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年譜長編》（下簡稱《王譜》）是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薛龍春教授又一力作，這個“力”，敝人更傾向于特指費力而言。作為該書初稿的拜讀者之一，同時也因為敝人正在編纂《何紹基年譜》，是以想談一點觀感，求教于龍春兄及各位方家。
相信對于多數人而言，王铎是以書法大家兼貳臣的形象而深入人心的，對于前者，今人當無異議。可是對于貳臣這一評價，我在讀完本書後，頗費躊躇。
王铎早年除了以文學自負，也頗思立功名于亂世，如，崇祯二年（1629）有書緻趙率教，洋洋數千言，暢論禦敵之方（《王譜》170-172頁）。崇祯四年冬夜（1631），與吳阿衡等飲，吳出示曾經手刃敵軍之寶劍，王铎有歌：“尚方久稽張禹頭，下酒定取匈奴血。寶劍酬價須萬戶，複城者一堡十五……為語張李諸君子，定遠封侯會有時。”（《王譜》223頁）這并非全屬文人修辭，王铎兄弟确實屢次遇寇并有馬上殺敵的經曆（《王譜》249、468頁）。崇祯十一年（1638），王铎奏請“得四千強兵，請纓以系寇頸，緻之阙下。”（《王譜》558-560頁）可惜，終明之世未得一試身手，不但如此，在崇祯十一年經筵講章中，王铎牽連時事，有“白骨如林”之語，上為之變色，左右皆震恐（《王譜》517頁），這次逆鱗之怒，對王铎為官心态的影響可以想見。
即使在弘光朝官至次輔，也并非王铎的高光時刻，雖然王铎曾經發願于關帝前：“令铎為千古房、杜諸人，不令铎為章惇、王珪一途人”（《王譜》896頁），無奈朱由崧聽命于馬世英，王铎并無實權，多次乞休不得，一面是屢次上疏不見采納，一面又在谏阻太監将兵、請勿立東廠諸疏中，時有“焚之勿露左右”諸語（《王譜》915、916、918、953頁），憂怖之情不難揣測。
王铎《琅華館帖》（局部）
若再結合他在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後《诘甲申之事》：“故君擇臣，臣亦擇君，孰肯以其身徒勞于是非黑白混淆之世，以性命日待于湯镬之前欤？”（《王譜》927-928頁）以及順治八年（1651）跋嶽飛手迹：“使武穆不蚤亡，高宗蚤薨，收死灰以噓之，起斃一桧如腐田鼠，黃龍一方将□□不遑矣。”（《王譜》1342頁）如此驚世駭俗，則對于王铎在弘光帝被清兵所執後，“戟手數其罪惡，且曰：‘餘非爾臣，安所得拜？’遂攘臂呼叱而去。”（《王譜》977頁）也就不足為怪了。
與這個天崩地裂的地代相呼應，明清易代之際，王铎家中變故頻出，崇祯十三年（1640），父卒（《王譜》653頁）；崇祯十四年（1641），母卒（《王譜》682頁）。而随之在兩次避難江南途中，崇祯十五年（1642），妻馬氏卒于桃源（《王譜》771頁）；崇祯十六年（1643），幼子無争喪于揚州（《王譜》810頁）；三妺及三女卒于蘇州（《王譜》824頁）；同年北歸後，四子無技卒（《王譜》850頁）。順治三年（1646），四弟镆卒（《王譜》1035頁）。所謂哀莫大于心死，大約也不過如此。
正是在人設崩蹋及家庭變故雙重打擊下，入清後的王铎放浪自恣，誠如他在順治七年（1650）《六十歌》所雲：“人生衰年當自得，夢眼邯鄲總戲場。前代史書紛如蟻，好醜無定徒張惶。是以酒卮不肯咒，悲事歡事如泥臭。”（《王譜》1313頁）又如順治八年（1651）緻三弟書中自述：“衰老餘生，遭際轗轲，殊無快意事，無快意時，無相對快意之人、之物”（《王譜》1399頁）。是以王铎晚年作書，每每“左攜勝友，環以歌姬，逸興遄發，墨渖淋漓，勃然書此”（《王譜》1334頁），正是晚明風氣兼個人境遇使然。
以上，是敝人讀完本書以後對王铎認知之大略，本書作為嚴肅的學術著作，并未刻意為王铎翻案，但是通過本書的叙述，王铎人生軌迹之邏輯鍊條，無疑更趨完整，讀者諸君自會對王铎有客觀公允的評價。
王铎《拟山園帖》（局部）
以上權作本文的引子。其實無論對龍春兄還是對我來說，貳臣問題都不是重點，對龍春兄來說，完整呈現王铎一生仕宦、交遊、藝術活動，并為學界研究易代之際政治、文化提供參考，是編纂本書的宗旨；對我來說，透過本書，可以領教龍春兄在研究王铎過程中在材料上所下的功夫。
關于材料，這其實并不是一個新話題，清人學風素來講究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何況年譜之學，始于宋，盛于清，今人學術受清人沾溉，自然同樣遵此鐵律，但具體到各人，所下的功夫卻有深有淺。
對一個學者而言，材料搜集和整個研究過程相終始，是以龍春兄的十五年王铎研究所學生涯，無疑也是十五年材料搜集的過程。翻閱本書所附參考書目可知，龍春兄所引用明清詩文集達三百餘種，地方志達四百餘種，着實令人瞠目！
同時，龍春兄的十五年王铎材料搜集過程，恰好見證了文獻檢索、利用方式的遞嬗過程，即從初期的傳統檢索方式、紙質文本閱讀到目前相容傳統方式及電子檢索、閱讀（E考證）的轉變，從這點上說，不止是龍春兄，所有治傳統文史學科的同行，都是新技術的受益者，就看能不能與時俱進。
王铎《杜陵秋興詩卷》
另外，編纂書畫家年譜，一個繞不過去的難題是，需要搜集散見世界各地的書畫作品（圖檔），龍春兄竟搜集到千餘件王铎作品（圖檔），對一個明末清初的書畫家而言，不啻是個奇迹，豈非冥冥之中，神鬼有以呵護？而在本書中，我們還有幸發現，崇祯十四年元旦、順治三年端午、順治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等（《王譜》666、1063、1343頁），王铎在一日之中曾創作數件作品，這種記錄在本書中不下十餘條。如今這類作品散見世界各地，龍春兄大作得以著錄之，不無珠還合浦、劍合延平之意。
談到龍春兄的圖版搜集，還有一點讓人豔羨，他曾經多次赴港、台、美國、日本訪學或講學，不但得以搜集到數量頗豐的海外公私藏品（圖檔），有不少博物館的藏品甚至可以調閱實物并拍攝。同時，由于龍春兄已在學術界建立一定知名度，國内部分文博機構也樂意為他查閱資料提供友善。這種情形，終究隻是個案，放到其他人身上顯然無法複制。
要之，龍春兄在書畫家研究領域，在材料搜集上所下的功夫，不敢說千載一時，至少以個人力量而言，在目前的條件下，無人能夠超越，僅憑這點，已足以奠定這套百萬字數的年譜的份量。
圖書内頁
下面就本書引用的材料稍作舉例：
《王铎年譜長編》中，除大量引用王铎本人詩文集、尺牍及書畫題跋外（此為題中應有之義，茲不贅述），還引用王氏書迹，如：順治八年（1651）文語軸：“辛卯二月，過龔公孝升齋，同北海、雲生談詩，披少陵卷。龔公曰：其書數行。時彥甫十指壓紙，墨調氣和，恨吾老病，兼以數夜勞頓，女郎按筝吳歈，不放王癡出門，至臂痛髀軟，作吼豹聲，始得間奔入轎子中，而已晃然出扶桑矣。為告龔公曰：吾疲，龔公豈并不首肯？豈不首肯？”（《王譜》1332頁）雖系書法創作，也實為紀實獨幕喜劇文，不僅有強烈的即視感，更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又如：戴明說《定園詩集》卷首刻王铎論詩手迹雲：“不奇不古，不深不厚，不創不難，故曰勿驟學其易，恐草率爛熟也。勿驟冀其甘，恐淺薄套襲也……故曰務其大不務其小，務其奇不務其平，務其創不務其因……。”這段論詩，雖未收入王铎本人詩文集，實為他本人重要文藝宣言，且所論何止詩文，書畫亦然，茲為《年譜》順治五年（1648）二月所收（《王譜》1169頁）。又如：崇祯十七年（1644），王铎為避寇遠赴江南，時友人張文光、彭而述同行，年譜中除了引王铎本人所作《甲申與禹峰伯寀仲亮仗劍走東南曠野中趙邢警報時至路遇強寇馳過不無嗟及》諸詩外，又引彭而述《燕邸晤張谯明給谏話舊 有引》《谯明詩序》、張文光《鬥齋詩選》小引等（《王譜》865-871頁），進而使得這段颠沛流離有了史詩般的時代厚重感。又如：本書引用地方志甚夥，除了征引人物傳記、職官等資訊外，其《藝文志》也頗足采撷，《年譜》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有“六日，訪王心一園”條叙事（《王譜》882頁），考王氏本人詩文集，雖收入《遊玄珠園同徐顧二君》諸篇，卻未載日期，《（乾隆）長洲縣志》卷三十四《藝文志》收王心一《四月初六日王覺斯過訪歸田園偕徐元歎蔣伯玉顧青霞小飲》，其日期遂為《年譜》采信。至于崇祯十五年春日王铎緻朱之俊劄（《王譜》750頁），則得之《（順治）汾陽縣志》卷四《藝文》所收《大宗伯王铎書》，更是彌足珍貴。此外，崇祯六年（1633）所引田蘭芳《王文安公墨迹記》（《王譜》296頁）、崇祯十六年（1643）所引張缙彥《依水園記》（《王譜》835頁）、順治六年（1649）所引陳名夏《題王覺斯書卷後》（《王譜》1210頁）薛所蘊《王尚書畫壁歌》《觀王尚書運筆歌》（《王譜》1222頁），或是關于王铎書畫創作的情景描述，或是對王铎書畫藝術的美學批評，是關于王铎書畫被欣賞、接受以及傳播的寶貴材料，相對王氏本人的叙述，這種來自他者視角的文字，更是不可或缺。
王铎《唐詩卷》（局部）
除了收集材料，龍春兄在材料考辨方面也頗費功夫，如：考證王铎繪《竹》扇，由落款“寄園”“鳴老”考證出該扇系王氏為朱翊釱所繪（《王譜》49頁）；又考證範景文手劄，由範劄“先君志銘而借兄椽筆，感泐金石，今已刻成……又先祖遺墨一帙，并求尊跋”雲雲，據王氏文集收《題範會川先輩墨迹》（按：會川，景文之父），考證此劄為範氏緻王铎者（《王譜》401頁）。這類考證看似簡單，實則由于作者建立起強大的人物資訊資料庫。
此外，本書對王铎詩文集材料也多有訂誤，如，王氏《池河碑記》，文集原作“丙子十月朔”雲雲（《王譜》354頁），其實按諸王氏行迹，所載實為崇祯八年（乙亥）事。又如，崇祯十六年（1643）《安山歌》，有“六月載書泲水灣”雲雲（《王譜》812頁），然而考王氏行蹤，此際在蘇州，尚未抵濟甯。又，文集收《夏鎮錄》：“乙酉初春，流寇大亂”雲雲（《王譜》873頁），其實所載實為甲申年事。這類詩文時間上的訛誤，或許因為古人草稿行文中，于時間項往往空缺，待日後定稿時不免差謬。為此在年譜的編纂中，需通過不同材料的比對、行程的排比予以推敲排查，需極具細心、耐心。
不但如此，龍春兄又考訂出王铎詩集卷首黃道周《題王覺斯初集》（語涉“天啟三株樹”篇），實改竄自蔣德璟為王所作序（《王譜》67頁）；而倪元璐為王所作《五言代序》，實改竄自王铎為倪元璐作《代言選》序（《王譜》293-294頁）。諸如此類，出于王氏家族有意為之，尤屬重大發現，詳龍春兄專題論文《順治十年刊<拟山園選集>的篡改與王铎形象的重塑》，已有賀宏亮先生在澎湃書評《王铎研究的大成果——〈王铎年譜長編〉與其一生行迹及考辨》論及，并建議在本書中予以标揭，茲不縷述。
談到王铎材料的搜集整理，還離不了最基本的環節：文字釋讀。王铎好用奇字，《贈王思任詩卷》（《王譜》570頁，圖47）《跋松談閣印史》（《王譜》572頁，圖49）即然，此外，王铎也擅草書，是以釋讀文字成為一項基本要求，龍春兄臨池經驗豐富，在這方面有着過硬的基本功，足以保準文字釋讀的品質。
王铎《草書立軸》
龍春兄多次在接受訪談時提及，《王铎年譜長編》隻是他研究王铎的副産品，這話并非謙辭，他在王铎研究領域的豐富儲備，不但成就了《王铎年譜長編》，也催生了諸多成果，即以近期出版的《王铎四書》為例，所收“王铎與集王字碑”“王铎刻帖考論”“王铎詩文稿的文獻價值與藝術趣味”“工具、材料與王铎的書作”，試問有哪一篇少得了材料的積累？以最後一篇來說，龍春兄對材料的重視，決不僅限于文本内容，也包括物質材料及形态，多年來，我屢次追随龍春兄參觀各地博物館展覽及拍賣會預展，他總能對書畫的真僞、材質、用筆、用墨等仔細推求，抽絲剝繭有如破案一樣。
2020年有一個詞成為流行語：内卷。我沒有專門研究過學術界有沒有内卷，又是怎樣的内卷，但是我相信，在一定程度上，材料的拓展也意味着方法、思路的拓展，假如有朝一日我們連擷取更多材料的沖動都沒有了，那就意味着隻能重複自己，這，不就是一種内卷？
回到《王铎年譜長編》，由于王铎文風晦澀，加之王氏詩文集雖然有多種刻本傳世，但均非精善之本，加以卷帙浩繁，是以無論是底本有誤，抑或龍春兄編纂失檢，纰漏實屬難免，茲舉若幹例：
《關山山頂關帝廟殿募疏》“茲铎之出斯厄也，神所況以降之福铎也”句（《王譜》356頁），“況”疑是“贶”之訛。
《答灌溪》：“天重困仆，亂離之後，避地姑胥，不能學伯鸾春”句（《王譜》815頁），“春”疑是“舂”之訛。
《雪景山水》扇（《王譜》1239頁），釋文“念象相跂”，經核對實物圖檔，當為 “意象”之訛。
《香夢齋記》“夫天下之悲歡淡濃順逆死生，皆幻而夢之，先遭不爽，則非幻也。夢之先遭不爽，不轉瞬即幻而香之。年年歲歲不去，則非幻也”句（414頁），句讀疑作：“夫天下之悲歡淡濃順逆死生皆幻，而夢之先遭不爽，則非幻也。夢之先遭不爽，不轉瞬即幻，而香之年年歲歲不去，則非幻也。”
《與某人劄》（《王譜》390頁），該劄語涉冒襄錄遺事，龍春兄以為王铎緻冒襄者，恐不确，據下引王铎《冒中垣傳》（《王譜》398頁），冒起宗（按：起宗，冒襄父）為大行時，與王铎交善，則以情理推之，此次錄遺，當系起宗先行緻函王铎，方顯鄭重。
王铎《贈别沈石友詩卷》（局部）
舉出上述例子，并非敝人吹毛求疵，因為龍春兄的初稿出來後，蒙老兄不棄，曾與敝人商榷數四，是以龍春兄的疏漏，也是敝人的疏漏。雖然龍春兄和敝人一樣，都希望年譜書稿更完美些再面世，但對于一部百萬字規模的著作而言，時間成本太大，是以不如像龍春兄表态的那樣，仰賴海内方家指教吧！
龍春兄在接受公衆号“展玩”訪談時，回顧十五年王铎研究所學生涯，曾經引陸放翁“白發無情侵老境，青燈有味似兒時”詩以抒感慨，敝人對此感同身受，十餘年來屢次與龍春兄去北京查資料，那時候在文津街北圖老館查資料時，一包煎餅可以打發一整天時間，又或者，在某大學圖書館古籍部互相掩護着偷拍資料（帶食物進圖書館和偷拍資料俱屬違規，為了省錢省時間，樂此不疲），那樣的情景依然曆曆在目。而現在，龍春兄所在的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由白謙慎先生、龍春兄、陳碩、蔡春旭弟身上，這種敏而好學之風已薪火相傳，弟曷勝敬仰之至！
（本文原載于《中國書法》2021年第3期，作者機關：南京工業大學）
《王铎年譜長編》
薛龍春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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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年譜長編 ￥306.5 購買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8">内容簡介</h1>
王铎，字覺斯、覺四、覺之，号嵩樵，河南孟津人。明天啟二年進士，崇祯間曆任右谕德、南京翰林院掌院、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十三年遷南京禮部尚書，以丁艱未赴，十七年國變前夕升禮部尚書，未赴任。弘光間任文淵閣大學士，位至次輔。順治二年五月與錢謙益等于南京迎降清軍，次年起仕清，任禮部侍郎管弘文院事，直至去世。
王铎是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書法家之一，也是一個曆仕明清兩朝的“貳臣”，在藝術史、文化史與政治史上都有很高的研究價值，本譜以王铎一生行迹、交往與詩文書畫活動為中心，以年月日編次，以煌煌百餘萬字勾勒出王铎的一生。全書征引豐富、考證精細，除對王铎本人的文集、書作、刻帖、手稿、信劄等進行系統的整理與考證外，還将其同時期的書家、友人的大量詩文集、筆記、信劄等做了搜集與細讀，具有重要的文獻史料價值與學術研究價值。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0">作者簡介</h1>
薛龍春，1971年10月生，江蘇高郵人。現為浙江大學文化遺産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04年于南京藝術學院獲文學博士學位。2006年入南京大學曆史系博士後流動站。2008-2009年度獲美國學術團體協會（ACLS）頒發的青年學者學術獎金，任波士頓大學藝術史系通路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16-17世紀中國書法篆刻史及尺牍文獻等，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著有《張懷瓘書學著作考論》、《鄭簠研究》、《王寵年譜》、《雅宜山色：王寵的人生與書法》、《元明書法談叢》、《古歡：黃易與乾嘉金石時尚》等，編有《請循其本：古代書法創作研究國際學術讨論會論文集》（與孫曉雲合作）、《飛鴻萬裡：華人德緻白謙慎一百劄（1983-2000）》等。曾獲第七屆全國書學讨論會一等獎，第三、五屆中國書法蘭亭獎理論獎二等獎。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滄浪書社社員。善書法，曾多次為《中國書法》、《中國書畫》、《書法》等專業雜志紹介。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2">編輯推薦</h1>
☆全景式展現王铎一生之豐富經曆。王铎作為一代書壇巨匠，名滿天下，與董其昌并稱“南董北王”，更有“後王勝前王（王羲之）”之譽；然身為明臣降清，負疚終身，終于死後名列《貳臣傳》中，一生毀譽參半。
☆全書引用資料豐富，考證精細，附以精心編制之人名索引，以譜主為中心可窺得明末清初書壇、政壇、文壇之一斑。圖冊收錄王铎作品160餘幅，相當部分為首次披露，四色高清印刷，可與年譜互相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