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曼和阿倫特對納粹大屠殺的探索與思考

《劉擎西方現代思想講義》中，對齊格蒙特·鮑曼和漢娜•阿倫特一些觀點進行介紹，由于篇幅較短，且關注的焦點也基本一緻，故把兩人納入同一篇文章，他們的觀點也較為一緻：強調守住人作為人的本性，才能避免被人利用而作惡。

一、鮑曼：永遠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個人

進入本書的第三部分，雖然作者劉擎把它稱為“第三章”，為了叙述友善，還是稱為部分更合适。這一部分已經深入到20世紀的現實思考中，首當其沖的就是二戰前德國的出現，和納粹的大屠殺等事，不可否認，這也是人類史上特别大的事件。

現代思想界在讨論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事件，主流有兩個觀點，一個是偶然性，一個是遇到不正常的人。它們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把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事，與現代社會和現代文明隔離開來。這些思維我們也不陌生，正像遇到某一些問題時，會歸因到某一個人身上，這樣，有利于快捷地解決紛争，達成共識。

但這種方式不利于總結經驗教訓，更難以探求到真相。對大屠殺，英國社會學家、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有更深刻的論述，在《劉擎西方現代思想講義》中的“大屠殺是因為瘋狂嗎”一篇有深入淺出的闡述。

鮑曼認為，正是現代社會，才會發生大屠殺。他的論據正如書中的伯林等思想家一樣，現代社會的理性思維，官僚制盛行天下，把人變成機器，許多人在不知不覺中就成了社會的一枚“螺絲釘，”失去人性卻不自知。

在龐大的現代機器運作之下，參與大屠殺的每一個人，都不認為自己是劊子手，有的認為自己“今天隻填了二十張表，”有的人覺得自己隻是遞了幾粒子彈。嚴密分工的龐然大物，讓參與殺人的人，沒有意識到自己就是兇手，就這樣，殺了600萬人。

這等規模的大屠殺，讓殺人者意識不到正在殺人，讓被殺者意識不到即将死亡，隻有在科技高度發達，理性盛行的現代社會才有可能做到。但是，汽車雖然萬一出事故，傷亡會比馬車大得多，但絕少人會選擇出行坐馬車。對于如何防範類似現代悲劇的出現，鮑曼給出一張藥方：現代人要堅持一種不可讓步的、無條件的道德感，保持對他人的道德感覺。簡單說：永遠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個人。

二、阿倫特：喪失獨立思考能力的機器人促成大屠殺

在鮑曼之後，劉擎接着介紹的是思想家漢娜·阿倫特，這個人有點特殊，它是納粹德國暴行的親曆者，逃到美國後對這一現象做了深入的考究和思索，她有一個詞在現在非常流行：平庸之惡。

但這個詞是被翻譯錯的，或說不夠準确的。劉擎認為，應該稱為“惡的平庸性。”對納粹暴行，阿倫特提出兩個關鍵詞來形容它，一是“極端之惡，”一是“惡的平庸性。”

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動機與之前時代的殺人完全不同，可以說幾乎是毫不利己、專門害人的。簡單說，就是納粹不把猶太人當作“人”來看待，把他們排斥出“人”的範圍。這就是始作傭者極端之惡。

隻有謀劃者，沒有執行者，大屠殺也不可能發生，在二戰後審訊納粹進階官員艾希曼時，阿倫特從他平淡無奇的辯解中發現了另一種惡，就是被誤譯的平庸的惡，即惡的平庸性。

說它平庸，因為在現代社會中随處可見，可以說，它是科學與理性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異化，現代社會把人變成龐大機器的螺絲釘，螺絲釘們發揮它們的作用，殺人機器就轉動起來。

如何避免自己成為螺絲釘，不至于在殺人中而不自覺呢？劉擎認為，就是人應該保持獨立思考的能力。劉擎這句話說着容易，做起來卻千難萬難，需要許多先決條件和一定學識，能做到的寥寥無幾。（十七）

​三、堅持獨立判斷

劉擎介紹阿倫特的第二篇是“怎樣才能不變成壞人，”還是以納粹德國大屠殺展開，從國際法庭審訊阿道夫·艾希曼入手，他是納粹德國的高層，是在猶太人大屠殺中執行”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人。

在被審判時，艾希曼運用他博學多才的長處，為自己抗辯，還引用了康德的一些名言作為論據，風度翩翩讓人心折。阿倫特沒有被艾希曼的表面所迷惑，指出他是一個“失去思考能力的人，”正如機器，制造了極端之惡。

艾希曼的辯解理由是，他是聽從元首的指令，服從當時的法律的，還符合康德的哲學。簡言之，滿嘴空話套話，運用華麗的外表包裝，這種人在日常中絕不少見，把套話背得滾瓜爛熟，說起來若符節拍，卻沒有自己深思過的獨立判斷。這就是阿倫特說的他喪失自己的思考能力。

現代社會的官僚制，把人變成螺絲釘，納粹德國又通過偷換概念等手法，把“不能殺人”的常識，偷換為“隻要為了種族利益，就可以殺人”的新的道德法則，一系列計劃推開，人們就被卷入其中，喪失思考能力，也失去獨立判斷的能力，大屠殺成為理所當然的、必須要做、關系到天下興亡的事。

文中對如何避免成為壞人做了思考探索，在現代社會的大潮下，要保持個人的獨立判斷能力非常困難，劉擎在文中提出要保持住“與自己相處，與自己交談的傾向，”這可能就是常說的三省吾身，勿失本性吧。再加上有道德正直加持，“甯可自己蒙受冤屈，也不願行不義”的操守，才有可能避免變成壞人或殺人者幫兇。（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