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書院、廬陽書院……合肥這些書院你知道多少？

“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秉燭之明。”

從三百年前恪守“文風須向上遊争”的巢湖書院，到如今教育人才輩出的黃麓師範，從古鎮三河到諾貝爾領獎台上的楊振甯……曆史見證了這一方水土的繁榮，千年時光不改巢湖之畔的“好學之風”。

“北有黃麓，南有曉莊”

“好學之風”在此流傳

從三百年前以“文風須向上遊争”為恪守名言的“巢湖書院”，到如今培育多樣教育人才的“黃麓師範”，百餘年來，“好學之風”一直在這裡延續。

“隐居”于巢湖邊一個秀美鄉村的黃麓師範，其前身是民國十八年愛國将領張治中在其家鄉洪家疃始創的黃麓學校(六年制國小)，至今已近百年曆史。當時，陶行知創辦曉莊師範，開啟了“師範教育下鄉”的先河，大獲成功。這讓張治中很動心，回老家開發一塊“試驗田”，發展農村教育。

初創的黃麓學校面向全省招生，主要為農村國小培養中低年級教師，第一年就招收高小畢業生約100人。學校設立社會事業輔導部，指導高年級師生“下鄉”，在東至烔炀、西至施口、北至撮鎮、南至姥山的鄉村，創辦農村國小、農民夜校、掃盲識字班。也正是因為這所鄉間學校，當地的兒童、青年們才開始接受現代教育，讀書的風氣漸漸展開。據記載，1935年，黃麓各區農村學校、短期國小班，共有就讀學生近4000人，巢湖之濱的廣大農村有了“文化味”。

當時，黃麓學校的教育受到普遍贊揚，成為鄉村教育的楷模，聞名中國大江南北，甚至與曉莊師範比肩，有着“北有黃麓，南有曉莊”之說。戰火滄桑，黃麓師範幾度曲折、曆經艱辛，至今依然矗立于江淮大地、巢湖之濱。

在抗戰前的10年，黃麓學校試行“教學做合一”“小先生”“藝友制”，實施多種辦學形式、多種學制并舉，不僅培養造就了大批鄉村教員，而且方圓近百裡的群眾上萬人受到了國民教育或群眾教育，進而推動了普及義務教育和鄉村建設，其影響及于全省。抗日戰争爆發後，黃師于民國二十七年春停辦，師生或流亡後方，或在家鄉參加抗日活動，有的投奔了延安。抗戰勝利後，安徽省于民國三十五年調整全省中等學校布局，在張治中的大力贊助下，将全椒的省立古河師範遷至洪家疃，更名安徽省立黃麓師範學校。

根據校史記載，新中國成立後，政府撥款擴建黃師，除辦好師範和實驗國小外，1950年在張家窪增辦了附中，1951年試辦了中文、數理等專修科，培養國中教師，并舉辦函授教育，幫助在職教師進修提高。1953年暑期，根據安徽省調整整頓師範教育工作計劃，将黃師試辦的專修科并入蕪湖皖南師範專修科，将黃師師生及部分裝置調往合肥，改建為合肥師範學校;同時将巢湖師範與巢縣初師合并，遷至洪家疃，建立新的黃麓師範學校。

建立校園“民國風”十足

至今已培育3萬名教育人

如今，提及“黃麓師範學校”很多人并不陌生，建立後的校園不僅曆史感十足，更是一處“民國風”打卡地。

沿着環巢湖大道一路向東抵達黃麓師範學校，青磚黛瓦、拱券柱式的建築風格讓這座“隐”在巢湖之畔的學校别有韻味，校園内四棟曆史仿古建築——桂翁堂、大禮堂、科學館、思源堂，也仿佛述說着這裡的百年曆史。

校園内，一尊漢白玉的張治中先生雕像矗立眼前，身後就是新修繕的思源堂，“黃山鐘秀，巢水清蒼，平疇沃野，稻熟麥香”，堂前一塊“思源堂銘”記錄了這棟建築的寓意，旨在教導學生“飲水思源”。

桂翁堂建成時，張治中從南京移栽廣玉蘭一棵、龍柏兩棵作紀念。據考證，這棵廣玉蘭最早栽種于1885年的金陵大學農學院，由張治中從南京空運過來移栽。後來張治中回鄉視察期間，曾經多次在桂翁堂向黃麓師範全體師生演講，傳播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鼓勵學校師生要緻力于鄉村教育事業。如今的桂翁堂布置為展覽室，展示黃麓師範近百年來的風雨曆程，以及張治中為鄉村教育做出的巨大貢獻。

黃麓師範也一直堅持張治中将軍教育興國的理想，秉持“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的教育思想，為國家教育事業培養了3萬餘名教育工作者，畢業生遍布海内外，特别是合肥地區中國小及幼稚園，一大批優秀畢業生成為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和中國小及幼稚園的管理幹部，以及高校與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

“有書聲，有線聲

有孩兒聲，才是人家”

合肥自古崇尚詩書、重視教育，大大小小的書院、學塾遍布街巷，曆代考取進士百餘人。今天的合肥，細細尋覓，依然能探得“詩書禮儀古廬州”的蹤迹，穿越千年光陰仍然書香彌漫。

“蒙以養正，聖功也”，古往今來，中國人一直重視兒童教育。古代的“國小”，稱為“蒙學”。

一直以來，學塾是蒙學的教學主力，在民間尤其是農村頗為流行。蔡傳轼撰寫的《舊時的合肥學塾》中記載，古廬州的學塾源遠流長，或是富貴人家請老師到家裡教書，稱為坐館，亦稱東館;或是教師在家設館教學，稱為私塾。兩者之中，設館最多，一直維持到解放初期，東館在上世紀30年代就逐漸絕迹。

在合肥，曾有一塊石碑上的内容被人們津津樂道：“有書聲，有線聲，有孩兒聲，才是人家。”足見合肥人的教育情結。隻要經濟條件允許，廬州人家一定會送孩子讀書，有些貧寒家庭甯願“勒緊褲帶”，也決不輕廢子女學業。學塾屬于私學，入學不用考試，隻要征得老師同意即可。古廬州人尊師重教，在他們的傳統觀念裡，先生是引導前程的人，應“視師大于父”。

包公書院，位于包河之洲的香花墩，正是今天的包公祠所在地。常有合肥人說，香花墩是包公年少讀書的地方，其實不然，它是後人為紀念包公而建的，起初為寺廟，明代改建為包公書院，供包公後裔和城内有聲望的大家子弟讀書。山東新城縣知縣黃金在《包公書院記》中，記載了修建始末和書院“花容”：“郡城有河，河之中有洲，舊為浮圖氏之教所據。太守至是，撤而去之。南面建屋無間，中坐公像，東西翼以夾室，植竹木于周圍，而環之以牆，前建大門，其地俊，疊石為梯，數十級登焉……”

廬陽書院是廬州城另一著名書院，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間，原名為“橫渠書院”，當時“門堂講舍十餘楹”。根據《安徽教育志》記載，廬陽書院是為清朝科舉制度服務的，合肥、廬江、舒城、無為、巢縣五邑生童肄業之所，教授《四書》《五經》等儒家典籍。書院名師荟萃，桐城派著名學者方東樹、李鴻章恩師楊靜賢等曾任院長，晚清合肥“三怪”朱景昭、徐子苓、王尚辰曾主持講席。

蔡悉是明朝“理學名臣”，為官40餘年，位列九卿之重，正史為其列傳以彰其功德。祖居肥東的老人汪慶典說，舊時過年，蔡氏家族戶戶通用一副對聯：“江北儒林第，淮西理學家。”

65歲時，蔡悉辭官回到合肥，修建規模宏大的稅課司舍，開辦“大學堂”。他以“毋自欺”為宗旨，“眼開于緻知，腳立于格物”，教授四方學子數百人，“東林三君子”之一的鄒元、泰州學派“唯一特出者”羅近溪、理學家耿定向等“皆負笈而遊”。廬州“大學堂”被視為天下正宗，“孔曾而下，直與程朱諸君子相伯仲”，社會評價高于同期的“東林書院”。

蔡悉被尊為一代夫子，“大學堂”聞名全國，廬州論學驟然成為天下盛事。當時的“大學堂”到底有多火呢?史料記載，明代開國元勳劉伯溫的嫡系後代等貴胄，一直侍學在側;桐城學派領頭人方學漸，過廬論學，也折服于蔡悉之學，願入門下。蔡悉辭世後，“大學堂”改為蔡文毅公祠，曆經戰亂，解放前改創為私立新生國小，幾經更名，2009年底定名為逍遙津國小。

重教興學英才輩出

合肥已成創新天地

在中國的曆史上，有過許多選拔人才的制度。而科舉考試則始于隋朝隋炀帝年間，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廢除，整整綿延存在了1300多年。中國的曆史上一共産生了600多名狀元，其徽區域一共有28位。而據考證，合肥一共出過4位狀元郎。

合肥曆史上人才輩出，不僅有狀元，還有很多進士，出色的文化成果，和本地的辦學是分不開的。

廬州官學的發展培養出了包拯、馬亮、姚铉等一批傑出人才。科舉是那時學子出仕的主要途徑。宋代教育發達，包拯等廬州士子也是通過科舉考試入朝為官。這一時期，考中進士者人數衆多，遠超隋唐時期。有文獻可考的進士有31人，合肥縣22人，廬江縣9人。這一時期，合肥還出現了一些父子、兄弟同登進士的科第世家。如合肥的包令儀、包拯父子，馬亮、馬仲甫父子，楊察、楊寘兄弟;廬江的王之道、王之義、王之深兄弟三人同年及第，人稱其家為“三桂堂”，而王之道、王蔺也是父子進士。

時間回到現代，談及合肥籍人才，楊振甯當仁不讓，他也是名副其實、重于泰山的國之棟梁。

楊振甯1922年10月1日生于合肥。1957年，在瑞典舉辦的諾貝爾獎頒獎慶典中，兩位華人實體學家備受矚目，他們就是35歲的楊振甯和31歲的李政道。他們倆憑借“弱互相作用中宇稱不守恒理論”共同獲得了諾貝爾實體學獎。這也是華人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獎。除了諾貝爾獎，楊振甯還取得了一系列卓越的成就，例如楊-米爾斯規範場理論和楊-巴克斯特方程式等。

1976年，獲得諾貝爾實體學獎的丁肇中教授曾評價道，“中國人在國際科學上建立不朽之功績者，乃楊振甯始。”

創新之道，唯在得人。如今，在大湖之畔，合肥這座“養人之城”，已成為一片創新的天地。新的趕考路上，合肥勇當“兩個開路先鋒”，加快實作“五高”，聚力建設“七城”，努力争當全球科技創新的“開拓者”、全國戰新産業發展的“排頭兵”、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優等生”、全省“三地一區”建設的“領頭雁”。

原标題：合肥這些書院，你知道多少？

來源：萬家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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