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前言</h1>
毛澤東，中國共産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創者和上司者。在我們的眼中，毛主席一直是個意氣風發、堅韌不拔、沉着冷靜指揮着百萬大軍的人。
然而，在1934年，躺在病床上，臉色被疾病折磨的雀黑的毛澤東，對着妻子發出了“天要亡我”的悲号，而其妻賀子珍見此情景更說不出一句話，暗暗垂淚。
毛澤東和賀子珍
那麼是什麼讓一直意氣風發的毛主席發出了這樣的悲号？是什麼讓堅強的賀子珍淚流不止？接下來讓我們翻開曆史的畫卷，來一探究竟吧。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87">一、話語權逐漸喪失</h1>
開國大将陳毅曾經說過；“毛主席是一個受過侮辱、冤枉和虐待的人。在他蒙受恥辱，被送到後方休養時，沒有一個人去看望他。因為誰也不敢接近他。”
在後來，毛澤東也說道：“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
那麼，那個時候毛主席到底經曆了什麼呢？
時間來到1931年，正值國共内戰時期，中國共産黨總書記向忠發在被捕後叛變。同年5月底，蔣介石親任總司令，率兵開始了對中國紅軍的第三次圍剿。
第三次反“圍剿”戰争示意圖
在毛澤東、朱德的正确上司下，中央紅軍采取“誘敵深入，攻其薄弱”方針，再一次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圍剿行動。但針對中國蘇維埃遭遇的重重艱難險境，蘇聯方面以共産國際的名義派來了王明、博古等人擔任我黨“一把手”，去上司我國紅色政權的下一步行動。
就在這時，毛澤東“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的想法受到了質疑。
取而代之的，來自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王明、博古認為中國隻有如俄國一般，先武裝奪取城市，才能在之後奪取全國的政權。
王明
由于在革命方向、路線出現了不同的看法，毛澤東的話語權逐漸喪失。毛澤東本人也曾被王明一派斥為“鄉巴佬”、“山溝溝裡搞出不來馬克思的人”。
1931年6月，蔣介石在廬山召開湘、鄂、豫、皖、贛五省“剿匪”會議。
在會議上，蔣介石一改先前原有的作戰方法，制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方針，派出了較之前更多的精銳，準備在全國範圍内對蘇區發動新一輪的“圍剿”行動，進而給予我黨政權重創，以達到全面殲滅的效果。
第四次反“圍剿”戰争示意圖
同年7月，蔣介石調集30餘萬兵力進攻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如何打破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呢？黨内上司在破解蔣介石包圍圈上有了不同的意見。
毛澤東從實際情況出發，将紅軍主力暫退到根據地内的青塘一帶進行修整，以尋求戰機。但王明博古一派在應對國民黨此次圍剿行動中，全盤照搬蘇聯的經驗。他們不同意毛澤東如此布兵，反之要大部隊繼續向北，逼近南昌，攻打南昌。
1931年11月，贛南會議召開，會議上撤銷了毛澤東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以及紅一方面軍書記職務，毛澤東的話語權進一步喪失。
毛澤東
1932年底，朱德和周恩來根據實際情況，摒棄了王明等人“先發制人、攻打南昌”的錯誤指揮，采取了毛澤東積極防禦的思想，最終上司紅軍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戰争的勝利。
但當時黨内上司在“仗怎麼打”的問題上，出現了衆多不同的意見。
1932年10月，中共中央局召開了甯都會議。會上他們對于毛澤東在紅軍中實行的戰略戰術進行了讨論，如：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方針被指責為“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義”；“向贛東北發展”主張被指責為“對武裝奪取中心城市的消極怠工”。
甯都會議之後，毛澤東被召回了後方，話語權進一步喪失。
毛澤東雖然喪失了話語權，但他依然心系戰事、心系中國紅色政權的發展存亡。
在周恩來後來的回憶裡，毛澤東在被調回後方之時曾對他說過：“需要我的時候，打個招呼就行。”
但就這樣一個滿心都是人民、國家的人被迫在福建長汀福音醫院裡開始了喝茶、療養的閑散生活。可謂是“可憐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有一天，博古等人辦事經過福建長汀，有人建議他去福音醫院看望一下毛澤東，誰知那個26歲的年輕人不屑一顧地說道：“小毛，有什麼好看的！”
福音醫院舊址
毛主席在後來也曾這麼形容他在福建長汀福音醫院療養的日子：“他們把我浸到糞坑裡，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在那給我的任務就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從上面來看，我們都難以想象毛主席在那個時候經曆了怎麼樣的困難挫折和人情冷暖。
但在那段被召回後方的日子裡，我們偉大的毛主席并沒有一蹶不振，相反得是，他依然時刻關心着國共戰事，大量閱讀馬克思主義文學，并深入群衆進行社會調查。
在福音醫院期間，毛澤東在廣泛深入群衆後，起草了《關心群衆生活，要注意方式方法》一文，也是在那個時候，他的群衆觀念發生了質的變化。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96">二、幼子夭折，紅軍受重創</h1>
1933年10月份的秋天十分寒冷，而在這時，賀子珍早産生下了一個男嬰。因為這個孩子出生在戰争時期，是以毛澤東夫婦給孩子起名“豆豆”，諧音鬥争的“鬥”。又為了紀念在反圍剿戰争中英勇作戰的紅軍以及和其哥哥毛岸紅聯名，孩子的大名被起為了“毛岸軍”。
不足月出生的毛岸軍體質十分虛弱。為此，賀子珍在孩子身上花費了加倍的心思，她精心照看，生怕有什麼不測發生。毛澤東看着這個虛弱的兒子，也曾也屢次皺着眉頭擔憂地說道：“這個孩子的出生，生不逢時啊！但是我們一定要想盡辦法養活他，不能再失去了。”
毛岸軍的出生，給抑郁不得志的毛澤東帶來了不少的溫情，他常常将剛出生的毛岸軍抱在懷裡逗弄。
但當時的毛澤東依然塵外孤标，所處處境用後來毛澤東自己的話形容就是“過着小媳婦的日子”。
一天，毛澤東身邊的警衛員跟物資供應部門的人吵了起來。
“你們怎麼能夠少給東西？毛主席雖然現在不主持工作了，但他還是中央政府的主席呢！沒有見過像你們這樣狗眼看人低的人！”
“我們就這樣少給了，有本事你到中央去告啊！”
賀子珍
最後此事還是被得知此事的賀子珍解決了。但在物資供應上，毛主席都飽受苛刻對待，可見其處境的艱難。
1933年11月，福建事變發生了。在福音醫院療養的毛澤東得知此事十分高興，他連寫數封信，積極建議中央要利用好這一天賜良機，團結對我黨友好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進而從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
但數封建議信卻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沒有得到回應。積極進言的毛澤東大大感到失望了。
隻見福音療養院内，一個身着中山裝的人，仰天長歎：“豎子不足為某，若一直由此無知之輩掌握上司權，那紅軍必定一敗塗地。”
1934年1月16日，蔣介石的大軍攻克第十九路軍，福州被蔣介石占領了。這時候，博古與李德才知道他們錯失了一次絕美反擊敵人的機會。
蔣軍占領福州後，中央蘇區再一次成為其直接攻打目标。1月下旬，蔣介石陸陸續續集結了更多的兵力，繼續朝着中央蘇區大肆進攻，中央蘇區的情況不容樂觀。
也就在這個危急存亡的時刻，毛岸軍因為體質太弱，最終還是夭折了。在毛岸軍即将入土時，毛澤東不禁扶着棺椁，哭泣道：“孩子，爸爸對不住你呀。”而身旁的賀子珍早已泣不成聲。
博古
此時，中共蘇區在王明、博古的帶領下，與兵力強盛，武器先進的敵人進行一次又一次地“血拼”。
1934年4月，廣昌保衛戰中，紅軍9個師在敵人飛機的狂轟濫炸中損失慘重。剛剛經受喪子之痛的毛澤東得知這個消息時一連幾天都沒有講話。他為死去的孩子心痛，同時也為在廣昌保衛戰中犧牲的無數戰士心痛。
廣昌保衛戰紀念碑
隻見一顆百年老樟樹下，“豆豆”毛岸軍的墳墓旁，一位雙鬓已有白發的中年人蹲坐在荒草中，不發一句話，但一支一支地點燃着香煙。而在距離毛澤東數步的地方，賀子珍停下了步伐，她默默地看着前方那個蕭索的背影，無聲的眼淚淌了下來。
三、身染重病，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1934年9月，在廣昌保衛戰中嘗到甜頭的蔣介石，準備一舉殲滅中央蘇區。100萬軍隊、200多架飛機從四面八方向着中央蘇區襲來了。
相對于敵人的聲勢浩大，中央蘇軍隻有區區8萬主力軍，這一次，中央蘇區又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了。
毛澤東在認真分析敵我兵力情況後再次向博古、李德建議：“敵人出動如此強盛的兵力，是想将我們圍困至死。但他們的兵力是分散行進，進行合圍的。我們不妨不打他首批隊伍，不打他之後的後續部隊，就集中所有兵力從側方打他最後的接應部隊。這樣打，我們定能跳出這個不斷縮緊的“包圍圈”。
李德
但是博古，李德依然我行我素，對毛澤東的建議不屑一顧，向全軍下發了“兵分六路，全線防禦”的指令。
8萬紅軍全部集結起來尚不能對抗蔣介石的百萬大軍，更何況兵分6路呢？之後紅軍在與兵力衆多的敵人的戰鬥中節節失利。
9月初，紅軍僅剩瑞金、石城、甯都等狹小地區，中央蘇區瀕臨絕境。
紅軍、根據地就像是毛澤東的孩子一般，但如今兩者都經曆了重創。毛澤東當時的心可謂是着急、煎熬。
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毛澤東在甯都患上了重病。病床上的毛澤東在疾病的折磨下已經臉色發黑，肌肉酸痛、劇烈頭痛以及惡心反胃還緻使他連睡覺都不得安穩。
他一度覺得他要扛不住疾病的侵擾了，但想到中共所遇到的險情又不敢輕易向病魔投降。病魔一輪又一輪地侵襲，這個曾冷靜指揮數十萬兵作戰的中年人終于顯示出了他脆弱的一面，他對着妻子賀子珍咬牙垂淚道：“天亡我也啊。”
賀子珍一直陪伴在毛澤東的身邊照顧并鼓勵他：“潤之，你會好起來的，一定會好起來的，挺住，我需要你，孩子需要你，中國革命也需要你呀。”
傅連暲
幸而，中共蘇區有一名“神醫”——傅連暲。他在電話裡得知毛澤東生病後，就立即趕過去親自診斷治療。
在一番診斷之後，傅連暲斷定毛澤東患上了惡性瘧疾。病情十分危急，被惡性瘧疾纏身的毛澤東已經開始時不時地昏迷。傅連暲醫者仁心，立馬連開幾劑強藥，穩定毛澤東的病情。晚上，為了防止毛澤東病情突變，傅連暲一連幾天都直接睡在了毛澤東床邊的榻上。
最後在傅連暲的不斷努力下，毛澤東的病情終于開始慢慢好轉。但面對如此傾心傾力的傅連暲醫生，毛澤東卻在一定程度上可謂是一個“不聽話的病人”。
毛主席
病情剛剛有所好轉，躺在病床上的毛澤東就迫不及待地開始看書看報。傅連暲每每看到此情景就不住地勸導：“要注意休息呀，這身體還沒好全呢。”
“情況這麼危急，我怎麼能夠安心躺着呢。”
1933年9月末，蔣介石開始對中央紅區“斬草除根”了，中央僅剩的幾個地區岌岌可危。
毛澤東不顧自己剛剛大病初愈的身體，認真分析敵我局勢，積極地向中央建議：“我們可以将敵人最薄弱之處——江西布防的兵力，引進湖南境界，然後依靠地形優勢，打敗敵人，進而跳出敵人的包圍圈。”
然而這個建議依舊沒中央被采納，就這樣，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最後希望，還沒付諸行動就破滅了。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14">四、守得雲開見月明</h1>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争失敗，紅軍主力和上司機關被迫倉促地離開根據地，開始漫漫的長征路。
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戰役打響了。中央紅軍在湘江以東與國民黨軍展開了五天五夜苦戰，最後強渡湘江，突破了國民黨軍的封鎖線。
這一戰粉碎了蔣介石妄想在湘江以東，全殲中央紅軍的企圖。但中央紅軍在此戰役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8萬多人在渡過湘江後就隻剩了3萬餘人。
湘江戰役烈士紀念碑
巨大的傷亡，加之前4次反圍剿戰争的勝利使廣大戰士對當時上司層的不滿上升到了極點。戰士們在戰争中逐漸覺悟到了排斥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确上司是戰争失利的主要原因。
1934年12月12日，針對國民黨在湘西設定重兵的情況，毛澤東提出了“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的建議。而這一次，他的意見終于被中共中央采用了。
事後也證明了當時毛澤東的建議是正确的。中共中央到達貴州後建立了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根據地，保留了紅軍的有生力量，避免了紅軍再一度被包圍的局面。
遵義會議會址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目的是讨論第五次反“圍剿”戰争的失敗原因以及紅軍長征時所受到的教訓。會議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上司。毛澤東終于重新擁有了話語權。
遵義會議也成為了黨和紅軍曆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會議結束後，全軍振奮，猶如重霧中航海的船隻，看見了燈塔一般。
中央紅軍也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正确上司下，一改“處處受制于敵”的面貌，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泸定橋，行雲流水般跳出了國民黨的包圍圈。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09">結語</h1>
話語權被剝奪、數次獻策被駁斥、喪子之痛又加之身染重病都沒有打敗我們偉大的領袖毛澤東。
毛澤東在1956年曾經說過：“對于冤枉和委屈可以有兩種形态，一種是消極、氣憤、很不滿意；另一種是把它看作是一種鍛煉、一種有益的教育。”
然而“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清平樂·會昌》毛澤東在1934年所作）毛主席在他的詩裡，已經告訴了我們，他是怎樣度過那段黑暗的日子。
沒有永遠的興盛，也沒有永遠的低谷。我們在生活中也總會遇到挫折，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怎麼去對待他。在此希望我們都可以“千磨萬擊還堅韌”，不在挫折裡沉淪，樂觀豁達，積極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