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華友好人物系列之二】
在往來奔波中日友好的衆多日本友人當中，有一人頗為獨特，他出身顯赫，與同時代的岡崎嘉平太、宇都宮德馬等人士一樣反對戰争，後來步入政壇，成為中日關系的“掘井人”和“先行者”之一。
這位日本人名叫西園寺公一，他是日本有名的“紅色貴族”。
西園寺公一(1906-1993)
西園寺公一家庭出身十分顯赫，祖父西園寺公望是著名的明治政壇元老，曾兩次擔任日本内閣總理大臣，輔弼明治、大正、昭和三朝。
西園寺公望的人生經曆與近代日本政治曆史相始終積極，一生推動日本政治由絕對主義天皇制向立憲君主制發展，抑制日本軍部勢力。
1912年，西園寺公望獲得元老稱号，他是日本政治勢力最強、參政時間最長、影響力最廣的元老，也被稱為日本民主最後的守護者。
西園寺公望，明治政壇元老，日本著名政治家
西園寺公望反對日本出現法西斯專政，可惜他沒有力量阻止法西斯運動的狂潮。“二二六事變”時，他被列為首要殺害對象，最後因軍官産生恻隐之心才幸免于難。
西園寺公望與妻子生有一女，女兒後來招贅舊長州藩主毛利元德之子為婿，改名西園寺八郎。
作為西園寺家的長孫，出生于1906年的西園寺公一自幼繼承公爵爵位，他的國小是在專收皇室、貴族子弟的“學習院初等科”讀的。不過他對這種世襲教育感到厭倦，主動報考普通中學讀書，後來又留洋海外，進入英國牛津大學政治系讀書。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社會
1931年，西園寺公一回到日本，先後擔任了外務省囑托（顧問）、太平洋問題調查會主事、國際問題調查會會長、近衛文麿内閣囑托等要職。
近衛文麿是法西斯獨裁政治的推行者，“七七事變”時的日本首相，侵華戰争的罪魁之一，甲級戰犯。
雖然在近衛文麿内閣任職，但西園寺公一的思想卻逐漸走上了與軍國主義截然相反的道路——随着日本侵華戰争逐漸更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他成為了一名反對戰争、希冀和平的政治人物，思想日趨左傾。
西園寺公一對中國人民充滿同情，他認為隻有停止戰争，實作中日和睦相處及世代友好，才是兩國的根本利益所在。他對時政的見解，在日本引起了轟動。
西園寺公一的反戰政見十分鮮明，1941年3月，西園寺公一以顧問身份随同日本外相松岡洋右通路蘇聯，和斯大林會見時，松岡外相向斯大林介紹西園寺公一時說了一句：“他是我們日本貴族中的布爾什維克。”
沒想到這一句玩笑話竟一語成谶。
《蘇日中立條約》簽訂現場
僅僅一年之後，這位“日本貴族中的布爾什維克”被日本軍部逮捕入獄，因為他卷入了“佐爾格間諜案”。
理查德·佐爾格是一名雙重間諜，他一方面向德國政府透露日本軍事情況的内幕，另一方面還向蘇聯傳送德國和日本的軍事情報。
在日本，佐爾格主要從共産黨員、日本内閣顧問、《朝日新聞》記者尾崎秀實那裡擷取情報，而尾崎的主要情報來源之一正是西園寺公一。
理查德·佐爾格
西園寺公一對向尾崎提供情報的事實直言不諱，但他堅持認為，他和尾崎同為内閣顧問，他們之間隻是“正常交換看法”。日本法庭最終判處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絞刑，而西園寺公一則被判刑一年零六個月，但實際上隻被關押五個月就獲釋了。
出獄後，西園寺公一将爵位和财産讓給其弟弟，從此成為奔走和平的一名普通“白丁”。
戰後，西園寺公一複出政壇，曾當選過參議院議員，構築永恒的亞洲和平、世界和平成為他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1947年5月3日，《日本國憲法》正式生效施行。
這位貴族左翼與新中國的第一次接觸，發生在1952年12月的維也納世界人民和平大會。
時任參議員的西園寺公一與中國代表團名譽團長宋慶齡、團長郭沫若以及廖承志等人初次會晤。
在中國代表團舉辦的宴會上，西園寺公一向中國人緻歉：日本由于發動了戰争，使中國人民遭受到巨大的不幸，今天我能有機會向各位表示由衷的歉意，感到高興；日本人決心不再重複昔日的過錯；我相信在各位的激勵和幫助下，日本人民也能擔負起保衛世界和平的任務。
1952年12月召開的維也納世界人民和平大會
“我的講話一結束，郭沫若先生立即和我握手、擁抱。”西園寺公一後來回憶說，“這次即席講話是我第一次向新中國表達敬意。現在想起來，我此後的生涯就像是為了實踐這次講話的内容而展開了。”
此後，西園寺公一出任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聯絡會議副秘書長，不僅為中日之間恢複正常外交關系傾注了許多心血，甚至在1958年舉家遷居中國，擔任駐華的“民間特使”。
他的此舉得到了執政的自民黨實力人物河野一郎的支援，西園寺公一把中國政治資訊、對日方針等及時轉告給日本政治家，為兩國之間的關系牽線搭橋。
在華期間，這位“紅色貴族”與毛主席、周總理等上司人多次見面，與朱德委員長一起種植蘭花，與陳毅副總理下圍棋，受到了中國政府的熱情款待。
他們一家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無微不至的關懷，周總理特意囑咐有關部門為他們配備了翻譯、漢語教師、廚師和服務員，為全家人裝修了日式住房，準備了榻榻米，并解決了西園寺公一兩個兒子的上學問題。
出于對西園寺公一的感謝和尊敬，中國上司人往往稱西園寺公一為“西公”。
西園寺公一與毛主席在一起
“西公在北京的十二年，不斷有人去他家裡探讨中日關系。很多時候周總理、廖承志接見日本外賓時，一定要西公作陪。”曾經給周總理擔任過翻譯的王效賢回憶說。
當時主要承擔中日關系工作的廖承志是西公一家的常客，廖承志經常半認真半開玩笑地稱這位日本紅色貴族為“殿樣”（一種日本稱謂，意思近似大老爺）。
西園寺公一就此向周總理提出“抱怨”，總理說：“廖先生也是殿樣呀。問題不在于出身，而在于站在什麼立場。”
廖承志出身國民黨元老之名門，父母親分别是廖仲恺、何香凝，同樣是名門望族。
前排左二為西園寺公一，二排左一為廖承志
西園寺公一在北京日子，正值中日關系處于對立隔絕狀态，為了争取中日關系正常化，他廢寝忘食、夜以繼日做了大量民間友好工作，還走遍了中國大陸除西藏外所有的地區，與許多普通百姓會面交談。
日本各界訪華人士都常來找他交流和聽取意見，這位“紅色貴族”在中日交往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鄧穎超同志會見西園寺公一
本來，西園寺公一原本隻準備在北京生活三年，沒想到由于時局的變化，被日本政壇寄予希望的“三年内恢複兩國邦交”任務受到了阻礙，導緻他在中國一住就是十二年零八個月。
西園寺公一是1970年離開中國的，他的離開并不是因為中日恢複邦交即将恢複，而是中國的國内形勢使然。
當時，中國陷入“文革”，王府井大街上還出現過大字報，稱西園寺公一是“日本特務”。不過，在周總理的保護之下，他并沒有遇到太大的麻煩。
60年代，西園寺公一一家與周總理夫婦、廖承志先生合影。
但形勢的發展最終逼迫西園寺公一離開。1970年，周恩來總理約見他說：“現在情況很複雜。我保護不了您了。請您考慮，可先回國去。到情況好轉時，請您再回來。”
回國後，西園寺公一依舊投身中日友好事業，雖然因病行動不便，但仍遵守與周總理的約定，每年都與岡崎嘉平太（原全日空株式會社第二任社長，他的事迹見作者前文）一同來中國通路。
1979年4月，鄧穎超通路日本時向西園寺公一（左四）一家贈送紀念品。
1993年4月22日，西園寺公一先生去世。
他的兒子、東日本國際大學客座教授西園寺一晃先生子承父業，如今也是推動對華友好的日本“資深友人”。他相信，走過70年風雨曆程的中國終将崛起，而且是和平崛起。
60年代，有一首中日青年友好聯歡的主打歌曲《東京-北京》，每次歌唱它時，西園寺公一的情緒都十分激動，他興奮地配合着節拍，與衆人一起高歌：“我們亞洲的同胞們，兄弟姐妹們，在全世界燃起火炬，燃起光明……”
西園寺公一先生的一生就是像這首歌曲的旋律一樣，邁着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步伐，堅定一緻永遠向前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