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友好人物系列之二】
在往来奔波中日友好的众多日本友人当中，有一人颇为独特，他出身显赫，与同时代的冈崎嘉平太、宇都宫德马等人士一样反对战争，后来步入政坛，成为中日关系的“掘井人”和“先行者”之一。
这位日本人名叫西园寺公一，他是日本有名的“红色贵族”。
西园寺公一(1906-1993)
西园寺公一家庭出身十分显赫，祖父西园寺公望是著名的明治政坛元老，曾两次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辅弼明治、大正、昭和三朝。
西园寺公望的人生经历与近代日本政治历史相始终积极，一生推动日本政治由绝对主义天皇制向立宪君主制发展，抑制日本军部势力。
1912年，西园寺公望获得元老称号，他是日本政治势力最强、参政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广的元老，也被称为日本民主最后的守护者。
西园寺公望，明治政坛元老，日本著名政治家
西园寺公望反对日本出现法西斯专政，可惜他没有力量阻止法西斯运动的狂潮。“二二六事变”时，他被列为首要杀害对象，最后因军官产生恻隐之心才幸免于难。
西园寺公望与妻子生有一女，女儿后来招赘旧长州藩主毛利元德之子为婿，改名西园寺八郎。
作为西园寺家的长孙，出生于1906年的西园寺公一自幼继承公爵爵位，他的小学是在专收皇室、贵族子弟的“学习院初等科”读的。不过他对这种世袭教育感到厌倦，主动报考普通中学读书，后来又留洋海外，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政治系读书。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
1931年，西园寺公一回到日本，先后担任了外务省嘱托（顾问）、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主事、国际问题调查会会长、近卫文麿内阁嘱托等要职。
近卫文麿是法西斯独裁政治的推行者，“七七事变”时的日本首相，侵华战争的罪魁之一，甲级战犯。
虽然在近卫文麿内阁任职，但西园寺公一的思想却逐渐走上了与军国主义截然相反的道路——随着日本侵华战争逐步升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成为了一名反对战争、希冀和平的政治人物，思想日趋左倾。
西园寺公一对中国人民充满同情，他认为只有停止战争，实现中日和睦相处及世代友好，才是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他对时政的见解，在日本引起了轰动。
西园寺公一的反战政见十分鲜明，1941年3月，西园寺公一以顾问身份随同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访问苏联，和斯大林会见时，松冈外相向斯大林介绍西园寺公一时说了一句：“他是我们日本贵族中的布尔什维克。”
没想到这一句玩笑话竟一语成谶。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现场
仅仅一年之后，这位“日本贵族中的布尔什维克”被日本军部逮捕入狱，因为他卷入了“佐尔格间谍案”。
理查德·佐尔格是一名双重间谍，他一方面向德国政府透露日本军事情况的内幕，另一方面还向苏联传送德国和日本的军事情报。
在日本，佐尔格主要从共产党员、日本内阁顾问、《朝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那里获取情报，而尾崎的主要情报来源之一正是西园寺公一。
理查德·佐尔格
西园寺公一对向尾崎提供情报的事实直言不讳，但他坚持认为，他和尾崎同为内阁顾问，他们之间只是“正常交换看法”。日本法庭最终判处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绞刑，而西园寺公一则被判刑一年零六个月，但实际上只被关押五个月就获释了。
出狱后，西园寺公一将爵位和财产让给其弟弟，从此成为奔走和平的一名普通“白丁”。
战后，西园寺公一复出政坛，曾当选过参议院议员，构筑永恒的亚洲和平、世界和平成为他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1947年5月3日，《日本国宪法》正式生效施行。
这位贵族左翼与新中国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1952年12月的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时任参议员的西园寺公一与中国代表团名誉团长宋庆龄、团长郭沫若以及廖承志等人初次会晤。
在中国代表团举办的宴会上，西园寺公一向中国人致歉：日本由于发动了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到巨大的不幸，今天我能有机会向各位表示由衷的歉意，感到高兴；日本人决心不再重复昔日的过错；我相信在各位的激励和帮助下，日本人民也能担负起保卫世界和平的任务。
1952年12月召开的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我的讲话一结束，郭沫若先生立即和我握手、拥抱。”西园寺公一后来回忆说，“这次即席讲话是我第一次向新中国表达敬意。现在想起来，我此后的生涯就像是为了实践这次讲话的内容而展开了。”
此后，西园寺公一出任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会议副秘书长，不仅为中日之间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倾注了许多心血，甚至在1958年举家迁居中国，担任驻华的“民间特使”。
他的此举得到了执政的自民党实力人物河野一郎的支持，西园寺公一把中国政治信息、对日方针等及时转告给日本政治家，为两国之间的关系牵线搭桥。
在华期间，这位“红色贵族”与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多次见面，与朱德委员长一起种植兰花，与陈毅副总理下围棋，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热情款待。
他们一家得到了周恩来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周总理特意嘱咐有关部门为他们配备了翻译、汉语教师、厨师和服务员，为全家人装修了日式住房，准备了榻榻米，并解决了西园寺公一两个儿子的上学问题。
出于对西园寺公一的感谢和尊敬，中国领导人往往称西园寺公一为“西公”。
西园寺公一与毛主席在一起
“西公在北京的十二年，不断有人去他家里探讨中日关系。很多时候周总理、廖承志接见日本外宾时，一定要西公作陪。”曾经给周总理担任过翻译的王效贤回忆说。
当时主要承担中日关系工作的廖承志是西公一家的常客，廖承志经常半认真半开玩笑地称这位日本红色贵族为“殿样”（一种日本称谓，意思近似大老爷）。
西园寺公一就此向周总理提出“抱怨”，总理说：“廖先生也是殿样呀。问题不在于出身，而在于站在什么立场。”
廖承志出身国民党元老之名门，父母亲分别是廖仲恺、何香凝，同样是名门望族。
前排左二为西园寺公一，二排左一为廖承志
西园寺公一在北京日子，正值中日关系处于对立隔绝状态，为了争取中日关系正常化，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做了大量民间友好工作，还走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外所有的地区，与许多普通百姓会面交谈。
日本各界访华人士都常来找他交流和听取意见，这位“红色贵族”在中日交往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邓颖超同志会见西园寺公一
本来，西园寺公一原本只准备在北京生活三年，没想到由于时局的变化，被日本政坛寄予希望的“三年内恢复两国邦交”任务受到了阻碍，导致他在中国一住就是十二年零八个月。
西园寺公一是1970年离开中国的，他的离开并不是因为中日恢复邦交即将恢复，而是中国的国内形势使然。
当时，中国陷入“文革”，王府井大街上还出现过大字报，称西园寺公一是“日本特务”。不过，在周总理的保护之下，他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
60年代，西园寺公一一家与周总理夫妇、廖承志先生合影。
但形势的发展最终逼迫西园寺公一离开。1970年，周恩来总理约见他说：“现在情况很复杂。我保护不了您了。请您考虑，可先回国去。到情况好转时，请您再回来。”
回国后，西园寺公一依旧投身中日友好事业，虽然因病行动不便，但仍遵守与周总理的约定，每年都与冈崎嘉平太（原全日空株式会社第二任社长，他的事迹见作者前文）一同来中国访问。
1979年4月，邓颖超访问日本时向西园寺公一（左四）一家赠送纪念品。
1993年4月22日，西园寺公一先生去世。
他的儿子、东日本国际大学客座教授西园寺一晃先生子承父业，如今也是推动对华友好的日本“资深友人”。他相信，走过70年风雨历程的中国终将崛起，而且是和平崛起。
60年代，有一首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的主打歌曲《东京-北京》，每次歌唱它时，西园寺公一的情绪都十分激动，他兴奋地配合着节拍，与众人一起高歌：“我们亚洲的同胞们，兄弟姐妹们，在全世界燃起火炬，燃起光明……”
西园寺公一先生的一生就是像这首歌曲的旋律一样，迈着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步伐，坚定一致永远向前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