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 馬婧
1963年10月25日，吳則虞、顧颉剛、盧振華、唐長孺、汪紹楹、王永興、孫毓棠、劉節、劉迺和、羅繼祖、鄧廣銘、馮家昇、傅樂煥、翁獨健、鄭天挺等諸先生，放下手頭的其他工作，離開熟悉的辦公桌，齊聚北京西郊翠微路中華書局大院，開始了共同點校“二十四史”的“翠微校史”時光。這其中，并沒有《陳書》點校者張維華先生。系統整理“二十四史”，是1958年2月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7月《資治通鑒》标點工作完成之後，以國家意志支援進行的重要項目。中華書局具體負責總其事，組織學界人士共同制訂了《“二十四史”整理計劃》，其中的“普通本”供一般讀者使用，成果即今之标點本。在《标點“二十四史”（普通本）約稿計劃》中，宋齊梁陳四史及《南史》，“預計完成标點整理時間”為1959年，标點整理者為“拟約上海史學會”，并經粘貼改為“山東大學曆史系”。由此，《陳書》等各史早在1958年即訂下計劃，預計次年由山東大學完成。
然而受制于各方條件，實際進度遠遠落後于計劃。1961年5月，趙守俨先生赴武漢、濟南調研，南朝五史不同于他史，“人力安排上是一人專搞一史，不是集體搞。王仲荦擔任《南齊書》、盧振華擔任《梁書》。明年華山、韓連琪也可參加《宋書》、《南史》的校點工作”。《陳書》作為“二十四史”中部頭最小的一部，未明确提及承擔者，隻說“《陳書》明年上半年可完成”。正是在這次調研中，承擔整理工作的王仲荦、盧振華二先生自己提出，“兩史（《南齊書》《梁書》）校點工作大緻就緒後，最好能到北京和我們共同工作一個時期，以便于統一雙方意見、及時解決問題”（中華書局總編室《業務情況》1961年第10号），成為日後調京工作的開端。此後，随着書局給齊燕銘、周揚《關于建議将參加點校者調京集中工作的報告》落地，1963年秋，多位學者借調進京，成就翠微校史佳話。
不過在1963年9、10月間的這次借調中，日後承擔《陳書》點校工作的張維華先生并未到京。張維華先生（1902—1987），号西山，山東壽光人，家境貧寒。國小中學在教會學校就讀，娴習外語。1928年齊魯大學畢業，曾留校工作，兩年後入燕京大學研究院學習，所撰畢業論文《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裡亞傳注釋》得洪業先生賞識，哈佛燕京學社出版。任教于齊魯大學，受顧颉剛先生之邀參加禹貢學會，協助編輯《禹貢》雜志，後在成都與顧颉剛共同主持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工作。解放初擔任齊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曆史系主任、國學研究所所長，1949年後長期任教于山東大學，在山東大學八大教授中唯一具有碩士學位。曾任中國古代史研究室主任，後經營設立中西交通研究室，指導有關方向研究所學生。作為一位專業與行政兼長的知名學者，考慮當時的一些特殊情況，張先生并不在首先借調之列。
張維華先生
1963年10月前，教育部曾兩次發文，借調山東大學有關先生。一次是“62教人師調字第30号”，時在1962年1月，“來函商借你校王仲荦教授和盧振華付教授去該局工作半年”，第二次是“63教二蔣旭字第1148号”，時在1963年7月，借調王仲荦、盧振華、張維華三位先生來京校點，“三人可不必同時來京”，兩次借調都沒有強調張維華先生立即到崗。張維華先生于1962年1月尚為右派身份，1963年6月則剛摘帽不久。從金燦然、趙守俨1962年8月向周揚、齊燕銘送出的《對于“二十四史”工作安排的建議》可知，當時已确定《南齊書》“王仲荦負責”、《梁書》“盧振華負責”，“以上兩史原定在63年暑假完成，希望如期交稿”。《陳書》“張維華負責”，強調“原定63年秋完成，希望如期交稿”。到1963年5月6日，更進一步确定了《陳書》等“南朝五史”的校點編輯團隊，“南朝五史”的校點負責人為“王仲荦、盧振華、張維華”，責任編輯為“吳翊如、賀次君”，五史計劃“64年完成”，而《陳書》“未動”。
金燦然《關于“二十四史”的工作安排談話紀要》（1963.5.6)
《陳書》未動然而又未借調張維華先生的個中緣由，可從1963年10月25日《參加點校“二十四史”的人員情況》（僅供上司參考）中窺見：
張維華：山東大學曆史系教授，1957年劃為右派，已摘帽子。治兩漢史和明史，著有《中國長城建置考》（排印中）、《論漢武帝》等書。現在校點《陳書》，因該史篇幅較少（約20萬字），且本人有教學任務，暫時沒有來京，在學校裡以業餘時間從事校點。
《陳書》：即可着手校點，明年之内可付排。
《參加點校“二十四史”的人員情況》（僅供上司參考）（1963.10.25）
然而經權衡，書局在三天之後報中宣部幹部處留底的《校點“二十四史”借調人員名單》草稿中，終于劃去了“不來京在校工作”的備注，改為“或于明年下半年來京”，并按目前實際情形圈去了借調時間“64年7月”。
《校點“二十四史”借調人員名單》草稿（1963.10.28）
于是從1963年摘帽後到1964年上半年，張維華先生一直仍在山東大學任教，教學任務是接續童書業先生的先秦史課講秦漢史，1963年10月到1964年4月間，為曆史系畢業班學生系統講授“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經濟史”。據鄒逸麟先生回憶張先生的課堂風采：
張先生講課底氣十足，聲音響亮，一口山東國語，鄉音很重，上課時嘴上香煙不斷，一支接着一支，一進課堂，就不必再用火柴。煙灰落在前胸，也不撣去，思想高度集中。課程内容豐富，聽來很有收獲，是以有一時我很想搞明清史，在校時曾注意過明代的朝貢貿易問題，這完全是受張先生課的影響。（《“八馬同槽”時代的山東大學曆史系》）
張維華先生實際赴京，并未晚到1964年7月，而是在4月的畢業班課程結束後，便立即動身，于是參加了5月5日上午于中華書局召開的《陳書》座談會。此次小型專題會，由蕭項平、趙守俨召集，王仲荦、盧振華也參加，讨論了《陳書》點校的底本選擇、異體字避諱字處理等問題。趙守俨先生并且簡略介紹了“二十四史”标點使用辦法舉例、校勘記撰寫，談了有關工作方法的意見。底本選擇上，張先生最初主張用殿本，“後來決定仍用百衲本作底本，用殿本和金陵局本通校，而且張先生自願擔任殿本與百衲本的通校工作，以便摸清兩種版本的優劣”。異文、異體字及避諱字是否需要統一和改正，需慎重，要查明情況及沿革。張維華先生對工作的感受，在1964年5月下半月書局有關人員的工作彙報中有詳細記載：
張維華先生在談話中曾一再表示，這一工作需要細緻的搞，時間也需要從容一些。大有學校給他的時間不夠之感。雖未明說，我有這樣的感覺。
《“二十四史”工作彙報》（1964年5月下半月）
6月中旬以來，《陳書》的工作情況則是：
張維華先生，在進行殿本版本對校等，即進行他校。截至目前為止，對前人成果的摘錄條數已達數百，其中除張元濟、張森楷等校記外，以《十七史商榷》為多。
《“二十四史”工作彙報》（1964年6月中旬至下旬）
張先生對待點校工作的态度也有一變化的過程。起初，雖然“曾說這種瑣細的校點工作‘丈夫不為’”，但一旦接手，仍然認真從事。他關注的是學術問題的解決，工作了幾月之後，甚至認為“應該不限于校點，還要搞注釋，以求徹底解決問題”。對校點工作的認識有大幅改變：
他一再說這一工作非常細緻，與教書不同，不作這一工作不能體會其中甘苦，前人校史也沒有這樣逐字逐句的做過，他說他半生以來讀書，沒有這兩個月來的讀書之細緻，收獲相當大。（《“二十四史”工作彙報》1964.7.8）
這樣到1964年7月8日，經曆兩個月的集中工作，《陳書》點校進展顯著：
張維華現在與《南史》對校，他已校完的有殿本《陳書》、《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異》、張元濟張森楷等校勘記、《魏晉南北朝百三家集》，以及現在進行的《南史》等，打算再校《冊府元龜》、《太平禦覽》等約十種書也就差不多了。（《“二十四史”工作彙報》1964.7.8）
《“二十四史”工作彙報》（1964.7.8）
時已暑假，“因為抽調的人都來自學校，是以，仍然執行寒暑假休假制度，每逢放假，組内同人回家前，中華書局都代為購好車票，并一一送上火車”，日後羅繼祖先生這樣回憶（《翠微校史的日子裡——羅繼祖談在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不過張維華先生沒走，繼續集中精力工作，直至十月返校上課前：
張維華先生的《陳書》工作，暑假期間校完了《南史》和《梁書》，《通鑒》也快完了，他說《通鑒》完了已進行了七種書的校勘工作，差不多了，至于羅振玉的《五史校議》以北朝為主，不打算再校了。他計劃明年來時再用一個月時間校《冊府元龜》，校勘工作就算完了。寫校記工作打算用三個月時間，最多明年九月前可以完成。至于标點工作他已通看了一遍，提行分段問題也搞好了，他建議再買一部百衲本《陳書》準備作過錄用。（《“二十四史”工作彙報》1964.9.5）
《“二十四史”工作彙報》（1964.9.5）
點校者張維華先生的工作集中而高效，責任編輯的工作也漸次展開。此前曾有安排，責任編輯為吳翊如、賀次君兩位先生，惜所做工作不可詳考，隻能從宋雲彬先生1965年12月31日日記的隻言片語中略窺一二：“此校樣（《陳書》）曾經賀次君校過，相當精細。”而宋雲彬先生的責編工作，從1965年7月開始。《宋雲彬日記》明确記載：“二日，晴。開始看張維華校點之《陳書》。”此後，時見《宋雲彬日記》中的有關記錄。除第一卷始于7月2日，畢于12日，其後以每卷一兩天的速度推進，皆先看校點稿，後寫定校勘記，進展頗速：
（七月）三日，陰，時有陣雨，天氣轉涼。上午，開始把前已改定的《陳書》點校稿及校勘記重新看一遍。
（八月）二十六日，晴。複看《陳書》點校稿已近全書百分之六十矣。
（八月）三十日，陰轉晴。上下午均在局工作。将已加工完畢的《陳書》二十二卷面交張維華。
（九月）十六日 陰轉晴。上下午均在局工作。《陳書》點校稿後一部分已審閱完畢，面交張維華。
（九月）十八日，晴。上午，在局工作。張維華交回《陳書》點校稿八卷。
（十月）五日，晴。照常在局工作。《陳書》點校稿已全部看畢，即付發付排校矣。
（十月）十一日，晴。下午，與王仲荦、張維華商讨《南齊書》、《陳書》的排樣格式及校點方面諸問題。
1965年8月30日和9月16日，宋雲彬先生向張維華先生先後兩次傳回了稿件，而《陳書》點校本全稿的發排，在10月5日宋雲彬先生加工完畢後。《宋雲彬日記》中再往後涉及《陳書》的内容，便是始于1965年12月31日的看校樣的記載了。其間工作組織，仍是宋雲彬先生看完校樣後，請張維華先生再校一遍。至1966年6月9日，“晴，《陳書》正文全部校樣由宋茂華複校畢，付型”，成為《宋雲彬日記》中有關“二十四史”點校工作的最後一條記錄。可知除張維華、宋雲彬兩先生外，校對過《陳書》的還有賀次君、宋茂華兩位。至此，宋雲彬先生的《陳書》編輯工作，共曆時十一月有餘。工作之餘，校點同人也曾互訪或攜手暢遊。宋雲彬先生1965年9月23日記：“晚，赴西北樓看張維華。”10月3日記：“下午，與張維華、唐長孺、王仲荦等遊陶然亭。晚上，張維華等在豐澤園請客，飲陳紹酒，極好。”
《陳書》總計三十六卷，在6月日漸喧鬧的時局中，正文全部付型，張維華先生由學校電召傳回，此外還有出版說明未定，更多由書局統籌處理了。早在1965年9月9日，王仲荦先生曾撰成《陳書》出版說明，交宋雲彬先生。1966年4月29日、30日，宋雲彬先生曾兩度“準備改寫《陳書》出版說明”，然終于還是放下。1966年5、6月間，中華書局在上級有關精神訓示下，宣布停止業務工作，進行政治學習，借調來局參加“二十四史”點校工作的專家陸續傳回原機關。《陳書》和《南齊書》等幾史皆處于正文付型未印并缺出版說明的狀态，“二十四史”點校工作暫且擱置。但在1967年，工作有短暫恢複，按照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的戚本禹的訓示，中華書局可以繼續點校“二十四史”，并開始督促各史出版進度。5月10日書局制訂了《關于組織出版“二十四史”的工作計劃》，“已付型三種（《南齊書》、《陳書》、《周書》），尚缺序言，預計八月完成，年内出版”，12月書局向戚本禹及中央文革小組遞交的《“二十四史”整理校點工作進度表》“陳書”欄備注“已付型，補寫出版說明後即可付印”。然而有關工作随戚本禹被隔離審查而中止。
“二十四史”點校工作的再出發，是在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懷下進行的。1971年2月，周恩來總理向出版口提出了恢複出書的要求，特别提到“‘二十四史’還要修改嗎”。4月2日，姚文元在請示毛澤東主席并獲批示同意後，緻信周恩來總理，重提“二十四史”點校事宜，指出“二十四史”隻出版了“《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四種，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會議可否将此項任務分工繼續完成，作為研究批判曆史的一種資料。現在一些老知識分子也閑着無事，可以組織一些人來做。……此事已請示過主席，主席批示同意”。周恩來總理當天即批示，“二十四史”再加《清史稿》都請中華書局負責組織請人标點，由顧颉剛先生總其成。4月25日，中華書局彙總此前多方了解的情況，撰成《整理校點“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初步設想（供讨論參考）》，提出再行借調，由北京中華書局、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工進行。5月3日，國務院出版口上司小組根據中華書局上報的有關材料，向中央送出了《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請示報告》，5月14日，這一報告得到周總理親自審閱修改，毛澤東主席批示“同意”，由此開啟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第二次大規模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工作。
《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請示報告》（1971.5.14）
按照這一報告，《陳書》準備在1971年年内付印出版。據當年的一份“北京各史進度”檔案，《陳書》出版時間進一步明确為“71年底出書（最遲明年一月）”。《陳書》等三史正文早在1966年即已付型，1971年8月28日書局給出版口上司小組的進度彙報雲：“年内付印，為了利用原來紙型，可改可不改的，不改。”紙型，是用特制的紙覆寫在排好的鉛版上，壓制成的陰文紙質模型，以供印刷。如果内容有較大變動，需重新撿活字、排版、制型，成本和出版進度必然大受影響。當時形勢對出版物内容的要求，更多展現在了《出版說明》上。《出版說明》的撰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當時的形勢下，尤其展現了工作的政治傾向性，“二十四史”甚至一度準備采用統一撰寫的一份《出版說明》，後又改為分史撰寫。《陳書》和《梁書》皆署唐姚思廉撰，準備使用同一份《出版說明》。1月7日，趙守俨先生曾向出版上司小組彙報：《陳書》“原定在七一年年底印出。由于‘出版說明’反複修改，至今才大體定下來，是以延誤了一些時間。二月份可以出版”。工作的實際完成，在1972年的3月。《陳書》終于成為“二十四史”中繼“前四史”之後，較早出版的一種。
在1967年以及1971年開始的“二十四史”點校工作中，大量點校任務亟待完成，與張維華先生曾共事的諸位先生，曾在中華書局組織籌劃下，先後兩次借調至京，在擾攘的時局中擁有一方書桌。張維華先生業已完成《陳書》，又學殖深厚，素習中西交通史、秦漢史、曆史地理，複踏實肯幹，一直是此中人選。在六十年代初的檔案裡，張維華先生的名字後，所列專長一般是“兩漢史”或“陳書”。在1967年5月“各史安排情況”的材料裡，《陳書》後括注“張維華”，《南史》後複括注“盧振華、張維華”。1967年6月的“晉、南北朝名單”中，張維華先生又被列入，并括注“也可以參加《明史》工作”。1971年點校工作重新開機，6月10日的借調人員名單裡，有歇業維華先生的記錄則是“山大，遼金元史（摘帽右派）曲阜”。然而張維華先生一直沒有成行。王仲荦先生事後回憶，“第二次點校工作，是在1967年，北京來電話并派人招我們，系裡的臨時負責人，說我和張維華都是反革命分子，罪行嚴重，不準前去，隻準盧振華一人前往，不到幾個月，盧振華也回來了。第三次點校工作，從1971年7月開始，到我1976年回來。盧振華教授大腿骨折，卧床不能行動，張維華教授已退休，隻有我一個人前去”。張維華先生此後一直留居山東大學，長期經營中西交通史研究室，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研究所學生。有《中國長城建置考》《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漢史論集》《明清之際中西關系簡史》《晚學齋論文集》《清前期中俄關系》等出版，其中“二十四史”中的《陳書》點校本，至今已印行十五次。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