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趙振宇 1945年12月生于江蘇揚州寶應縣，曾任中國政府加勒比事務特使。畢業于上海外國語學院，1970年入外交部工作，先後在外交人員服務局、外交部美大司、駐多倫多總領事館、駐加拿大使館等部門任科員、秘書及參贊等職；1999年至2003年任中國駐巴巴新幾內亞大使；2003年至2006年任中國駐牙買加大使兼任中國常駐國際海底管理局代表；2009年，被外交部授予優秀外交官稱号；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任中國政府世博會副總代表。
在中國，隻要提起大洋彼岸的加拿大，人們首先會想到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諾爾曼·白求恩。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首府多倫多市，還有一位曾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過卓越貢獻、與白求恩同時代的人，他就是被宋慶齡副主席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授予其“人民友好使者”榮譽稱号的文幼章（James G. Endicott）。筆者在多倫多任職期間，曾有幸結識這位令人高山仰止的老人，多次聆聽他講述在中國近30年的傳奇人生。
初會文幼章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筆者曾三次常駐楓葉之國加拿大。1983至1987年，我在渥太華中國駐加使館工作時，就聽說過文幼章其人。那時使館定期收到他從多倫多寓所寄來的英文雙月刊《加拿大遠東通訊》，我是其忠實的讀者，對文幼章滿懷敬意。
文幼章
1990年3月，我重返加拿大，任職于中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館。5月的一天，風和日麗，我偕夫人前往拜訪仰慕已久的文幼章老人。這是一座甯靜而溫馨的兩層樓老式寓所，庭院裡草木蔥茏，門前擺放着幾盆鮮花，生機勃勃，一如居所裡的主人，雖已屆耄耋之年，但仍充滿活力。文老身着西服，在第二任夫人埃拉的陪伴下，坐在客廳裡的輪椅上迎候我們。
文老談鋒甚健，海闊天空，從國際上反對霸權主義和邪惡勢力，到中國國内的“四人幫”覆滅和改革開放新氣象等，既有他對來自中國和海外各種資訊的梳理，也有其個人對問題的研究與思考。
他還不時穿插一些親曆故事，比如1969年中國和蘇聯關系惡化時，蘇聯人曾企圖颠覆中國政權，并已付諸行動，着手為中國拼湊一個新的“革命中央委員會”，其物色的主要人選中，除一直在莫斯科的王明外，還有居住在多倫多的中共創始人之一張國焘。蘇聯駐加使館一等秘書庫盧希内，為此特地從渥太華來到多倫多，尋求文幼章的幫助，請其安排他與張國焘晤面，當即遭到文老的拒絕。後來，這一計劃也胎死腹中。
談及《加拿大遠東通訊》時，文老回憶說，該刊的前身《上海時事通訊》是他1946年6月在上海創刊；1953年更名為《加拿大遠東通訊》，在多倫多出版。
《通訊》每期都由他親自撰稿、編輯、發行，讀者群主要是加拿大、美國以及一些歐洲國家關注與研究中國的政界、知識界人士。自創刊以來，他幾十年如一日，心系中國，一直以報道和評述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主題，向西方世界介紹共産黨上司下的新中國一系列的曆史變革，包括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社會等各領域的新發展。
《通訊》伴随着新中國的成長，一路走來，既收獲了越來越多的讀者和新中國的支援者，也以友好的姿态、客觀的立場，在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
文老向我坦露心迹，其發行《加拿大遠東通訊》還有一個初衷——為了增進加拿大和美國人民與中國人民的友誼，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加拿大、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承認。他說，雖然加拿大遲至1970年10月才與中國建交，但他所上司的加拿大和平運動委員會，是新中國成立後，最早向加政府提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加拿大社會團體。
随着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早在1968年，文老就敏銳地觀察并預見到中加建交的時機已經臨近。為此，他起草了一份電文，放在日常攜帶的皮夾子裡，随時準備發給周恩來。
文幼章1938年在重慶向中國新兵作動員
1970年10月13日，中加兩國同時在各自首都公布了建交公報。聞此消息，他立即激動地打開皮夾，取出電報稿，給周恩來總理發去已存放兩年的賀電：“請允許我對加拿大政府最終同你的政府建立正常關系表示欣慰。我們歡迎兩國人民之間建立友好關系這一時刻的到來。”
文老縱談天下事，輪椅上面有乾坤。初次見面，給我和夫人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出自中國的叛逆者
我和夫人每隔一段時間就代表總領館去看望文老和埃拉，他的次子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遠東曆史學家文忠志，小女兒雪莉和時任加中友協主席的女婿蘇威廉等家人有時也在座。
每逢相聚，大家都以文老為中心，圍坐在他的輪椅旁，聽他述說在中國所親曆的人生故事。文忠志用一句很經典的話定義了他父親非同尋常的一生：“出自中國的叛逆者。”
文老則由衷地向我們強調：“我從中國在精神上收獲的更多更大。我對中國的幫助很小，而中國革命卻把我由一名傳教士變成了新人。”
文煥章夫婦與孩子們 ，後排中為文幼章
1898年12月，文幼章出生在四川嘉定（今樂山市）一個虔誠的加拿大基督教牧師家庭，在那裡度過了早期的童年歲月。幼時，他常與中國小夥伴們一起玩耍，不經意間練就了川語“童子功”。他曾即興為我們背誦過一首熟爛于心的四川童謠，使滿座皆驚。後來他回到加拿大讀書，1918年初，随加拿大軍團赴法國參加抗擊德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凱旋後，進入多倫多大學維多利亞學院，攻讀英語、曆史、哲學、文學、神學、教會史、比較宗教等專業課程。
1925年12月，文老子承父業，以加拿大聯合教會牧師的身份回到闊别多年的四川，一面在成都和重慶一帶傳教，一面在華西協和大學等大中學校教授英語。他極具語言天賦，探索出一套以“聽說領先”為要義的“英語直接教學法”，取得良好效果，其任教的重慶大學還出版發行了他的英語直接教學法課本。為了學好中文，他特地聘請了一位不會講英語的家庭教師，每天五小時專心學習，逼迫自己盡快融入當地的語境中，漸漸地會用流利的川語與周圍人交談。
文幼章與妻子的結婚照
1952年，他攜夫人文月華回中國通路，“鄉音”依舊。其四川樂山“老鄉”郭沫若副總理會見他時，兩人用川語親切交談。郭沫若見他中文講得如此道地，不由得驚歎道：“你的中文與中國人說的毫無差別！”事實上，我們每次見面時，他在很多情況下也講川語，隻是不時用英語向在座的家人作些解釋。離開中國40多年後，他仍能講一口道地的四川話，使我感到十分震撼。
在刻苦學習中文的同時，文老也十分重視了解中國的國情與民意。由于長期接觸普通群眾，他對川東地區貧民百姓的疾苦有真切的了解。中國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壓迫的殘酷現實,使他逐漸将傳播基督教教義與實作社會公正結合起來。他反對帝國主義以武力在中國取得特權，主張應尊重中國群眾的愛國情緒，取消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不平等條約。
他在重慶一所教會中學教學時，在其創辦的《精益英文周報》上，不但刊登英語學習知識，還登載一些政治評論，針砭時弊，品評社會。随着在中國社會知名度的提高，文幼章的言行引起了其他傳教士的不滿，也遭到教會的反對。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在全國人民的反對聲中積極準備發動内戰，并于1945年12月1日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 慘案”，鎮壓學生的反内戰運動。12月9日，成都學生在少城公園舉行遊行集會，聲援昆明學生。
作為集會上唯一的外籍教授，文幼章不僅冒着生命危險接受邀請，而且在軍警的嚴密監視下，不顧有人扔手榴彈恐吓，勇敢地走上講台發表演講，獲得了學生們雷鳴般的歡呼。他在向我們追憶這段經曆時說，投身這場鬥争是其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标志着自己從空想的知識分子改良觀點轉到獻身革命的立場。
文幼章1975年重返位于樂山的白塔街故居
文老的這一舉動，不但在教會和外國傳教士中引起了強烈反應，而且國民黨政府教育部也立即照會加拿大聯合教會，宣布他為不受歡迎的外國人，限其一月之内離開中國，否則将驅逐其出境。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幼章感到他不能再繼續傳播教會要他傳播的“福音”了，決定辭去教會的神職。他緻信教會說，該決定是其經過長期而痛苦的考慮的結果。他認為自己有責任去積極參加為改善人們狀況的社會政治鬥争。1946年6月，他的辭職請求獲多倫多方面準許，正式結束了傳教生涯。
（注：該文首發于《黨史博覽》2018年第3期，此次文字有少許改動）
未完待續~
作者 | 趙振宇
編輯 | 外交官說事兒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