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羅佩其人
高羅佩，祖籍荷蘭，1910年生于荷蘭祖特芬，父親為陸軍中将（軍醫）。自童年起便随家人遊曆各方，包括印度和爪哇。小時候，家中花瓶上的中文字使他對中文産生興趣。少年時傳回荷蘭讀中學，18歲進入萊頓大學，攻讀政治與法律，後在烏策特大學研究院修讀中、日、藏、梵國文及東方文化。他通曉荷蘭文、印尼文、古希臘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中文、日文、梵文、馬來文、阿拉伯文及英文等十餘種語言，且很早便顯露了過人的才華。上大學前，他已經參加編輯印第安“黑足族”文字詞典。其學士論文是《如何改良荷屬東印度有關華僑的法律》；他的碩士論文是米芾《硯史》英譯；1935年25歲時以中、日、印、藏諸民族的“拜馬教”考證，獲得博士學位。高羅佩之博學多才可見一斑。
畢業後他入荷蘭外交界供職，主要任職于遠東各國，曾出使華盛頓、東京、重慶、新德裡、貝魯特、大馬士革、吉隆坡等。在此期間他深為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東方文明所折服，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深深地吸引着高羅佩。他廣泛學習、吸收，浸淫其間，潛心鑽研，不但能夠運用漢語熟練地寫作中國舊體古詩詞，而且琴棋書畫無不擅長。他不僅是一位嚴謹的學者，更追求做一位典型的中國舊式文人。
1940年代，高羅佩(左1)在重慶江北楊少五（右2)家中聽琴
1935年高羅佩到日本任荷蘭駐日使館秘書，因在上野圖書館閱讀日本琴家、考古學家和文物鑒賞家今泉雄作生前藏書，及浏覽東臯心越的文物遺存，了解了東臯禅師對日本文化藝術的複興所起到的巨大推動作用，便開始不遺餘力地宣傳介紹東臯的業績。1937年高羅佩撰Chinese Music and its Introduction into Japan （《中國雅琴及其東傳日本》）一文，刊于《武藤教授在職三十年紀念論文集》中，推崇東臯和尚在日本傳授古琴的功績。他還不厭其煩地鈎沉考訂，取得了一批成果，如他纂輯的《明末義僧東臯禅師集刊》、《東臯詩選》、《東臯文選》、《東臯善緣輯要》等，不僅成為近世佛學史的補缺之著，也為我們開拓了中日比較琴學研究的新領域。中國文獻典籍中最早提及東臯的是1914年周慶雲撰《琴書存目》。因周當時尚不知東臯為何許人，隻是發現這份前後沒有序跋之琴譜的減字譜旁有日文的注釋，便将該譜稱之為《和文注琴譜》而收入卷六，并注雲：“日本東臯越杜多撰”。由此可以說，中國琴人之知道東臯和尚，實始自高羅佩。直到1958年，查阜西先生編纂《存見古琴曲譜輯覽》，始正式著錄《東臯琴譜》之名。1936年高羅佩曾來到中國的北平，拜著名琴家葉詩夢習琴。1943年奉命任荷蘭駐中國大使館一等秘書。在重慶時曾與于右任、馮玉祥等名流組織“天風琴社”。與齊白石、沈尹默、郭沫若、徐悲鴻等文人墨客及琴家汪孟舒、宋绮堂、查阜西、徐元白、張子謙、沈草農、饒宗頤等相過從。張子謙先生《操缦瑣記》1946年5月14日記載：“得阜西電話，已來申，并囑邀荷蘭琴友高羅佩作琴集。苦無位址，後思得少峰診所可勉強彈琴，随即電話接洽。定十五日晚邀草農、裕德、振平、劍丞屆時來會。”5月15日：“晚偕劍丞至少峰（處），高君等已先至，縱談甚歡。飯後開始彈琴，高君奏《長門》，頗有功夫，惜闆拍徽位稍差，據雲能操八、九曲，異邦人有此程度，尤其對于琴學一切，幾無所不知，徇是驚異。餘等合奏、獨奏數曲，十時許始盡歡而散。”
高羅佩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涉獵範圍包括詩詞、書法、繪畫、篆刻等。齊白石、沈尹默等人的畫，常有他的上款；他還将曆年所刻印章內建印譜，由齊白石題簽；他有多個雅号、筆名，并全部親自治印；他曾翻譯陸時化的《書畫說钤》；出版了五百多頁的巨著《中國書畫鑒賞彙編》（1958年羅馬）。一如中國傳統文人，高羅佩精鑒賞、富收藏。他收藏的重點是中國的書畫、古籍等，他逝世後，其全部藏書由家屬捐獻出來，在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專門設立了“高羅佩藏書專室”，目前這裡已成為歐洲研究中國文化的中心之一。除此之外，他還曾考證中國文獻中的猿（gibbon），并親自養猿觀察，作《長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 1967年萊頓）。在重慶時，與水世芳女士結婚，水為張之洞外孫女，名門之後，齊魯大學畢業，其父水鈞韶曾任天津縣縣長。與《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作者李約瑟博士的多年友情，就是從重慶婚禮席上開始的，以後二人多有學術上的切磋、共勉甚至争論。
高羅佩的才華，集中展現在他的的小說《狄公案》（Judge Dee Mysteries）的創作上。這部書在歐洲影響極大，在當今的網際網路上，輸入高羅佩的名字後會有一千多條相關資訊，多數與他的偵探小說創作有關。這部小說的創作構思，要追溯到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在重慶時，高羅佩讀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說《武則天四大奇案》，他被出神入化的故事情節深深吸引，遂将其翻譯成英文，編就《銅鐘案》，出版後大獲成功，一發不可收，又續寫了《迷宮案》、《黃金案》、《鐵釘案》等，合成一組，此為初期《狄公案》。原打算就此擱筆，但由于讀書界歡迎，出版社的敦請，一氣便寫了十餘本，共約130萬字，印數超百萬。狄公小說在西方流行已久，被譯成十多種文字，還多次拍成電影和電視劇。
由于作者具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寫作時又參閱了大量的唐代曆史文獻資料以及有關狄仁傑的民間故事傳說，并經過了周密、認真和嚴謹的構思、準備，小說不但生動有趣，其中有關中國古代典獄、刑律、習俗等也都于史有據，雖是信手拈來，卻并非信口開河。書中在叙述狄仁傑于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任職勘破疑難大案的同時，還廣泛展開了對中國古代社會生活、民情風習的深入描繪。在叙述故事、展開情節的同時，把中國古代社會的典章、名物、風俗習慣、人情地貌同西方現代心理學、偵破學知識巧妙地結合起來。在叙述方式和寫作技巧上，可以說它既不同于中國的公案小說，也有别于西方福爾摩斯的探案故事，做到了東西方文學的互補與交融。這部小說的影響遠超過任何中國研究著作。非學術圈子裡的西方人，他們了解的中國，往往來自《狄公案》。而且此套小說在西方雅俗共賞，影響不限于隻讀通俗小說的俗衆：伯克萊加州大學法學院院長貝林教授研究中國法制史，就是從狄公小說入手的。
高羅佩的繪畫造詣也很高，全部《狄公案》以及其他關于中國古代文化著作的插圖，都是由他精心設計，親手繪制而成的。他對中國古代木刻插圖藝術也模仿得惟妙惟肖，幾可亂真。表面上看，作為漢學家，高羅佩在春宮畫，房中術等中國古代性學研究領域享有盛名。而實際上，其性學研究的緣起則是對中國繪畫的熱愛。如繼續溯其源，高羅佩的性學研究，實際源自他小說創作的需要，但無論怎麼說，性學研究作為他的副業，已經成就了他在該領域中所居的裡程碑式人物的地位。他是當代學者中涉及這一領域展開研究的先驅。他的兩部專著：《秘戲圖考》（ 1951年東京）和《中國古代房内考》（1960年萊頓），是以而成為了他學術研究的标志性著作。
在西方，提起R. H. Gulik的名字，一般人都會知道他是偵探小說作家，也有人會知道他是研究中國古代性學的專家。但他在中國音樂尤其是古琴方面的作為則鮮為人知。而實際上，他早在1940年就出版了巨著《琴道》。誠如趙毅衡先生所言：“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西方對傳播中國文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恐怕要算荷蘭人高羅佩。……一生事業著作極豐，興趣愛好更是三頭六臂：他是名士派頭藝術家、收藏家，代中國人發展國粹的公案小說家，業餘勝過專業的重要漢學家。”在外交生涯之餘，他在如下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學術研究、文學創作和翻譯。除中國和日本，他的足迹還遍及東非、埃及、印度、美國、南韓、馬來西亞、貝魯特等地。“他自己說他是一身三任：外交官是他的職業，工作卻隻有暫時意義；漢學是他的終身事業，學術有永久價值；寫小說是他的業餘愛好，是消遣。”
二、高羅佩的琴學研究
琴，在中文中除特指七弦琴外，還可做樂器的通稱，甚至還可以代指音樂。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其所具有的悠久曆史；二是由于中國自古是一個重視樂教的國度，而樂教的主要内容便是彈琴。古琴在中國三千年來延綿不絕，可謂源遠流長。《詩經》的第一篇便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的句子。《戰國策·齊策》中有“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的記載。這些均可證我國在先秦時，琴已盛行，并有廣泛的群衆基礎。其後的千餘年間，讀書人以琴為伴，便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應該指出的是，高羅佩之于琴學，起初是對中國傳統文化追求的一部分。嚴格地說，他并不是一位音樂家，對琴的研究應是他作為傳統文人追求的延伸。前文提到他于1935年出使日本時，在閱讀中對東臯心越産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們先來看東臯的情況。
十七世紀中國文化流傳日本，又一次進入高潮。“明末清初，長崎湧到了大批中國人。他們到日本去的原因，不外乎求援、避難、經商、或擔任譯員。據日人中村久四郎的研究，明亡以後，中國人到海外各地求援，而以到日本的為最多。他估計有二十次。……在避難人中，有高僧如真圓、覺海、超然，分别建立長崎三大寺廟，即興福寺、福濟寺及崇福寺。有傳授漢畫的逸然性融，有傳授小兒科、并以詩書名世的獨立性易，有開日本黃檗宗的隐元隆琦，并傳中國藝術與食品，提倡唐風雕塑與建築。又有心越興俦，詩文書畫冠于一時，傳授琴道。高僧之外，純粹的學者，首推朱舜水。”十七世紀後半葉，大批中國僧侶、文化人不滿清兵入關，紛紛東渡，客觀上引發了日本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領域的一次深刻變革。琴學在日本的中興亦在此時。
東臯和尚，姓蔣名興俦，字心越。明崇祯十二年己卯生于浙江金華府婺郡浦陽縣。清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于日本江戶菊闆長泉寺圓寂。康熙十六年（1677年）東臯和尚東渡日本，以杜多俦或越杜多為名。東臯有深厚的文化素養，其詩、書、畫、琴、篆刻、禅學的造詣，均達到很高的境界。他的東渡，對日本文化藝術的發展影響很大。據井上竹逸《随見筆錄》稱，僅明和至文化四十餘年中，日本習琴之人，發展至數百。在以後的百餘年間，東臯琴學代有傳人，且譜系清晰。東臯琴系傳至當代的最後一位琴家是小钿松雲，1958年4月我國琴家查阜西訪日，曾拜會小钿先生，小钿為中國琴人演奏了《漁樵問答》。小钿先生已于1959年辭世。
東臯的琴學師承，據杉浦正職《東臯譜序》雲：“指法者據于莊蝶庵所校正。”香亭迂人《七弦琴之傳來》稱：“東臯譜中有其在中土從楮虛舟所學之曲。”莊臻鳳字蝶庵，明末清初琴家，著有《琴學心聲》琴譜，刊于清康熙三年。楮虛舟身世不詳。
據松井廉1917年所刊《談琴》考訂，日本流傳的《東臯琴譜》有如下三種：1、寶永中，東臯入室弟子杉浦琴川編五卷，收57曲，未梓，已散佚，如今是否存世不詳。2、享和中，宿谷慎更編九卷，收44曲，稿存上野圖書館。3、文政中，兒島鳳林編三卷，收46曲，為僅存梓本。中國亦存有兩種《東臯琴譜》：其一為四卷本《和文注琴譜》，收41曲，周慶雲舊藏，現歸上海圖書館。其二為鈴木龍輯《東臯琴譜》，不分卷，鈴木龍自序雲：“寬文中，有歸化僧東臯禅師心越再傳弟子新豐禅師傳”。日本明和八年（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刊，收15曲，今藏北京圖書館。
綜合井上竹逸《随見筆錄》、香亭迂人《七弦琴之傳來》、茨城縣曆史館《東臯心越特别陳列》及高羅佩《琴道》各書，東臯帶到日本的琴，可考者有如下八張：1、“虞舜”，為水戶黃門公所藏；2、“大雅”，為茨城縣祗園寺藏；3、“萬壑松”，杉浦氏藏；4、“素玉”，人見友元藏；5、“存古”，東臯傳與人見竹洞，最後歸多紀安元，天明中罹于火；6、“雲和天籁”，後歸人見竹洞；7、琴名不詳，水戶家藏；8、美國肖華藏東臯遺琴一張，名款不詳。
長期以來，東臯和尚受到日本人民的尊敬和愛戴，日本各界不斷以各種形式懷念東臯。仁孝天皇天保十五年（公元1844年）9月25日，日本琴人雪堂在大阪綱島宅舉行東臯心越逝世150周年紀念琴會。雪堂在會上彈奏東臯心越善彈的《漁樵問答》。門生四十餘人相繼操琴，是大阪地區舉行的一次規模最大的琴會。大正十五年（1926年）11月4日，在大阪天滿西寺町寒山寺曾舉行“東臯心越祭”。1982年2月26日至3月25日，日本茨城曆史館舉行“東臯心越特别展覽”，紀念東臯移居水戶三百年。
高羅佩1935年到達日本後，公務之餘深研東臯，不遺餘力地宣揚介紹。沒有資料顯示他是從何時對古琴産生興趣的，我們不妨認定他是對東臯心越的研究而引發了對古琴的熱愛。有趣的是，他雖身在日本，卻不似有的西方學者那樣醉心于日本文化，而是始終傾慕中國文化，學習研究之餘附帶考察一下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筆者認為這正是他的眼界高人一籌之所在。1936年他曾來北平向葉詩夢學琴，并結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是以其所著《琴道》的扉頁上有題獻給葉詩夢的字樣（This essay is respectfully 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my first teacher of the Lute Yeh Shih-meng葉詩夢(obiit 1937 aetate 74)a gifted musician and a great gentleman）。亦可視為中華傳統美德在其身上的展現。
高羅佩的中式書房，每新任職，必先布置書房
高羅佩撰著的《琴道》一書，命題立論廣博精密，闡述深刻，征引文獻浩繁，有關琴學的古文資料都經作者精心譯成英文并附原文對照和注釋，為琴學著作中所罕有，至今仍是西方人了解中國和日本音樂的必讀書目。高羅佩還為此書做了一篇中文後序，從中我們亦可窺見其深厚的古文基礎和對琴道的了解：
“夫此者内也，彼者外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蟬蛻塵埃之中，優遊忽荒之表，亦取其适而已。樂由中出，故是此而非彼也。然衆樂琴為之首，古之君子，無間隐顯，未嘗一日廢琴，是以尊生外物養其内也。茅齋蕭然，值清風拂幌，朗月臨軒，更深人靜，萬籁希聲，浏覽黃卷，閑鼓綠绮，寫山水于寸心，斂宇宙于容膝，恬然忘百慮。豈必虞山自耕、雲林清閟，蔭長松，對白鶴，乃為自适哉。藏琴非必佳，彈曲非必多，手應乎心，斯為貴矣。丙子秋末，于宛平得一琴，殆明清間物，無銘，撫之铿锵有餘韻。弗敢冒高士選雅名，銘之曰：無名。非欲以觀衆妙，冀有符于道德之旨雲。餘既作《琴道》七卷，意有未盡，更申之如右。然于所欲言，未磬什一雲。荷蘭國笑忘高羅佩識于芝台之中和琴室。”
該書最早于1938年分三期刊載在東京上智大學出版的《日本文化志叢》上，1940年由上智大學出版全書，1969年出版修訂本。全書共分七章加四個附錄。第一章為“概論”，主要講古琴音樂的特色在于音色的變化和韻味而非旋律的悅耳。指出琴在中國古代的兩種用途，一是文人用來獨奏而修身養性，二是在雅樂中充任伴奏。這一章還從文字學的角度探讨了琴、瑟起源的問題。第二章“古代音樂概念”，主要介紹和總結了《樂記》中的音樂思想。第三章“古琴研究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Sources)是将琴學資料分作三類：雜項，包括類書、小說、筆記中提到的有關琴曲、琴人的資料；琴論專書，如楊雄《琴清英》、朱長文《琴史》等；以及各種琴譜。第二部分(Origins and characteristics)指出古琴哲學（儒、道、佛）思想的形成與進化。第三部分的名稱是“琴人的紀律與行藏”，講彈琴環境并引申出了琴台、琴社和彈琴的種種規範。第四部分“文選，翻譯了漢應劭《風俗通》、元吳澄《琴言十則》、明楊表正《彈琴雜說》、《五知齋琴譜·上古琴論》、清程允基《誠一堂琴譜·傳琴約》等五段琴學文獻。第四章“曲調的意義”的第一部分指出了明代琴譜中“調意”的重要性及與日本netori的比較；第二部分将琴曲根據内容做了分類：1、神秘旅程，如《廣寒遊》、《列子禦風》等。2、曆史性樂曲，如《胡笳十八拍》、《屈原問渡》、《圯橋進履》等。3、與文學作品相關的琴歌，如《關雎》、《鹿鳴》、《離騷》、《歸去來辭》等。4、描寫自然景物，如《潇湘水雲》、《高山》、《流水》等。5、描寫文人生活，如《客窗夜話》等。高氏認為，多數傳統琴曲可歸入以上諸類，古琴音樂的特點是它的标題性。第五章題為“象征意義”，解釋琴各部位名稱極其象征意義，并論述了中國人對龍鳳的偏愛；翻譯了冷謙的《琴聲十六法》；解釋了手法、指法的象征意義。第六章“聯系”，指出曆史上與琴有密切關系的事物，分别論述了琴與鶴、梅、松、劍等的關系以及與有關著名曆史故事。第七章“結論”，簡要回顧了古琴的曆史；着重論述了琴在明代的情況；描述了琴的現狀、指出了琴樂未來的發展。
除正文的七章外，該書還有四個附錄，分别為“西方古琴文獻資料”、“中國古琴文獻資料”、“作為古物的琴”及“中國古琴在日本，均為有關琴學的重要資料。尤其在最後一個附錄中，高羅佩将中國琴學在日本的流傳情況做了詳細的梳理，并将東臯心越赴日前，日本文獻中有關平放彈弦類樂器的流傳情況及與琴的差別和聯系做了詳細訂正。他所列的日本琴人傳承系統，至今仍是研究日本琴學的重要資料。
在寫作該書之前，高羅佩曾于1937年撰《琴銘之研究》一文，載日本《書菀》一卷十号。琴人自古便有在琴的背面刻寫銘文的傳統，銘文一般記錄了琴的斫制年代和制造者，有的則根據琴的各方面特征和制造者、收藏者、使用者的志趣、好尚，刻上富有寓意的名稱或詩文，也有的則銘記了該琴的簡單流傳過程。琴銘雖為琴人所樂道，但于此做專門研究者，在中國的古琴史上則不多見。據日本《本朝文粹》載，寬平八年（唐昭宗乾甯三年，公元896年），長谷雄曾撰《曆代寶琴銘》。高羅佩的《琴銘之研究》，因無由得見，不敢妄加評論，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以其嚴謹的治學态度、深厚的學術功力、獨辟蹊徑的研究領域以及深邃的學術眼光，該文的學術價值應是不容質疑的。1941年在東京，他還出版了《嵇康及其琴賦》。
三、高羅佩的學術研究給我們的啟示
1、嚴謹的治學态度。高羅佩下筆文言，以英文寫作更是下筆萬言，可稱得上高産。但在學術研究上絕無妄言，亦很少主觀推測，所做結論均是在大量占有資料的基礎上得出的。這與他的勤奮、博覽群書是密不可分的。書中所涉文獻，既有曆代正史、野史，也有各種類書、叢書、文人筆記，還有各朝的琴書、琴譜。文獻運用之娴熟，是令中國學者吃驚的，其“對于琴學一切，幾無所不知”，是一般人難以做到的，更何況一個外國人。另外，在學術規範上做到了幾令人無懈可擊的地步。書中所有引用的古文、書名、人名和專門名詞，被譯成英文後均附有中文原文。日文文獻亦如是，于人名、書名，更多加注音。全書的最後有一長達13頁的索引，将書中出現的所有專業術語（包括書名、人名）一一列出，并注明出現的頁碼和次數。在學術道德方面，他從不将資料據為己有，強調資料的共享，并身體力行。發現有價值的資料，第一個想到的便是要将盡快地其公諸于世，以供研究。比如他在發現了《花營錦陣》印版後說到：“既然一個幸運的機會把這部明代春宮畫冊的印版放到了我的手中，我覺得有責任使這些極其罕見的資料成為嚴肅的研究者所能利用的材料。”在《中國古代房内考》一書的“序”中，高羅佩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
2、獨辟蹊徑的研究領域。高羅佩的學術研究從不拾人牙慧、人雲亦雲，而總是能另辟蹊徑，于常人容易忽視的地方或一般人不敢去碰的領域着手。如對東臯的研究、琴學研究、明代春宮畫研究、中國古代性學研究、長臂猿研究、狄仁傑探案等等，都是這種情形。他的研究絕不淺嘗辄止，而是要首先窮盡資料，再仰仗其良好的學術素養深入探求。是以，即使在今天，在這些領域裡其他歐美漢學家也很難超越他。
3、深邃的學術眼光也是高羅佩取得成功必要條件。如撰寫《琴道》，作者能夠将古琴放到整個中國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避免了狹隘片面。這也是作者一貫具有的學術作風，如《秘戲圖考》将文獻做了細緻梳理後指出：“所有這些彙集在一起的原文将會全部被翻譯，其内容将被放到中國社會結構的背景去分析、考察。”在他的撰述中，有些課題甚至尚未被我國學術界所關注，如前文提到的“琴銘”研究等，《琴道》一書中中對正倉院藏“金銀平脫琴”也發表了極有見地的考訂。
高羅佩雖然不是一位音樂家，但正象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他對琴藝的追求也是畢其終生的。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展轉北京、南京、上海、重慶等地，廣泛結交琴家；五、六十年代，他多次到香港與在港定居的蔡德允女士切磋琴藝。他的《琴道》一書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以英文寫成的有關古琴文獻、曆史、審美方面最詳盡和最具權威的書籍。它不是僅僅停留在介紹的層面上，而是在很多方面有深入的研究，獨立的見解。于他的視野宏闊，不但能夠将琴放到整個中國文化的、文人生活的、社會心理的大背景下來考察，還能将琴與遠東、南亞、東亞等國家和地區的音樂文化相比較。
2001年國慶節寫于希聲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