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甯
在香港本土關注小人物的倫理電影中，“類家庭”是較為常用的叙事手法。該手法中的主人公，常以對抗的方式實作對社會問題的追問與解決，修補不同階層之間的社會關系，重建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與信任。在此過程中，關切“類家庭”成員的訴求與感受，呈現出“克己”的溫情主義傳統。
《麥路人》劇照
近期上映的《麥路人》對“類家庭”叙事進行了借用與改寫，具體表現為：将叙事空間向外延展、将個體叙事放大，期望實作将“克己”傳統在悲劇宿命中推延至極緻的效果。表面上看，這樣的借用與改寫凸顯了小人物群像中每個個體的挫折與困境，但同時也削弱了個體之間深厚感情聯結邏輯上的合理性，使影片落入了個體情感極度渲染與群體情感邏輯缺失的境地之中，難以引起共情。
“類家庭”叙事的傳統模式
“類家庭”是指不具有血緣家庭關系的人之間，通過各種方式實作類似于家庭關系的一種人際交往實踐模式。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就出現了“類家庭”叙事的電影：因為貧困與亂世，一群小人物聚居在一層樓裡，各人有自己的難題，盡管由于品流複雜而時生沖突，但危機來臨時便齊心協力，共渡難關。《危樓春曉》（1953）、《同撈同煲》（1956）、《拉車得美》（1958）、《一樓十四夥》（1964）等，都是相關代表作。
1963年王為一導演的《七十二家房客》與1973年楚原導演的同名電影，都将故事發生地放在一個群租城寨，呈現底層人群與包租公、包租婆的對抗，以及面對惡勢力時的友愛與團結。2004年周星馳執導的《功夫》發生在“類家庭”的九龍城寨，同樣是在正邪兩派的對抗與鬥争中展現底層人群間的互助。
這些影片常常采用“對抗”模式，用集體主義的方式面對共同的問題，并在此過程中，舍己救人、相扶相助，凝結成深厚的感情。其中，“克己”的溫情主義傳統具體表現為含蓄節制、溫柔、隐忍、樂于助人。
叙事空間的延展
因家庭沖突離家出走的青年深仔、破産潦倒的前金融才俊博哥、事業下滑的中年過氣女歌手阿珍，為幫婆婆償還賭債而拼命打工的單親媽媽阿妍，因老婆自殺而精神崩潰的等伯、找不到工作的失意街頭畫家口水祥等，是電影《麥路人》的主角，是一群抛離原生家庭、不被這座城市接納的人。他們共同遊離于正常的社會秩序和結構之外，變成了一群受困于底層社會的人。他們白天或奔走于底層勞動的打工場所，或用盡渾身解數靠撿拾謀生，晚上則蜷居在快餐店裡，匆忙、驚慌地苟活，呈現出被漠視和被遺忘的底層生活圖景。
《麥路人》将香港電影“類家庭”叙事的空間延展至更沒有安全感的快餐店。空間不是被動地容納各種社會關系，而本身是一個強大的、充滿活力的變數。與之前将叙事空間放置在固定空間不同的是，《麥路人》中的“家”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家，不再具備一個穩定的、可提供安全感的空間，而是被延展成流動的、不穩定的、可以随時被驅逐的公共空間。銀幕上流動的快餐店空間，也是無所依存的心靈空間，而因消毒暫停營業的一天，更放大了“麥”空間的不穩定性與安全感的缺乏。
這樣的空間轉向展現出創作者冷眼旁觀的姿态，收起悲憫之心，将這樣一群無所依存的人驅逐出安全空間，将殘酷的現實撕碎後展示給觀衆，讓其對麥路人承受的一切都感同身受。尤其是對麥路人生活細節的全景式呈現，将“家庭”叙事的空間延展與流動，更顯得漂泊無依。例如，在無比落魄的人生階段仍然有灰色條紋西裝與白色襯衫包裹着殘存的體面，在無比困難的生存條件下磨練出娴熟的生活技能，甚至在人生無比絕望時為了“每天醒來有飯吃”而抛棄尊嚴廉恥。
叙事空間的不穩定性，導緻人物關系充滿脆弱性與疏離感。麥路人缺乏穩固情感的固定空間，流動性帶來了陌生感與距離感，無法通過臨時在快餐店的暫時休息得到消解。
個體叙事的放大
影片《麥路人》中，“類家庭”成員并沒有集體對抗的對象，個體叙事表現出放大化趨勢，将共同面對生活的困境簡化為每個個體對抗生活窘境的問題，所面對的困難變得個體化與分散化。這樣，缺失了共同面對生活困境的情感粘合，麥路人之間的“克己”助人顯得矯飾與刻意。
因為行動上缺少了一緻性的理由，是以太過分散的個體對抗演變成一場全方位無法彌合的叙事裂痕，成為麥路人的理由似乎也流于表層。這使得原本深刻的現實揭示演變成口号式的控訴與呼喊，聲嘶力竭卻毫無感情。
除此之外，片中主人公似乎被推至“克己”的極緻，對人生困境毫無反抗之力，唯一能做的隻是隐忍與接受。“在等什麼？”“等運氣，你不也是嗎？”深仔與博哥的對話，顯示了影片為突出主人公在困境中的掙紮，掩蓋了其改變現實的可能性，使得麥路人之間的互相扶持失去了意義。《麥路人》的“類家庭”叙事隻表現了接受與面對的一面，弱化甚至遮蔽了掙紮與反抗的可能：面對生活的層層重壓與困境，唯一的解決辦法是逃避或者逆來順受。這導緻影片嘗試呈現的人生困境及生活的不易改變，滑入宿命的旋渦中，失去了鮮活生命本該具有的抗争力量。
“類家庭”叙事在香港電影中由來已久，這類題材往往以小見大，承載着香港特定時代的社會文化、倫理價值與情感結構。《麥路人》作為當下香港情感結構的影像投射，“類家庭”叙事的借用與改寫使其在過度強調個體叙事的過程中，遠離了影片本該觸及的核心問題：這一群人緣何成為麥路人，如何才能擺脫這個身份？“類家庭”成員之間的互相幫助，隻能表面上緩解個體經受打擊時的暫時苦痛，卻無法深刻地更改悲劇的結局與宿命。
博哥兄妹偶遇的地方是六合彩開獎處，兩個人坐在長椅上，隻談及過去的美好，卻不肯直面與解決當下的苦痛。這是影片中主人公的問題，或許也是影片創作本身的問題。
（作者系北京電影學院電影學系講師，碩士生導師）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