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沒有大制作。這是一個普遍的共識。
雖然他們經常忍不住把電影做得很長很長，比如蔡明亮的電影三個小時起步，但并不燒錢。從1980-1990的台灣新浪潮，到現在的同性電影新趨勢，台灣電影一直都是細膩的生活化電影典範，不厭其煩地雕琢人物和情緒細節，鋪陳叙事的本事仿佛個個都是普魯斯特再世。
但是十年前，有一部籌備12年、動員2萬人、總投資新台币7億（約1.4億人民币，周傑倫都投了4000萬）的史詩級大制作電影，這也可能是台灣僅有的一部史詩絕唱，那就是《賽德克·巴萊》。
賽德克·巴萊是賽德克族語，意為“真正的人”。這些“真正的人”是台灣島原住民，紋面穿孔、舞刀弄槍、篝火求偶，光着屁股在深山老林裡打獵為生。毫不誇張地說，他們過着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
喝鹿血
“賽德克·巴萊”的成人禮是“出草”，即收割異族的人頭，要的就是手起刀落的蠻力，收割的人頭越多就越令人崇敬。這比印第安人割頭皮兇殘多了。
手起刀落
但這部電影拍的不是他們有多兇殘野蠻，恰恰相反，他們是一群被曆史遺忘的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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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17日，自簽署《馬關條約》那一刻起，大清朝就把台灣島抛棄了。島上居民突然失去了身份，淪為太平洋的孤兒。日本人雖然赢得了甲午中日戰争，卻仍然是以異族入侵的姿态登島。
電影開場就用一段平行剪輯來對照描寫。
一邊是賽德克族人莫那魯道獵殺夢中的鹿，完全動物性的行為反而表達了溫和的天性、純粹的生存需求，以及與大自然相依相生的關系。
還挺有詩意
另一邊是日本軍隊對漢人的“獵殺”與踐踏，日軍攜帶了飛機、大炮和機關槍等等成熟的工業産物，約等于對島民降維打擊，暗示了現代文明中隐含的暴力規則。
兩套規則看似并行不悖，實則日軍的擴張性決定了他們必然屬于挑事兒的一方。
為了深山裡的礦産和林木資源，日軍貿貿然提槍就是幹。他們以為霧社的賽德克就是一群猴兒，好欺負。但賽德克站在山頂，在主場優勢的加持下，早就設計了一套原生态防禦術。都不怎麼費力氣，一塊石頭就砸死十個日軍，很快就把這支日軍完全殲滅。
吃癟的日軍後來使了一出離間計，聯合敵人的敵人，挑撥部落之間的關系。而且兵分兩路，一頭追剿精壯的成人男性賽德克，另一頭打砸燒搶他們的部落據點。
年輕的莫那魯道遭不住滅族的威脅，投降了。這一年是1910年，從此整個賽德克族開始了長達20年被日本人“教化”的漫長日子。
怎麼教化呢？
将賽德克納入所謂文明的秩序，剝奪了他們“賽德克·巴萊”的身份，然後給他們最底層的奴隸身份；剝奪了他們的原始生産方式，然後讓他們變成苦力和傭人，毫無節制地剝削；剝奪他們的精神信仰，然後給他們灌輸日式教育，并時刻提醒他們是低人一等的“生蕃”。
日本人以入侵者的姿态占領了賽德克的土地，還讓賽德克去砍伐樹林、破壞獵場，這就跟削骨割肉一樣痛苦。
年老的莫那魯道意識到，被奴役被同化才是真正的滅族，義憤填膺地說：“如果文明是教我們卑躬曲膝，那麼我要讓你看到野蠻的驕傲。”
與其卑微地活着，不如壯烈地死去。
是以驕傲的賽德克終于密謀一次徹底的複仇，即“出草”以“獻祭祖靈”。1930年初秋，他們趁着日本人在辦運動會的時候提刀沖進會場，一刀一個人頭。
按照賽德克的慣例，出草不殺老弱婦孺。但是在這一次，殺紅了眼的賽德克砍死了一群躲在暗室裡的日本婦女兒童。殘忍吧？這是一次無差别大屠殺。
《賽德克·巴萊》分上下部，如果說上部的主旨是殺氣騰騰的複仇，那麼下部的主題就是絕望的自殺。
在20年的忍辱負重裡，賽德克有過零散的武力反抗150餘次，而1930年的“霧社事件”是最徹底而強烈的一次。因為他們已經做好了走“彩虹橋”的準備，即赴死。“彩虹橋”是賽德克族的信仰，和往生的奈何橋不同，賽德克走彩虹橋是上天堂，代表着榮譽，代表着升華。
“彩虹橋”就是賽德克視死如歸的靈魂向導。
先是最悲情的，為了不拖累前線戰士的婦孺在樹林裡集體上吊自缢。
然後是最撕裂的，因為從小接受日式教育而對自我身份認同産生痛苦的困擾，花崗氏兄弟的自殺儀式是日式切腹，用的卻是賽德克彎刀。這一部分賽德克與後面一整代台灣人的沖突是一樣的，這個問題在侯孝賢、楊德昌的電影裡有更多表達。
最後是最激烈的，賽德克遺老遺少和日軍的巅峰對決。
雖然在電影的浪漫化想象中，賽德克把日軍打得屁滾尿流，但曆史上，其實是手持機槍大炮和化學毒氣的日軍幾乎将賽德克完全滅族。
他們雖然沒有知識和學問，卻有和鄉土發生密切關係的生活方式，而且那與生俱來的生活感情中，便具有不為名利、宣傳所誘惑的健全氣質。他們唯其因為與鄉土共生死，是以決不緻為他人所動搖。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
2018年七七事變81周年之際，新華社刊文紀念了莫那魯道，稱之為“可歌可泣的民族英烈”。但是在1930年霧社事件發生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些“英烈”的事迹是潘多拉盒裡的秘密，人們不敢也不願提起，直到2011年《賽德克·巴萊》公映才成為一段公開的曆史。
當年聯合起來抗擊日軍暴行的賽德克族人有1236人，最後隻剩下298人。他們四散之後隐姓埋名，但是“日本人依然不放過，覺得還有勇士在，明察暗訪下，找出23個人，借觀光名義帶去埔裡處死，再也沒有回來。後來在那邊挖到很多骨頭，相信就是他們。”這是莫那魯道的曾孫女瑪姮的回憶。
瑪姮‧巴丸，漢名李淑珍
曆史上的霧社事件并沒有像電影那樣聲勢浩大。反抗的賽德克趁着清晨突襲霧社，幾乎是盲目地砍殺，凡是穿着和服的都給一刀，以至于誤殺了兩個漢人和一個賽德克女孩。在這次突襲裡，賽德克大出草收獲了134條人命，其中36個是兒童。
日本聽聞之後很快就做出了反應，又是毒氣炸彈又是飛機大炮，而且聯合了跟莫那魯道玩不來的部落包圍莫那魯道。被困在深山裡的賽德克要麼餓得有氣無力，要麼上吊自缢。
電影将賽德克反擊日軍的決戰拍的非常激烈，而實際上他們的反擊能力非常弱。根據記載，賽德克零星的反擊隻擊斃了二十多個日軍。
投降的賽德克遺族被“流放”到山下的平原，都對往事隻字不提。哪怕後來日本人走了，國民黨人來了，也閉口不談，仿佛什麼也沒有發生。
曆史照片
最殘酷的不是曝屍荒野，而是光榮的犧牲最後毫無痕迹。
《賽德克巴萊》改編自一部1984年的熱血漫畫，邱若龍的《霧社事件》。魏德聖花了三年的時間撰寫劇本，又花了十年的時間籌措資金。光是資金籌備這個問題，都夠魏德聖寫一部十萬字的血淚史，是以說台灣電影難有大制作，這裡就不展開了。
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找演員、找原生态的森林。魏德聖說：“有半年時間就在山上轉悠，參加原住民的婚喪喜慶，像狗仔隊那樣偷拍人家的照片，主要是挑眼神，有獵人那樣的眼睛；除了獵人的眼睛外，還要他們面對鏡頭的态度。”你看電影時感受到的箭簇一樣有力的目光，都是真正的獵人凝視。
其中少年莫那和青年莫那是土著獵人
魏德聖拍得很艱辛，也很用心，甚至冒着生命危險在拍戲，比如懸崖邊上的戲份。但社會反響并不盡如人意。在台灣本土，确實非常轟動，一上映就七、八億的票房。但是在内地、在威尼斯電影節等等，都不叫好也不叫座，也許是因為重新剪輯之後删減了近2小時。
大膽猜測一下，如果魏德聖把《賽德克巴萊》處理成民族情緒極其強烈的電影，就像新華社定調的那樣，将賽德克渲染成“可歌可泣的民族英烈”。這樣更垂直的角度應該能多賺好幾個億的票房。
片場照片
但現實遠比民族主義那樣想當然的想象要複雜得多。比如在現實中，上司暴動起義的莫那魯道窮途末路之時槍殺了一部分随行的婦孺，随後自殺。
再比如一部分賽德克在日本人的煽動下與日軍一起擊殺暴動的賽德克。
是以，魏德聖選擇了更複雜更糾結的表達來構成“太陽旗”與“彩虹橋”之間的對峙。他希望這部電影能提供多個視角，不共戴天的賽德克們、日本人、漢人等等。
這其實是一個對英雄們祛魅的過程。祛魅之後，還剩下什麼？
一個個沖突的人。
戰争的受難者，要麼苟活，要麼殉道。痛苦的掙紮最後凝結成仇恨。
仇恨讓人變得被動、盲目。當年他們看不明白彼此在做什麼，為什麼要毀滅獵場？為什麼要自相殘殺？幾十年後，這些面孔終于清晰可辨。魏德聖能在多視角的展示裡讓淤積幾十年的仇恨得到化解，尤其對于曾經站在了不同戰線上的賽德克後裔來說，這部電影能讓他們得到“自我化解”。
很多人将電影了解為“文明”與“野蠻”之間的搏鬥，野蠻若不歸順，便隻有滅亡的下場。這個邏輯反而顯得單薄了，不完全是這部電影想要表達的主旨。
盡管魏德聖試圖用一部4個小時的電影描繪出賽德克族的精神圖譜，如果你了解了他們必須要用人的頭骨來印證生命的果敢，那麼你就能了解“彩虹橋”這個圖騰的涵義。但魏德聖其實不奢求所有人參透，隻要人們能看到這些曾經沉默隐忍的戰士就已經足夠。
二十世紀是反殖民的世紀。從非洲到南美洲，從東北到東南亞，已經有大量的資料書寫這些反抗的曆史。《賽德克巴萊》之後，希望人們提起那些抗擊外族入侵的曆史英雄時，能給賽德克留下一席之地。
賽德克的曆史，值得被銘記。
參考資料：
走進「賽德克‧巴萊」的部落 霧社事件遺族：我們沒仇恨隻懂分享。《香港01》
霧社事件結束後，賽德克族人去哪了？《故事》
魏德聖和《賽德克·巴萊》。南方周末，魏晨捷
《賽德克·巴萊》，為與自己的曆史和解，三聯生活周刊，李東然
霧社事件。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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