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方言裡有個詞叫“揾食”，用來指代工作，形象生動。
揾食艱難成為很多人的口頭禅，市井味撲面而來。1949年後的香港，從日軍統治中解脫出來，又迎來大量因戰亂、動蕩而躲避至此的難民。揾食成為最緊迫的問題。很多電影反映了新環境下普通市民的生存之道，粵語片[危樓春曉]是其中之一。
[危樓春曉]豆瓣7.6
1949年，中國内地上映了鄭君裡執導的[烏鴉與麻雀]，故事圍繞一群住在上海弄堂老房子裡的租客展開，背景自然是當時動蕩的時局，人們為了生計，苦不堪言。
1953年，中國香港上映了李鐵執導的粵語片[危樓春曉]，形式和[烏鴉與麻雀]類似，呈現一棟舊房裡的租客的生活，折射民生問題。
[烏鴉與麻雀]1949豆瓣8.6
影片的開頭是一組不見高樓林立與寬敞大道的市井小巷的鏡頭，行人與揾食者穿梭其中，接着，畫面跟随主角羅明進入快富巷裡的一棟老房子。市儈的黃大班最先與其碰面，雖然處于失業狀态，但靠着積蓄和放貸，日子過得最滋潤。
包租婆三姑正要趕走欠房租的二叔一家，把房間租給羅明。樓道裡，衆人說情，先是黃大班妻子的表妹阿芳讓出自己的房間，夜宿陽台，然後是仗義的威哥與白小姐幫湊租金，二叔一家才不至淪落街頭。
這場入住的小風波刻畫了房客的身份、性格，上下兩層樓，狹小的空間，流淌着升鬥小民的鄰裡情。做老師的羅明，整日穿着白色西裝；夜總會陪酒的白小姐，身着修身的旗袍，舉止優雅。
他們是社會發展的新世代，老舊房子裡的希望，但此時也隻是外表看上去體面，背後的生活就和他們居住的環境一樣，破敗不堪。
市井在中國文化裡大概可以和江湖一詞對應。
前者是在小商業活動中發展出的社會形态，尤其表現為鄰裡關系，進而影響到他們為人處世的方式，例如斤斤計較但又能保持融洽互助的關系；後者是俠義文化的産物，講究一種冒險和闖蕩的精神，帶有某種理想主義。相比之下，市井更接近生活本來的味道。
[危樓春曉]裡的市井味，展現在二層小樓裡，房客之間的關系上。唯一的公共生活區是走廊，生活的苦悶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威哥是房客中的和事佬、仗義的大哥，堅信“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做人原則，調劑鄰裡生活。
當然，利益的沖突必然存在，放貸的黃大班占着房間不交租，膽小的包租婆專欺負老實人，明理的羅明走頭無路時也會變得和包租婆一樣刻薄。
透過房客群像，影片傳達了非常樸素的生存觀。最後羅明辭去收租工作，幫助威哥度過難關。危樓在一夜風雨之中崩塌，但是鄰裡關系變得更加牢固。在後來的粵語片[難兄難弟](1960)、[七十二家房客](1963)、[籠民](1992)中，都能看到香港電影對小市民互幫互助生活的刻畫，以此反映某些民生問題。
[難兄難弟]豆瓣7.6、[七十二家房客]豆瓣7.8、[籠民]豆瓣8.9
1953年的香港正值戰後經濟複蘇的初期階段，大量新移民在短期内造成就業困難和住宿緊張，但是為香港經濟從港口貿易為主向工業化轉變提供了基礎，加工制造業發展迅速。這種發展環境造就了香港人勤懇務實的性格。
此時的電影工業尚未進入邵氏時代，主流電影是帶着傳統倫理觀的國語片，類型化不明顯。粵語片同期也非常流行，但是早期的粵語電影多由粵劇名伶出演，改編自粵劇，制作粗糙簡單。在[危樓春曉]中飾演威哥的吳楚帆聯合二十多位粵語片電影人創辦中聯電影企業公司，提升粵語片制作水準，堅持用電影反映現實，讴歌普通人。[危樓春曉]便是這一創作理念的産物。
老式樓房裡的房客、失業的老師、開出租的威哥、夜總會陪酒的白小姐，是當時社會的微縮，如同老舍的《茶館》，生動反映了曆史程序中的個體處境。[危樓春曉]呈現的正是工業化時代到來前的香港市民的生活。這些電影的共同點是情感核心非常接近現實人物，場景設計亦是如此。
《茶館》1981，豆瓣9.4
觀衆通過影片看到的是自己的生活，或者像是在體驗以前隻在戲曲中感受到的家國情仇，這是中國人最傳統保守的藝術需求。
很快，這一需求就發生了變化。
前面說到新移民為香港發展經濟提供了大量勞動力，同時工業化促進了中産階級的興起，香港進入市民社會，基本的民生問題相繼解決或改善，是以觀衆對電影娛樂性的需求漸漸發生變化。進入1960年代，像[危樓春曉]這鐘恪守傳統倫理觀和叙事的電影慢慢退熱，武俠、戲曲、黑幫、功夫等類型片開始流行。市民喜劇也開始改頭換面，更多表現職場、愛情故事。
電影的内容和形式随着時代而變化。1950年代，香港社會的主流價值觀還比較傳統，電影行業的操縱者們多數是在傳統文化的滋養下成長起來，是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電影雖然十分強調娛樂性，但是故事相當寫實，貼近主流價值觀或現實生活。
随着市民社會的成形，娛樂的形式和需求都發生轉變，過于老舊的電影内容漸漸失去市場，新成長起來的電影人探索了更多元化的電影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