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與楊振甯觀點相左，對中國科技戰略制定有何價值？問題的提出：基礎與應用之辯 李政道強調基礎科學研究 楊振甯強調應用科學研究 基礎與應用之辯的時代意義

在如何看待李、楊觀點相左這一問題上，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窠臼，非要評判二者孰優孰劣、誰對誰錯 | pixabay.com

核心觀點

改革開放以來，李政道和楊振甯對中國科技發展戰略有着不同的觀點和建議。李政道針對特殊曆史時期對基礎研究的否定以及改革開放後功利主義的盛行，極力主張中國要重視基礎科學研究，并支援中國建設高能加速器；楊振甯針對中國科技和工業落後的現實狀況，極力主張中國要更加重視應用科學研究以滿足國家建設的急需，并反對中國建設高能加速器。

在如何看待李、楊觀點相左這一問題上，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窠臼，非要評判二者孰優孰劣、誰對誰錯。二人的觀點都很深刻，都有理有據，隻是他們看問題的角度不同罷了。李、楊二人觀點相左，對于中國科技發展而言，反而是好事。不同觀點的碰撞，能讓中國上司人聽到不同的聲音，進而能讓中國的科技戰略決策更加理性、務實、周全。

本文根據黃慶橋教授發表在《中國科技論壇》2020年第1期上的《基礎與應用之辯：李政道與楊振甯對中國科技戰略的不同觀點及現實意義》一文改寫而成。

撰文｜黃慶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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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0">問題的提出：基礎與應用之辯 </h1>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加快探索實作國家現代化的道路。在這一過程中，決策層深刻認識到，要實作國家現代化，就必須大力發展科學技術。于是，采取什麼樣的方針和路線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現代科學技術是一個巨複雜系統，不僅門類衆多，新的科學技術分支不斷産生，而且科學技術有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分。如果說人們對科學技術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識，那麼，在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孰輕孰重，抑或二者該如何保持平衡的問題上，則是存在很大分歧的。其實，建國以後，“任務帶學科” 與 “學科促任務” 之争就一直存在。不過，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曆史條件下，老問題逐漸被新難題所取代。

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面臨着一個十分糾結的兩難境地：面對“文革”對基礎科學的否定，我們需要撥亂反正，為基礎科學正名，進而大力開展基礎研究，并在此過程中培養科學技術人才；然而，面對改革開放和國家現代化建設的現實急需，又要求我們必須使用好有限的資源，大力開展應用研究，以解決大量而緊迫的實際需求。從道理上講，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當然都重要，這是不需要争辯的；但在資源有限并且科學技術門類衆多的情況下，到底該采取怎樣的具體發展路線，不可避免地成為争論的焦點。是以，在1980年代前後，圍繞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争辯非常激烈，中央決策層與科學界之間、科學界内部、科學界與實業界之間，都有博弈。引人關注的是，在這一争論與博弈的過程中，李政道和楊振甯兩位著名華人科學家也參與其中。

李、楊介入到基礎與應用之辯，發端于對中國當代科學史上一個有名的大科學工程的讨論——中國是否應該發展高能實體并建設高能加速器。非常有意思的是，李、楊給出的意見和建議截然相反，但他們的論證卻都雄辯有力、有理有據。由此生發，他們二人在中國究竟該如何對待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問題上，也發表了一系列觀點相左的意見和建議；同樣地，他們那些針鋒相對的意見和建議也都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和說服力。

現實總是聯系着曆史。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全社會都認識到實作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的極端重要性，與此相伴，基礎科學的重要性再次引發人們的關注。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和基礎科學研究的高品質發展，已經上升到國家發展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

值此時代背景下，梳理并總結李政道和楊振甯關于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不同觀點和建議，或許能為現實問題的深入讨論提供某種啟發和借鑒。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10">李政道強調基礎科學研究 </h1>

李政道自1972年9月第一次回國開始，就一直向中國上司人、科學界及社會大衆作 “科普”，強調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性。他不僅直接推動了中國基礎科學研究的重大工程——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成，而且通過各種途徑傳播自己的基礎科學理念。

鼎力支援中國建設高能加速器

中國高能實體的發展與高能加速器的建設，因受到周恩來、鄧小平等上司人的特别關心而在中國當代科技發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影響。周光召先生認為，“中國的基礎研究在上世紀80年代的象征就是高能加速器。” [1] 而李政道就是這一 “象征” 的鼎力支援者、推動者。

中國高能加速器的建設，從1972年啟動，到1984年正式動工建設小型正負電子對撞機，曆經十餘載，“七下八上”，期間多次咨詢過中外科學家的意見，先後提出過多個工程方案，過程極為複雜。李政道從一開始就參與到對這一工程的建議之中，力主中國應建設正負電子對撞機而不是大型的質子加速器，最終被中國政府所采納。

1984年5月21日，鄧小平接見李政道。在會談中，李政道提綱挈領地回顧了他參與中國高能加速器建設的過程。他說：“72年我第一次回國，在北京周總理提出如何使高能實體在中國發展的問題，以後我一直在思考，主要是想将基礎和應用結合起來。76年秋我通過美國斯坦福高能實體加速所寄給國内成套的關于電子對撞機及有關同步輻射的資料。77年來北京時我提出自己的想法，建議造一架規模較小的，二三十億電子伏的正負電子對撞機…… 77年底，袁家骝、吳健雄教授寫了一份關于質子加速器的建議，請我聯名加入。我加了個附錄，是關于電子加速器的，其中強調了質子與電子不同的地方…… 78年中國決定造大的質子加速器，雖然與我的建議不同…… 81年國家對高能的方向有所改變，故我又提出小型電子對撞機方案…… 現在看來，這個方向是對的。” [2]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了李政道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設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另外，在《我和祖國的高能實體事業》[3] 一文裡，李政道更為詳細地回憶了自己參與、支援中國高能加速器建設的全過程。

時任中科院院長的周光召先生對李政道在中國高能實體加速器建設中的特殊作用，曾有過這樣的評價：“當時很多人認為錢不應該花在這方面。國内除小平同志的堅持，還有我們中國高能實體科技人員的努力，而在國外，最關鍵的則是李政道……政道從來不對中國發展中的一些事情說三道四，總是從正面的角度來幫助、來推進中國科技的發展。” [1]

陳和生也曾有過更為具體的評價：“應當說，沒有李政道先生對發展中國高能實體的遠見卓識和孜孜不倦的努力，就不會有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設和成功。從它的實體目标選擇到加速器方案的确定，從工程設計到關鍵裝置在美國訂貨，從人才培養到工程管理，從實體研究到國際合作，都凝聚着李政道先生的很多心血。” [4] 陳和生曾任中科院高能所所長，是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立過程的親曆者，是以，他的上述評價是可信的。

極力主張中國應重視基礎科學研究

李政道第一次回國就注意到國内對基礎科學研究的忽視與偏見。1974年5月第二次回國時，他向毛澤東和周恩來呈送了著名的《參觀複旦大學後的一些感想》，提出了重視基礎科學研究、培養科學技術人才的建議，并在周恩來總理的接見會上舌戰 “四人幫”，力陳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性。[3]28-30

這次經曆也讓李政道認識到，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要從道理上講清楚并讓中國人明白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及其與應用研究的關系，不是一樣容易的事情。正因如此，從那時開始，以後李政道每次回國，都要在不同場合、不同層面談到這個問題，進而形成了其特色鮮明的基礎科學觀。

第一，從常識的視角用打比喻的方式闡釋基礎科學的不可或缺性。

李政道認為，要讓科學界之外的普通人認識到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性，最好用大白話、用形象的比喻、用打比方的方式去交流，這樣效果會比較好。為此，他不斷地尋找貼切的比喻，用更加有說服力的例子來闡述自己的觀點。

李政道回憶，“我開始的時候，曾拿人的手足來比喻，想說明他們的不可偏廢。之後又拿糧食和藥材作比喻，想說明，糧食固然重要，但亦不能全國每個人都搞糧食，而沒有人去生産藥材。後來我又拿水、魚和魚市場來比喻三者的關系，也是為了說明，基礎科學研究是根本，但也不能忽視後二者的重要性。很顯然，沒有水，就沒有魚；沒有魚，也就是不會有魚市場。” [3] 48李政道在這裡談到的 “水·魚·魚市場” 理論，最為形象貼切，因而也最為有名。據李政道回憶，大概是在1984或1985年，他在與谷羽和柳懷祖的一次談話中，第一次想出來 “水·魚·魚市場” 的比喻并加以引用。[5] 李政道還為此做了一首打油詩：“基礎科學清如水，應用科學生遊魚，産品科學魚市場，三者不可缺其一。” [3] 48這首詩形象地說明了基礎科學、應用科學和産品開發三者之間的關系，生動而易于了解。李政道在和記者交談的多個場合，以及在一些會議的講話、演講中，常用到這一比喻。

第二，從科學技術發展史的視角分析基礎科學研究與應用科學研究的關系。

作為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著名科學家，李政道自然不會隻停留在打比方的淺層次上說明基礎科學的重要性。李政道深谙科學技術史，是以他特别注重從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史的角度，論證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關系問題。他經常提到19世紀、20世紀科學史上幾個有名的基礎研究發現對應用研究的推動。

一個例子是19世紀法拉第關于電磁互相關系的實驗，以此為基礎，導緻了19世紀末麥克斯韋方程式的誕生。而這一突破帶來了發電機、電動機和電報電視雷達等現代化的通訊手段。另外的例子是20世紀初的兩個基礎研究，一個是邁克爾孫和莫雷的光速實驗，為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奠定了基礎；第二個是普朗克方程式，為量子力學奠定了基礎。

“20世紀所有現代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如原子結構、分子實體、核能、雷射、X射線、半導體及超級計算機等，都是因為有了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人類對自然界的了解，一切20世紀的科學文明，全都基于這兩個理論。” [6] 李政道在深入分析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史尤其是20世紀的情況之後，得出結論：“沒有今日的基礎科學，就沒有明日的科技應用”，并認為基礎研究相當于一個 “總機關”，“總機關一動，下面的整體就要發動。” [6]136 應當說，李政道從科學技術發展史的角度深刻闡明了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具有說服力的。

第三，從發達國家經驗的視角探讨基礎科學的發展路徑。

從科學技術發展史的角度，隻能在一般學理意義上闡明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的關系。然而，不同的國家曆史背景不同，會有不同的發展道路。是以，還要從曆史經驗的角度，闡明科技發達國家是如何發展基礎科學并恰當處理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的關系的。

李政道選擇了自己所在的美國以及二戰後迅速崛起的日本為例，來闡述這一問題。他回顧了美國和日大學學技術發展的曆程之後指出，“日本在早期比較窮困的時候，是比較注重基礎研究的。這和其後來科學上的成功，以及工業上的發展，有極大的關系。為什麼在國家窮的時候，要注重基礎科學研究呢？那是因為支援基礎科學所需的經費比較低。” [5]143 而美國的情況則不同，“美國早期根本不注重基礎”，原因在于 “美國起步的時候，和西歐關系密切，工業技術已經有一定發展…… 二次大戰後，西歐受到戰争的破壞，才促使美國重視基礎研究。” [5]147

雖然日本和美國的曆史很不一樣，但近期情形則一樣，兩個國家都高度重視基礎研究，“基礎、應用和開發研究經費的比例，近期也都基本保持在15%、25%、60%左右。” [5]147 中國的曆史和國情與日、美不一樣，是以要走自己的路，但一些共同的規律性的東西，也應該借鑒過來，為我所用，“關鍵是要處理好基礎、應用、開發三方面的關系。經費的投入大緻保持一定比例，才能協調地發展。” [5]148 李政道的論證邏輯性非常強，充滿曆史感和國際視野。

1970年代末以來，李政道每年多次回國。在有限的回國時間裡，李政道不僅在事關基礎科學研究的諸多問題上向中國上司人建言獻策，而且在全國各地不同層面宣講自己對于基礎科學研究及其與應用科學研究的關系的基本觀點。

鑒于李政道的特殊地位和影響，國内媒體都樂于報道他的講學、演講内容。查閱當時的報刊雜志，李政道關于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關系的言論和思想在當時有着大量的報道。在改革開放初期咨詢尚不發達的年代，這對扭轉當時社會上對基礎科學研究的偏見，開闊人們的視野，發揮了積極影響，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11">楊振甯強調應用科學研究 </h1>

與李政道恰好相反，楊振甯于1972年6月第二次回國時就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此後，他又突出強調中國要大力開展發展性科學、應用性科學研究。更重要的是，楊振甯突出強調應用研究的理由，也同樣雄辯有力，同樣給中國上司人和中國科學界以極大的啟發。

持續反對中國建設高能加速器

楊振甯于1971年7月首次回國通路，回國期間主要是省親和參觀各條戰線上的 “樣闆” 工程，與中國科學界并未深入交流。1972年6月，楊振甯第二次回國（李政道同年9月第一次回國）。也即是在這次回國期間，楊振甯開始介入到中國高能加速器建設的争論之中。

1972年7月4日，楊振甯應邀參加中科院組織的 “高能實體發展與展望” 座談會，會上中國實體學家提出中國要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趕上世界先進水準并在此過程中培養人才。出乎參加座談會的中國科學家意料的是，楊振甯在會上反對中國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而且态度堅決。

他說：“拿幾千萬美元的投資來發展高能加速器，從中國工業發展來看，我很難投票贊成…… 中國去年的鋼産量是2100萬噸，可以等這個數字增加三倍以後再來讨論。這個數字是美國和蘇聯的六分之一，但美國和蘇聯的人口是中國的三分之二。中國有很多别的事情做，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貢獻，但我不覺得應當就是在高能加速器方面。” [7] 應當說，眼界開闊、對中美情況都有了解的楊振甯是務實的。

确實，1972年的中國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奢談建造大型加速器極不現實，而且當時高等教育幾乎停滞，沒有人才根本就不可能建成加速器。在楊振甯看來，中國當務之急是要恢複并發展教育，培養更多的人才。盡管中國科學家對楊振甯直言不諱的意見感到很不舒服，但楊振甯的意見确實很在理，這對處于封閉狀态下的中國科學家而言，無疑是一針清醒劑。

盡管楊振甯極力反對中國建造高能加速器，但中國科學家有着自己的長遠考慮，張文裕等18名科學家聯名于當年9月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提出發展中國的高能實體并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建議。周恩來親筆批示給予支援。1973年，中國高能實體研究所正式成立，高能加速器建設也提上日程。1975年，國家準許建造400億電子伏質子同步加速器；1978年國家改為準許建造500億電子伏質子同步加速器，然後建造5000億伏質子加速器，史稱 “八七工程”。

也就在 “八七工程” 上馬的時候，楊振甯再次回國，并且 “不識時務” 地再次公開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1978年8月18日，鄧小平和方毅接見楊振甯，會談中，楊振甯明确表示自己反對祖國建造大型加速器，以至于鄧小平在會見結束時訓示在場的副總理方毅，專門組織專家再次與楊振甯詳談。8月19日下午，方毅率張文裕、周培源、吳有訓、錢三強、朱洪元等著名實體學家再次與楊振甯座談。雖然楊振甯堅持自己的反對意見，但 “八七工程” 上馬已成既定事實。[8] 此時的中國科學界，急于奮起直追的心情更為迫切，不可能因為楊振甯的反對而下馬一個好不容易争取來的重大科學工程。

然而，好景不長，“八七工程” 過于貪大求高，不幸被楊振甯言中，不符合中國實際，被迫下馬。

話說1978年底 “八七工程” 上馬後，因耗資巨大，也遭到國内科學界其他學科的反對，據說就有 “我們這兒飯都吃不飽，高能實體所在那兒吃肥肉” [8] 的說法。是以從1979年開始，國家就開始考慮調整高能加速器建設，也就是下馬 “八七工程”。

1980年1月，改革開放大幕拉開後中國舉辦的第一個國際大型學術會議——廣州粒子實體理論讨論會召開，包括李政道、楊振甯在内的海内外華裔實體學家群賢畢至。會議期間，由李政道牽頭拟就了一封緻中國政府的信，呼籲中國政府繼續支援建設高能加速器。絕大多數到會實體學家都在這封信上簽名了，而楊振甯卻沒有簽名。不僅如此，他還于當年3月12日給所有參會的科學家寫了一封信，再次公開亮明自己的觀點，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他說：“中國的上司人和科學家已經十厘清楚我的意見……我不能夠無愧于心地去簽署這個檔案，因為我認為真正需要的不是我的簽名，而是中國人民的簽名。” [8] 這是有史可考的，楊振甯第三次公開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

1981年底，在經過更為理性、周全的論證與國際咨詢之後，中國政府決定放棄建設大型質子同步加速器，改為建設規模較小的正負電子對撞機。就在中國政府作出這個決策不久，也就是1981年底，楊振甯緻信鄧小平和方毅，再次提出反對意見。而且這次意見更有針對性、更為具體、更具前瞻性，試圖給中國的科學研究指出方向。這封信影響很大，因而有必要詳細介紹一下這封信的主體内容及有關情況。

楊振甯在信中明确了自己反對建造大型加速器的觀點，進而深刻指出，中國的科學研究 “傾向于走兩個極端：或者太注意原理的研究，或者太注意産品的研究（制造與改良）。介于這兩種研究之間的發展性研究似乎沒有被注重。” “發展性研究是一種中期的投資，希望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内成果能增強社會生産力。這種投資我覺得是目前中國科技研究系統中十分脆弱的一個環節。” “原理的研究成果往往名氣大，叫得響，而發展性的研究各工廠視為财富，不肯公開，是以在中國容易産生一個而錯誤的印象，以為美國原理研究經費比發展性的研究多得多。事實與此正相反。” 楊振甯指出，美國的發展性研究經費大約是原理性研究經費的10倍。“原理的研究的社會支援在美國隻是這30年才開始的。這個曆史發展的順序，先實際後原理，先短、中期後長期，這是由經濟規律所決定的，絕對不是偶然的。” [9] 在這些論證基礎上，楊振甯認為中國應大力開展發展性研究，并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必須承認，楊振甯的上述觀點是非常精辟的，已經超越了就事論事的層面，轉而從學理層面、中國實際以及汲取國際經驗的角度，為中國科技發展提出了極具指導意義的建設性意見。

1981年12月28日，鄧小平審閱了楊振甯的這封信，并作出重要批示：“由有關部門進行讨論，拟出方案。” [10] 由此可見，鄧小平是非常重視這封信的内容的。又因楊振甯的這封信有理有據，不僅找準了中國科技發展的“痛點”，為中國科技戰略發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且還有鄧小平的明确批示，是以此信内容引起中國政府和科技界的廣泛讨論。以至于《光明日報》于1982年3月5日以較大篇幅刊登了此信的主體内容，并特意加了一個 “編者按”：“希望本文能引起國内科技界的重視，并歡迎大家就本文提出的問題發表意見。” [9] 這足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官方的态度。

也就是從這封信開始，鑒于中國政府已正式決定建設正負電子對撞機，楊振甯不再公開反對中國搞高能加速器，而是主張中國政府要更多地重視發展性研究，也就是應用科學研究。

極力主張中國要更加重視應用科學研究

上文已經論及，楊振甯于1972年第二次回國時（7月4日）就 “舌戰群儒”，堅持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而李政道第一次回國是在1972年9月，就此而言，楊振甯強調應用科學并非專門針對李政道的。筆者認為，楊振甯作為著名的基礎科學家，不可能不明白基礎科學的重要性，他之是以突出強調中國要更加重視應用科學研究，是與他對基礎科學的了解以及他對中國現狀的把握分不開的。事實上，楊振甯的意見和建議，同樣給20世紀末的中國人以極大的啟發。

第一，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性是從長遠觀點來講的。楊振甯本身就是從事理論實體研究的，他不可能否定自己所從事的行當。但是，對基礎研究的作用，楊振甯非常強調不能一概而論，要做具體的分析。

1980年3月，楊振甯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協會演講，針對1979年全國聯考招生考化學的學生比較少這一情況，他說：“粒子理論實體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科。我相信在30年、50年或100年以後，肯定會與人類的日常生活發生關系，基本粒子的研究是會影響世界生産力的。但是，這是從長遠觀點講的。長期投資和短期投資的分布，各國需要不一樣，不能一概而論。在中國，假如把我幹的那一行強調得太高，将會産生不良的影響。” [11]

可見，楊振甯特别強調不同的國家、不同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發展基礎研究的戰略應該是不一樣的。而且，他還突出強調不要擡高自己的研究領域。

1984年底，楊振甯在北京大學回答學生的提問時說：“理論實體所面臨的問題，不是中國目前所要解決的問題。理論實體在中國似乎很熱，這是一種迷信。” [11]1022-1023 1986年5月底到6月初，楊振甯通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所學生院并做演講，在回答師生提問時說：“我猜想今後30年高能實體将處于困難時期。這不表示沒有重要工作，也不表示沒有人去做了，不過不再是一種蓬勃的局面了。” “粒子實體實驗所需經費愈來愈大，今後30年它不可避免地要走下坡路。在實驗愈來愈少的情況下，做理論的人卻很多，其中有很多聰明人，這樣，愈來愈數學化的傾向是不可避免的。” [11]510 可見，楊振甯對基礎科學研究尤其是高能實體學有着自己的獨特看法。

第二，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更需要應用科學研究。楊振甯之是以突出強調應用研究，與他對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面臨的時代任務的認識密切相關。在他看來，1980年代中國的首要任務是擺脫貧困，因而在科學技術上要優先發展應用性、發展性的研究，這在1981年底他寫給鄧小平和方毅的信中都有系統闡述。此後，他一直堅持這一觀點。

1982年4月，楊振甯在美國與《光明日報》記者談話時說：“像我這樣有了點名氣的人，也有不好的影響。在國内有許多青年人都希望搞我這一行。但是，像我這樣的人，中國目前不是急需。要增加中國的社會生産力，需要的是很多會動手的人。” [11]1007

1984年10月3日，楊振甯在與國家科委主任宋健、中科院副院長嚴東升談話時說：“現在中國應該是 ‘生産第一’ ‘生産第一’ ‘生産第一’”，“從全民族的利益來看，基礎研究的投資不變（不增加）是一個頭等重要意義的選擇”，“暫時當機基礎研究的經費是合乎民族利益的唯一可能的選擇。” [12] 楊振甯的這一席話遭到了國内一些基礎科學家的反對，被認為是觀點偏激。

1986年5月，楊振甯應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邀請發表談話，在談到高技術發展時，他說：“中國派人出國學習，主要不是跟我這樣的人學，因為這對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沒有多大效果。” [11]506 應當說，楊振甯的觀點主要是着眼于中國的現實需求，在20世紀八十年代的情況下也是比較符合中國實際的。

第三，結合中國國情和現實需要建議海外學子開闊視野。1984年1月21日，楊振甯應邀在美國戴維斯與中國通路學者和留學生談話，他說：“各個不同的社會所需要的科技發展是不一樣的，能夠發展的科技方向也是不一樣的。從1971年我第一次通路新中國以後，就不斷地提到過，在這裡學習實體的中國學生需要花更多力量注意中國所需要的實體方向。我所搞的高能實體，不是中國所急需要的方向，這是費錢而不賺錢的方向。什麼樣的方向合乎中國國情呢？譬如說發展固體實體就較合乎中國國情。” [11]469

1986年5月底到6月初，楊振甯通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所學生院，在回答師生提問時楊振甯說：“很多年來，我對一些念實體的人說，除非你覺得絕對非念高能實體不可，還是不要念高能實體。高能實體與中國的‘翻兩番’毫無關系，甚至會起反作用，因為高能實體太費錢了。這不表示高能實體沒有重要性，高能實體當然有重要性，但是中國的問題是‘翻兩番’的問題而不是高能實體的問題。” [13]

理性地來分析，楊振甯的意見和建議出發點是好的，旨在希望青年學子有更為開闊的眼界，更多去了解祖國的現實需要，但楊振甯的話也的确給人感覺有偏激之嫌。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12">基礎與應用之辯的時代意義 </h1>

通過上面的梳理和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雖然李、楊二人觀點相左，但他們給予中國的意見和建議卻也都是有理有據，都是出于要把中國的事情尤其是科學技術發展好這一愛國心的，并非出于一己之私。這一點必須首先明确。

李、楊二人的觀點相左，主要源于他們看待中國問題進而提出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的出發點不同。李政道針對 “文革” 對基礎研究的否定及其惡劣影響以及改革開放後功利主義在中國的盛行，極力主張要重視基礎科學研究，當然沒有錯；楊振甯針對中國科技和工業落後的現實狀況，極力主張要更加重視應用科學研究以滿足國家建設的急需，也沒有錯。是以，在如何看待李、楊觀點相左這一問題上，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維窠臼，非要評判二者孰優孰劣、誰對誰錯。事實上，他們二人的觀點不同，隻是他們看問題的角度不同罷了。

本來，基礎科學研究和應用科學研究都非常重要，二者都不可偏廢，這是無須争論的。但這個問題在中國有其特殊性。中國的近代科學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從一開始就背負起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沉重使命。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一定是與國家戰略、國家需要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建國以後，“學科” 與 “任務” 之間到底該如何平衡的問題就一直争論不休。“文革” 後，國家建設步入正軌，各個領域都急需财政支援，可是國家卻很窮，分攤到科學技術研究上的科研經費極為有限，這裡多拿一分，那裡就少了一分。這也是那個曆史時期基礎與應用之争以及李、楊關于基礎與應用之辯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李、楊二人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海外華裔科學家。更重要的是，他們二位都是十分愛國的。1980年10月，當時在美國訪學的周光召在給中科院副院長錢三強的一封信中談及了華裔科學家莫偉的一些看法：“莫偉找我談了三次，談了一些情況和意見，他意思是希望我把這些意見轉告國内…… 有些人不了解中國情況，有些人有私心，中國政府不要輕信他們…… 莫講據他看隻有李和楊沒有私心，熱情希望把中國事情搞好。” [14]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海外華人對李、楊二人的評價，中國政府也是以對他們二人的意見和建議格外重視。

就此而言，李、楊二人觀點相左，對于中國科技發展而言，反而是好事情。不同觀點的碰撞，能讓中國上司人聽到了不同的聲音，進而能讓中國的科技戰略決策更加理性、務實、周全。或許，這也是李、楊關于基礎與應用之辯的最大現實意義之所在。

近年來，關于中國要不要建造大型加速器，科學界争論很大，特别是從楊振甯先生的《中國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對撞機》[15] 和王贻芳先生争鋒相對的回應文章《中國今天應該建造大型對撞機》[16] 發表以來，使得原本僅限于科學界的讨論，變成了一個社會場域中的熱點話題，社會各界對此話題高度關注，紛紛發表意見。就在作者返修本文之際，2019年6月5日，《科技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發了《“中國不應建大加速器”——南開大學實體學教授葛墨林院士答科技日報記者問》[17] 一文，再次引發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熱議。

曆史總是能給現實帶來某些啟發。本文認為，總結曆史，關于中國要不要建造大型加速器，以下幾個次元的深入讨論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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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充分研判建造大型加速器的科學價值和科學目标。至少從目前的争論來看，科學界内部對大型加速器的科學價值的看法還很不一緻，盡管可能會有不同學術觀點和流派争鳴的因素，但對耗資巨大的大型科學裝置的主要科學目标，還應在科學界内部充分醞釀，盡量取得某些基本共識。科學界内部形成某種共識，是說服國家和公衆的前提。

2

必須充分考慮國情。發展科學從來都不能脫離一個國家的具體情況，國情是發展現代科學技術的根本條件。建造大型加速器的必要性是什麼，可行性在哪裡，這些根本性問題都要深入地研究清楚，而不能先入為主地盲目給予肯定或是否定。人才與技術儲備、成本與收益分析、風險評估與控制等等，這些深層次的具體問題，都需要進行嚴肅的專業性的深入研究。

3

必須重視整合公衆意見。在當代，建造大科學裝置已不再僅僅是科學界内部的事情，社會場域對大科學裝置的關注度極高，在一定意義上也會左右大科學裝置的決策和進展。是以，一方面，對于公衆關注關心的焦點問題，必須給予正面的而且是有力的回應；另一方面，對于在較長時期的輿論中形成的有科學依據和廣泛共識的民意，決策者也應該積極考慮吸納，以形成決策者、科學共同體與社會公衆之間的良性互動。

随着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科技事業蓬勃快速發展，科技強國戰略與路線堅定而清晰。可以預見的是，在邁向科技強國的過程中，很多大科學裝置的建造都會被提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孰輕孰重及其發展路線的話題必然會反複涉及，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帶來某些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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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黃慶橋，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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