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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第一屆“譯文年選”決選及頒獎典禮在上海如期舉行。活動當天，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魯迅文學獎翻譯獎評委主任陸建德、上海市文聯副主席孫甘露、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譚晶華、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院長鄭體武、華東師範大學外語學院院長袁筱一、複旦大學教授談峥、上海市作家協會專業作家小白、南京大學教授但漢松、四川外國語大學教授陳英等到場出席了決選及研讨活動。
譯文君摘錄了評審專家們的精彩發言，與各位讀者分享。歡迎讀者們在評論區留言讨論。
李敬澤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翻譯如何塑造中國人的自我意識？
現代以來，翻譯已經不僅僅供我們借鑒、學習、參考，其本身就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當一部作品被翻譯過來之後，它本身就已經參與了現代漢語的建構。不僅是我們日常用的漢語如此，我們的現代文學語言同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翻譯參與建構的。是以，我從來都認為翻譯家在翻譯的同時，也是在創造，他們是在進行一個漢語意義上的創造。
……
二三十年代，魯迅先生他們花了很多精力，去翻譯波蘭文學，翻譯弱小民族的文學。正是因為他們認為，我們和那些弱小民族的命運相似，是以要在翻譯當中，建構起我們自我的身份以及我們與世界的關系。
而對我們現在而言它依然重要，在如此複雜、變化多端的世界裡（我們稱“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确實存在中國人如何确認自身和世界的關系、自我和他人的關系這樣的問題，這當中也涉及到“我們是誰”。過去很長時間裡，我們世界文學的視野就是從彼得堡到巴黎、倫敦再到紐約，但在這個世界中，一定還有一些東西被我們忽略了。我覺得，在這樣的世界上，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翻譯應憑借它更自覺的文化主體意識，來回應、調整我們中國人的自我意識。
陸建德
魯迅文學獎翻譯獎評委主任
翻譯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在20世紀的中國，翻譯工作非常重要。從19世紀末開始，上海就有著名的翻譯家，我認為他們的翻譯在某種程度上，和中國現代文學發生有直接關系。是以，我們看中國現代文學的先驅，比如魯迅先生，他翻譯的作品很多，而且特别強調從翻譯工作當中汲取營養，包括他提出的質疑，他希望給我們的傳統文化帶來新的血液、新的想象、新的句法、新的隐喻。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那一輩中國小說事業創始者的手中，如魯迅先生、茅盾先生，翻譯在中國開始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這種發展，我們現在回觀起來就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部分。再看巴金，他是從不同的語種翻譯的，雖然說巴金是中文作家，但是他的外文非常好，他收藏的外國文學著作極其豐富。我曾經在北京的國家圖書館看到過一次中國作家的手稿和藏書展，當中展出最好的一本莎士比亞早期的版本是巴金的私藏。這些中國現代文學的創始者都非常熱愛外國文學，也希望通過外國文學的翻譯和介紹，來催生一種新的文化和新的文學傳統。
孫甘露
上海市文聯副主席
時代造就了“好的翻譯”
翻譯有微妙、複雜、富有人性的地方。比如說鄭體武老師，我和他認識了多年。有一年冬天，他剛剛從莫斯科大學回來，我們在他家裡，飯吃得非常簡易，沒想到遇上停電，非常冷，燈也不能開，結果最後老師點了根蠟燭，念起了勃洛克的詩歌，講騎兵騎着馬穿過雪。這些内容和老師念的俄語融合在一起，讓我記得非常清楚。這一轉眼，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年。
我問過王道乾先生，你為什麼把“杜拉斯”翻譯成“杜拉”？他講了一個很微妙的說法，非常有意思。實際上不是他不知道或不懂，也不是錯譯，他是有他的考慮的。
還有周克希先生，他曾經重譯《包法利夫人》。有一天，他跟我打電話說，咱們商量一下書名要不要改掉，翻譯成“波瓦利夫人”。他覺得波瓦利讀音上更接近法語。
雖然我隻知道一點點皮毛，但是我說“這個從讀者角度來判斷肯定行不通的，因為這個已經形成了一個通譯了”。
這不是好不好的問題，或者說，已經形成的可能就是“好”的。這個時候你再去修改，可能書賣都賣不掉，别人不知道這是什麼書。當然，最後他沒有這樣做，還是翻譯成《包法利夫人》。
王道乾先生、周克希先生，包括剛剛提到的林少華先生，他們的翻譯為什麼在那個年代會一下子非常流行？反過來看當時中國的社會文化環境，我們設想村上春樹如果不是那樣譯的話，會有這麼巨大的反響嗎？在一個特殊的時代，正好有一種特殊的翻譯，契合了當時的社會精神生活，在普通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當中，一下子喚起了一種反響。這是翻譯對目的語國家施加的非常微妙的影響。
譚晶華
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
譯文社與翻譯文學
我私下一直說，上海譯文出版社是我們外國文學領域的“老東家”。實際上在80年代初，我們的小短篇在其他出版社都不要的時候，就是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外國文藝》發了我們的譯作。是以從那時開始，我們和譯文出版社就一直保持着交流。
總體上，80年代我國出版翻譯文學，一個是人文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一個是譯文社，這是我們根深蒂固的概念。因為上海譯文出版社所選的作品、作家都是很好的。我們後來一查，那個時候的譯文社是人文社分到上海的，後來又越做越大，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品牌也越來越響。
我們這一塊牌子立起來不容易。對出版社來說，既要考慮讀者的需要、銷售量，和各種題材的作品，同時也保證出版物的品質，希望這麼多年來，譯文社較好地做到了這兩者的結合。
鄭體武
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院長
翻譯評論緣何缺席？
涉及到真正的細緻的文學翻譯工作，實際上是很難評判的，尤其是非專業人士。比如，有人覺得隻要是四字詞、成語用得多，看上去很整齊，甚至是“典雅”，就覺得這個翻譯很“好”。這是對“信達雅”很庸俗的了解，用這種觀點來衡量翻譯工作已經不适合了。
但翻譯評論的缺席，是現在的一大問題。很多年前，我們說翻譯評論不可或缺，就像我們說文學創作要繁榮，文學評論不可或缺一樣。但我們在文學翻譯上的匮乏，比創作界還要嚴重得多。我們成熟的從業人員過少，不是沒有人能從事這項工作，但可能沒有精力做，或不屑于做。是以，我們舉辦這次活動有一個好處，至少能把大家聚集起來，面對面地交流和探讨，這将有助于我們推動翻譯評論的開展。
袁筱一
華東師範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翻譯也是經典化過程
外國文學對現代中國文學的影響，也是過了半個世紀以後，我們才能予以确定；它的影響不斷重複之後，我們才深信不疑。是以說，這種影響在發生的時候是潛移默化的，隻是後來我們在書寫文學史的時候，我們才意識到原來有這麼大的影響。是以今天我們這些做翻譯的人，還是可以肯定自己的價值的。不是簡單地說自己的貢獻有多大，而是說自己也是貢獻的一部分。
其實，翻譯工作首先是一個經典化的過程，是一種經典化的力量。在這一點上，翻譯或翻譯文學要意識到這樣的使命，因為它可能會有一定的導向作用。現在作品如此之多，翻譯什麼，使這些譯作能夠抵達更廣泛的讀者手中，可能真的是翻譯的組織者，比如出版社、外國文學研究者和評論者的任務，是以對于譯什麼、怎麼譯需要慎重。
談峥
複旦大學教授
翻譯與翻譯評論的門檻在哪裡？
從事翻譯對譯者的要求非常高，因為一方面需要譯者外語本身學得好，另一方面中文也要好。我自己在複旦教過很多年的翻譯，包括四年級的翻譯課，我看到，即便是複旦最優秀的學生，碰到一些難的句子還是經常會犯錯。那麼，非專業的人碰到一些困難的句子，怎麼可能會翻對呢？
當然，現在也有各種各樣的翻譯理論，人們也說翻譯工作中有很多創造，甚至包括改寫，也可以給我們舉出很多例子。但我個人還是堅持認為，如果這些創造、改寫完全脫離了譯者本意，那還為什麼要翻譯？大家直接去再創造就好了。
說到翻譯，一方面我們現在确實欠缺專業的翻譯，翻譯工作總體來說水準良莠不齊；另一方面，我們也欠缺專業的評審，比如鄭體武老師剛剛也提到了。很明顯的一點，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外國文藝》雜志每年都會舉辦翻譯比賽，一到這時，網絡上就會出現很多争論，關于某些文本應該如何翻譯的議論紛起。這當然是一件好事，表明大家對翻譯的關注度比較高。但是我們發現，這些讨論的水準一般不高。現在有了網絡，無論資質如何，所有人都來參與讨論，而沒有資質的人還不自知。這些人學了一兩年外語，就覺得自己的意見和運用外語幾十年的人具有同等效力，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小白
上海市作家協會專業作家
翻譯和中國現代文學的寫作
關于翻譯直接參與了我們的語言建構，大家應該都有很清晰的感受。我覺得我們可以這樣看，從魯迅那一代作家寫白話新文學開始，中國文學的發展就非常迅速，每隔10年，無論是風格、技術、語言，甚至是篇幅長度，都上了一個非常大的台階。
現在的人工智能算法也非常先進。是以，其實我們可以做這樣一個工作，就是把同時代的大量的文本進行比較，應該可以很清晰地從語言、叙事技巧、叙事方法等方面，看出中國現代文學、現代白話文學是如何一步步走來，以及它們和翻譯文學之間的關系。以前我們沒有這個方法，隻是憑感覺，但現在我們其實有能力做這樣的工作。
但漢松
南京大學教授
翻譯作品的評分機制合理嗎？
翻譯當然可以有段位高低，但就目前來說，就像之前李敬澤老師講的，作家對譯著最寬容，而普通譯者對譯著最不寬容。因為，有大量翻譯品質的“糾察隊”出沒在豆瓣這樣的社交媒體上。
另一方面，翻譯的打分不是加分制而是減分制，這也很奇怪。加分制是正确的操作越多，累計的分數就越高，這個翻譯的水準按理說就應該會很好。但現在的評判方法是減分制，比如在前10頁、20頁發現了一處錯誤，譯者把“紐百倫”翻譯成了“新平衡”，譯作就被扣10分，如果出現了10處，作品就是0分了。這就相當于一部譯作被糾錯到了一定的數量，譯者翻譯得再對的地方也會被掩蓋。在某種程度上，這其實并不是很公平。
陳英
四川外國語大學教授
翻譯文學需要什麼樣的引導？
翻譯文學的進步非常快。90年代，我會在一些書中看到很可怕的錯誤，最“精彩”的一個錯誤是，意大利語裡有個詞可以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捷克人”的意思，一個是“瞎子”的意思，于是就有了“瞎子司機開着一輛車”這樣的翻譯，這是非常可怕的錯誤。
但對于現在看的這些書，我們探讨的不是這些可怕的錯誤，而是原作風格的還原。那麼，我認為翻譯确實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另外，我也一直在思考文學批評的問題。
早些年，我在《南方周末》看到一篇很棒的文學批評，是有關《玫瑰的名字》的，它談出了作品的好與壞，這就寫得非常好。我們作為譯者，也特别期望有這樣的東西，是以我們需要想辦法去促進這樣的文學批評。現在關于文學批評，社會上經常會出現一些比較大的事件，我們也需要有主導性的聲音去做一些推動。
最後我想說，出版和時代中的文化風潮密切相關。我們也可以去思考，現在是誰在看書，是什麼樣的人在看書，而什麼樣的作品可以給他們帶來益處。除此之外，閱讀也需要引導，作家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當然，意大利作品的推廣和中國名作家的推廣工作也是密切相關的。
經過充分讨論，專家評審團決定将第一屆“譯文年選”獎項授予楊自伍先生翻譯的《近代文學批評史》（修訂版）
《近代文學批評史》是美國當代著名批評家、比較文學巨擘雷納·韋勒克的代表作，前後共八卷，全面梳理和總結了歐美近代文學批評理論和實踐，出版至今已取得經典的地位。作者精通多種語言，學識宏富，旁征博引，翻譯起來具有較大的難度。楊自伍先生克紹箕裘，耗時二十餘載将此煌煌巨著完整譯出，可謂名山事業。他苦心孤詣的精神、貫通中西的學養令人歎服。這部譯作擁有可與原著媲美的高度，其影響潤物無聲，源遠流長。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