭王起，所有與周王朝有關的史籍中，似乎都不再有關于“西鄭”與政治相關的記載，由此判斷，我認為，在穆王頻繁北征、西巡的時候，他的兒子已經逐漸地将自己的勢力向先前的國都“豐鎬”轉移，甚至有可能，隻有穆王在“西鄭”的時候，這裡才暫時行使國都的職能，而一旦穆王出行，“太子”和一衆宗室，還是比較習慣于去“豐鎬”活動。是以，在先王駕崩，新王卻沒有在王駕前繼位，而是傳回了“豐鎬”，可見，在周共王時期，周的國都也重新遷回了老地方。能夠交接得這麼迅速和順暢，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當時的“豐鎬”，應該是依舊保留着原有國都的行政建制，甚至一些老派的王室貴族們，就等着有這麼一天，周王會重新将國都遷回此地。最終，也如願以償。
這樣的話，無論以哪一種說法來看，“豐鎬”失去國都地位的時間，也至多有五十五年。在這五十五年中，由于周穆王的不斷征伐，使得周王朝的疆域進一步擴大，然而，連年征戰，國力也随之嚴重下降。同時，穆王強硬的對外政策也讓周邊的鄰邦開始對周王朝改變了以往尊崇的态度，慢慢産生了許多隔閡。這個在周穆王死後，周共王時期就表現得非常明顯。由于大多數内容與我們的“雙城記”并無太大關聯，也就不過多贅述。
周共王在位二十三年，去世後，由兒子“姬囏（jian）”繼位。史稱周懿王。如果從《谥法》上來看，這個“懿”字的注解為：“溫柔賢善曰懿。性純淑。”屬于中谥。但我覺得，其實換句話說，也就是說這個君主沒什麼本事，也沒犯什麼大錯罷了。然而，後世卻普遍認為，這個“懿”字，是對于這位周王朝第七代君主生性懦弱的“諷刺”，認為他沒有守住先輩們的基業，導緻周王朝開始逐漸走向衰敗。而這，就要從周王朝的又一次遷都說起。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經寫到過，周王朝在“平王東遷”之前，曾多次經曆遷都，于是也有“五遷六都”的說法。這六都分别是“岐邑”、“程邑”、“豐邑”、“鎬京”、“西鄭”和“犬丘”。在周懿王之前，最近的遷都當然是自己的祖父周穆王将國都遷到“西鄭”，然後父王又遷回了“豐鎬”，可這無論如何，也都僅僅是因為國内政策甚至于個人喜好的緣故。但是，發生在周懿王四年（前896年）的遷都“犬丘”事件，則是周王朝自從建立政權起，第一次由于畏懼外敵而選擇主動放棄自己的都城，被迫遷都！
在《史記·周本紀》中，關于周懿王的記載非常之少，全文僅有二十個字：“共王崩，子懿王艱立。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可見太史公對其也确實沒有什麼好說的。而向來記事極簡的《竹書紀年》，反倒是記載得更多些。“懿王，名堅。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鄭。七年，西戎侵鎬。十三年，翟人侵岐。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裡。十七年，魯厲公擢薨。二十一年，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二十五年，王陟。懿王之世，興居無節，号令不時，挈壺氏不能共其職，諸侯于是攜德。”從《竹書》中可見，“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裡。”那我們就先說一下這個“槐裡”。
“槐裡”，其實也就是“犬丘”，經秦更名為“廢丘”，至漢高祖劉邦将其改名“槐裡”。它大體位置長久以來都被認為是位于現在陝西鹹陽市轄内的興平市，為古時“扶風縣”。然而，在2019年，經考古發現的，位于原西安市長安區東馬坊村，現“西鹹新區”内的“東馬坊遺址”，則更接近于“廢丘”的實際位置。在查閱了一些相關的記錄之後，以我的觀點就是，我個人更傾向于在周時期，“犬丘”應該是處于現在的興平。主要原因有兩點，第一個就是：在《史記》等衆多曆史文獻中，都明确記載了懿王遷都于“犬丘”的事件，理應不會有假。以現在的地理區域上看，如果把周都“犬丘”認定為處于“東馬坊遺址”，那麼周懿王的遷都，實際上完全沒有必要了。因為雖然現在在“豐鎬遺址”中尚未發現出大型的符合周王室國都建制的遺迹，但已經相對比較普遍地認為“豐鎬”在此地無疑。而“鎬京”與“豐邑”就隔一條“沣水”，始終被歸為一座城市。那以“豐鎬遺址”與“東馬坊遺址”的距離來看，距離也太近了，步行也就是幾個小時的事。要說這次遷都是為了躲避蠻族入侵，那麼就這麼點距離，能起到什麼作用呢？
第二個原因，就是“東馬坊遺址”本身。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機關，“東馬坊遺址”的考古價值自然是非常之高。但是，從現有的考古發現，尤其是已經公開的内容上看，比較被認可的就是此處被基本可認定為“秦”時的“廢丘”，其遺迹建制雖大，但絕大多數似乎都被認定為戰國中期。而周懿王處于西周的後半段，這中間還是隔着好幾百年，以“秦”發源而來的“廢丘”來判定西周時期的曆史地點，我是認為不太合理的。是以，我還是比較傾向于最早的那種說法，即周穆王時期的“犬丘”，更可能今陝西鹹陽區域興平市東南約4公裡的阜寨鄉。
雖然說這個上面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同說法，但是我覺得換個角度看，似乎也并沒有太大的争議，因為如果熟悉這一區域地理得就很容易判斷了。無論是興平還是沣西新城，兩地的距離實際上是非常近的，即使在交通并不便利的周王朝，這個距離也完全可以了解為同一區域内。是以，周懿王的這一次遷都，實際上也就是将國都往西北方向轉移了幾十公裡而已，如果以現在廣義的區域來判定的話，也可以認為依舊是在現在西安市和鹹陽市的交界區域。把它歸于西安或者鹹陽，個人覺得，從地理上看似乎并沒有太大的差別。起碼，按照西周時期的“京畿”劃分上看，仍然屬于王室控制區。同在一個京畿範圍内，且距離這麼近，說是遷都，似乎有些牽強了。
聊了“犬丘”，那接着聊一下周懿王遷都的原因。《竹書紀年》中的幾句話，可以說是直接地講出了遷都的三個重要原因！首先就是“天再旦于鄭。”關于這個的解釋，現在較為廣泛的認知是，所謂的“天再旦”，實際上是一個非常罕見的天文現象，即在“卯時”（早晨5-7點間）發生的日全食，由于是天剛亮就發生的，是以給人的感覺就是天亮之後，這個從黑暗到光明的過程又被重複了一遍！是以，得出了“天再旦”的結論。這當然是我們偉大先人對于天文的記載，在這一領域，我們向來是領先于全世界的。當然，這又屬于别的學科，在本文中，也就不多言了。咱也不懂。
那就這個天象來說，考慮到當時人們對于“天生異象”的認知，這當然是一個非常令人無法了解的事情，是以，也必然會引起一定的恐慌。在前文中也提過，在周昭王在位期間，也在鎬京出現過一些異象，比如河、井、泉、池裡的水同時泛漲，井中的水竟然溢出井外，緊接着宮殿和民宅山川大地都搖晃起來。夜裡有五色光氣入貫紫徽星座，遍于四方，盡作青紅色，天空竟然看不見二十八宿 。古人認為天象和人間為表裡，王道缺失才招緻異象疊生。于是才有了對于昭王“王道微缺”的評價。現在看來，有些天文知識的人自然會明白，那些都是比如像月食等一類的自然現象。但對于當時，那肯定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了。昭王由此被認作“王道微缺”，那懿王自然又不敢輕視，遂有了遷都的念頭。
如果說“天生異象”是根本原因的話，那麼另外兩項則就是懿王遷都的直接原因，這就是“七年，西戎侵鎬。十三年，翟人侵岐。”從現今的地理上看，如果入侵“豐鎬”的“西戎”真的是在西邊的話，那麼首先受到攻擊的應當是現在的寶雞和鹹陽區域，也就是“周原”、“西鄭”和“犬丘”等地，可記載上确實直接在攻擊“鎬京”，也可見，當時的“西戎”勢力範圍中所謂的西，隻是後世以廣泛的中原地區為坐标參考的，而對于當時的“豐鎬”而言，相對更準确的方向應該是西北。這也從另一個角度驗證了為什麼當初周穆王與犬戎作戰的時候，會從雒邑向北，再向西。也隻有這樣，“戎族”的入侵才有可能先至“豐鎬”而未及“犬丘”、“周原”等地。
而關于這個“翟人”，按照稱呼上看，似乎應該是文王期間就與周發生過戰争的“翟國”，或者說“翟地”。據記載，這個“翟”在周早期是一個更強大的部族，周部族就是因為與其争鬥不過，才遷至岐地。而現有的一些史料，将這個“翟”的區域歸于現在陝西省北部的榆林市以及山西西北部，那麼，從這個地理上看，他們能進攻“岐邑”，也隻能說是符合攻擊方向，但似乎更應該也是先到達“豐鎬”。但也可以了解，不同部族的進攻路線不同吧。那麼，在這種嚴重遭受外族入侵的情況下，為了維系王朝政權，短暫的遷都也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卻又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需要提出來了，那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周懿王為什麼會選擇遷都“犬丘”呢？
非常不合理！
無論所遷的“犬丘”準确位址是在哪裡，有一點肯定的是，它肯定是處于現今西安和鹹陽中間這一段區域。而也有記載，懿王遷都是為了避免“豐鎬”被異族入侵，而選擇更靠近“周原”的地方。那麼，如果《竹書紀年》中所記屬實，當時的情況就是“周原”被“翟人”進攻，而“豐鎬”則是被“西戎”進攻，站在任何一種戰略性的思維方式來考慮，此時的周王都不應該将國都遷至一個位于兩個被異族攻擊的區域之間，那豈不是自虐式的把自己放在一個腹背受敵的境地嗎？像這種情況，如果“豐鎬”受來自西北方向的攻擊，而且同時更西的岐地也處于危險境地，當然是應當向東了。本身東邊就設立的有一個完整的國都“成周”雒邑呀！周懿王為什麼會反其道而行之，一定要遷都戰略縱深更小的“犬丘”呢？豈不是非常詭異？
關于這個懿王遷都的說法，也有衆多版本。我個人對其中一個觀點非常感興趣，那就是極有可能，當時的周懿王并不是主動遷都，而是被政變流放了。這種說法源自于原北京師範大學，後在北京軍區工作的退休教授李沣先生的相關觀點。李教授認為，從周懿王與之後的周王繼位順序上看，存在着很大的疑問。《史記·周本紀》中記：“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複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也就是說，在懿王之後并不是他的兒子繼位，而是由他父親的兄弟“姬辟方”繼位，史稱“周孝王”。在周孝王死後，并不是順位繼承，而是通過“諸侯複立”才使懿王的兒子姬燮繼承王位，也就是“周夷王”。從這非常詭異的王位繼承過程來看，極有可能發生的就是在周懿王在位期間，“姬辟方”就在“豐鎬”發動了政變，但并沒有将自己的這個王侄幹掉，而是找了個地方給流放軟禁了。
這就又要說起“犬丘”這個地方了。在後秦将其更名為“廢丘”。這個地方是幹嘛的？看過小說《大秦帝國》的應該有印象，這個地方是周王室養馬的大學營，秦的初代國君“非子”就是在這裡被周孝王發現并賞識的。這樣一個養馬的地方，又處于關中曾經的三個周都城“岐邑”、“豐鎬”和“西鄭”之間，無險可守，無宗可尋，怎麼看，都不像是一個适合在國家危難時刻建立國都的地方。而且，從考古發現上來看，對應周懿王時期的發現在所謂“犬丘”的區域内也并無太多與國都建制相應的印證，而多為戰國中期，是以，這裡确實不太像一個偌大王朝的一代都城。要說是監視軟禁，倒是非常合适，既是在“豐鎬”的鼻子底下，不怕你興風作浪，又不讓你離老王室宗親聚集的“周原”太近，省的你得到老貴族勢力的支援，也算是雙保險了。關于這個說法，還是請大家與機會去查詢一下李沣教授的文章，期間内容非常豐富有趣，隻是與本文主題關聯不太大，是以也不多言。
按照這個觀點，所謂的“懿王遷都犬丘”，實際上就是後來繼任的周孝王為了掩蓋自己“篡權政變”的事實而編造的一個假象而已。那麼也說明了，此時的“豐鎬”，也依舊是作為周王朝都城“宗周”而繼續存在的。這樣的話，以我的觀點就是，從穆王之後，周王朝的國都還是依舊位于“豐鎬”，直至周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