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遷的祖上是河南汴梁人，北宋末年遷徙到浙江臨安，南宋末年轉遷到鹽官棗林村。談遷的父親談于庭早年四處求學，明萬曆二年取得杭州府學諸生資格，後幾次鄉試不第，于是放棄科舉之路。
談遷生于明萬曆二十二年，他字孺木，号觀若，15歲時考取秀才，因科舉不第，為了生計，他為他人做記室，也就是文案工作。順治十四年，談遷病逝于陝西汾陽，享年64歲。
談遷最重要的著作乃是《國榷》，該書在史學界頗具名氣，本書的内容實為私修明史。談遷為什麼要撰寫這樣一部大書？談遷在《國榷》的《義例》中自稱在天啟元年：“讀陳建《通紀》，陋之，私自筆錄，漸采漸廣，且六易稿，彙至百卷。”
談遷撰《北遊錄》九卷 鄧之誠五石齋鈔本，鄧之誠題記
天啟元年，談遷讀到了陳建所撰的《皇明通紀》，他認為此書寫得不好，由此而萌生了獨自寫一部的明史的想法，于是他開始陸續地搜集史料，之後經過六次大的修改，終成此百卷之書。黃宗羲在《談孺木墓表》中則稱：“初為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
看來談遷對科舉考試原本就沒多大興趣，他特别喜歡讀關于曆史更疊的書，尤其醉心于明朝的典故，可能是因為這個偏好，使得他對明代史料頗為熟悉，以至于當他讀到陳建的《皇明通紀》時，方能意識到該書的缺失，才有了他要重新撰寫一部的想法。
編纂史書需要大量的原始史料，談遷出身寒微，他家中當然沒有這些書，對于閱讀史料的困難，他在《上太仆曹秋壑書》中寫道：“遷本寒素，不支伏臘，購書則奪于饘粥，貸書則輕于韋布，又下邑褊陋，薄視缃芸，問其邺架，卒資帖括。于是問一遺編，卑詞仰懇，或更鼎緻，靳允不一，常形夢寐。”
談遷撰《北遊錄》九卷 鄧之誠五石齋鈔本，卷首
當時的《明實錄》原件藏在皇宮内，談遷無由得見，但是明朝有些重視史料的高官抄錄過《明實錄》，談遷很想看到這些鈔本。可能是這個原因，使他想辦法得以結識了南京戶部尚書張慎言，兩人相見後談得很投機，談遷在崇祯十五年元旦時寫道：“餘始谒先生，命與伯坦同研，諄諄提命。夕漏下，先生入寝，餘輩仍暢論。于今昔之緻，未嘗不娓娓言之也。”
兩人探讨問題常到後半夜，為此，張慎言請談遷做了自己的記室，想來正是這個階段，談遷讀到了《明實錄》鈔本。崇祯十七年三月，張慎言任滿到期，将前往北京，他離開前把談遷推薦給了新任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當張慎言還未離開南京時，崇祯帝殉國。崇祯十七年五月，弘光朝在南京建立，高弘國入閣，張慎言為吏部尚書。談遷卻是以與這兩位高官有了交往，于是他繼續搜集史料，将《國榷》一書的下限寫到了南明弘光朝。
關于兩位高官給他提供史料之事，朱彜尊在《南京太常寺志跋》中稱：“曩海甯談孺木館于膠州高閣老弘圖邸舍，閣老導之借故冊府書縱觀，因成《國榷》一部，掇其遺為《棗林雜俎》。”
談遷撰《北遊錄》九卷 鄧之誠五石齋鈔本，朱之錫序言
按照朱彜尊的說法，高弘圖給談遷看了不少原始史料，談遷正是根據這些史料撰寫成了《國榷》一書。這隻能說《國榷》一書的初稿是參考了高弘圖的家藏史料，但《國榷》一書的第一稿已經失傳了，談遷後來所作該書稿又以大量的其他史料為依據，同時加上了口述曆史的内容。
談遷到處借書，除了《明實錄》外，他還參閱了明人著述百種以上，終于完成了《國榷》一書的初稿。但遺憾的是，談遷下了這麼大的心血編纂出的《國榷》稿卻被小偷偷走了，《義例》中載有此事：“’盜胠其箧，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殚矣!’居恒借人書綴輯，又二十餘年，雖盡失之，未敢廢也。遂走百裡之外，遍考群籍，歸本于《實錄》。其《實錄》，歸安唐氏為善本，檇李沈氏、武塘錢氏稍略焉。冰毫汗繭，又若幹歲，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舟，予病類之矣。”
順治四年八月，有個賊光臨談遷家，将此書稿捆載而去，該稿的丢失令談遷痛哭不已，他說自己二十多年的精力都用在了撰寫此書上，沒想到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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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賊到談遷家為何隻偷這部書稿，黃宗羲在《談孺木墓表》中的說法是：“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叙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借，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為已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
黃宗羲說明末時期社會動蕩，這讓很多讀書人有了著史成名的想法，但遺憾的是很少人能接觸到真正的原始史料，他們聽聞到談遷所撰《國榷》一書乃是參考了《明實錄》等許多原始文獻，于是就産生了偷得此稿據為己有的想法。
看來那個小偷很可能是一位著述欲很強的人派來的一個小偷，此人進入談遷家後，看到談家還是想一并偷其他的東西，但談遷家裡窮的什麼都沒有，他隻好偷走了這部大書稿。但是此稿被偷走後，也未見署他人之名而出版，這部稿件最終去了哪裡，就不得而知了。談遷在《原盜》中稱：“村盜方熾，入我室不掠，八月初掠焉。噫，始而諒，繼而婪矣。其諒我以原憲黔婁也，其婪我以分榮割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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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又稱在順治四年五月，有強盜到談遷家搶劫，但沒有搶走那部書稿，八月又來其家搶，這次搶走了書稿。按照談遷的說法，書稿是被搶而不是被偷，談遷說被搶的原因乃是為了“分榮割肥”，言外之意搶書稿之人是想得到榮譽，也就是欲将《國榷》一稿換名為自己，然而之後卻并沒有見到相類似的一部書。
談遷痛苦了一段時間，他決定另起爐竈，重新撰寫此書，《墓表》中稱：“君喟然曰：‘吾手尚在，甯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複成之。”談遷的毅力超人，書稿丢失時他已54歲，但他卻說自己的雙手還在，不能就這麼罷了，于是他開始到處借《明實錄》等參考資料，又下了幾年的功夫，終于又寫完了《國榷》一書。
書稿再次完成後，談遷為了使該稿更為充實，他想入京去了解更多的實情和看到更多的史料。順治十年，義烏朱之錫任弘文院編修，服阙期滿後将返京，朱之錫聘談遷做記室，談遷借此機帶着自己的書稿來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居住了不到三年的時間，在此其間，閱讀了《流寇輯略》《幸存錄》《四朝人物傳》等大量明人著述，為了充實崇祯朝的史料，他還閱讀和抄錄了很多邸報。同時談遷還見到了一些熟悉明朝掌故的耆舊，記錄下不少口述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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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談遷又傳回家鄉，他将在北京的這段經曆寫成了《北遊錄》一書。他在此書的《紀聞上》自序中說：“自北上，以褐賤，所聞寥寥也，而不敢自廢。辄耳屬一二，辇上貴人，其說翔藐塵堨之外，迂朽毋得望。至淵儒魁士，未始多值，間值之，而餘颛蒙自怯，嗫嚅久之。”
可見，談遷為了搜集史料下了多麼大的辛苦，然其所寫《北遊錄》也因無力刊刻，始終以鈔本形式流傳。後來汪北平根據鄧之誠鈔本和北京圖書館藏鈔本進行點校，1958年由中華書局印行，而芷蘭齋所藏正是那部鄧之誠鈔本。
從朱之錫為《北遊錄》所寫的序言中看，談遷為了搜集明代史料，他在北京周圍的山上到處尋找與之有關的曆史遺迹以及碑版等，為此常常迷路，但他依然樂此不疲：“鹽官談孺木，年始杖矣，同詣長安，每登涉蹑屏，訪遺迹，重趼累繭，時迷徑，取道于牧豎村傭，樂此不疲，旁睨者竊哂之，不顧也。及坐窮村，日對一編，掌大薄蹄，手嘗不辍。或覆故紙背，塗鴉萦蚓，至不可辨。或途聽壁窺，轶事緒聞，殘楮圮碣，就耳目所及，無遺者。其勤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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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錫說談遷在做田野調查時随身帶着紙筆，一路上記載各種見聞，為了省紙，談遷甚至把紙背都寫滿了字。
順治十一年八月，談遷前去拜谒崇祯的陵墓，他與守陵的宦官許氏交談，從那裡了解到甲申之變時宮中的詳情。談遷将搜集來的史料一一補入稿中，等他完成了史料補充工作後，在順治十三年傳回家鄉海甯。轉年夏天，他又受山西平陽府推官沈貞亨之聘，前往平陽做記室。他在平陽期間每天校12頁《國榷》，但此後不久就得病去世了。順治十五年，錢朝玮回海甯時，将談遷的遺骨遷回了海甯，想來《國榷》手稿也一并帶回。張次仲在《于野記錄》中說：“所著《史論》《國史榷》《棗林集》《北遊錄》《西遊錄》《棗林雜俎》《棗林外索》、《海昌外志》數百卷，藏于家。”
由此可知，《國榷》《北遊錄》等手稿又回到了談遷家，但談家人無力刊刻，一直以手稿形式儲存，為此出現了一些鈔本，三百年後，經過張宗祥的整理，《國榷》一書方得以正式出版。
上面刻着談遷文化公園
關于該稿的情況，張為儒在《晚明文錄》中載：“餘嘗見其書。約計二萬餘頁。塗改增注。每番必有數處。或行間偪塞。則更粘一紙于簡端以補之。蓋覆記後重定本也。間有論斷。長者十餘行。短者二三行。今其書歸于大姓，聞令家奴裝潢，盡去其所粘之紙。先生地下有知，必當痛哭耳。”
張文儒見過該書的原稿，原來該稿有這麼大的篇幅在，并且裡面有談遷大量的校改痕迹，因為校改之處甚多。但後來這部手稿被有錢人買去，此人不懂書，他讓家中仆人重裝該書，但仆人卻把稿中的浮簽都去掉了，這使得書稿不再完整。張為儒說如果談遷地下有知，他知道後必然痛哭不已。這部手稿後來不知所蹤，張宗祥是根據鈔本點校而成，想來他所據的鈔本不太可能有浮簽上的内容，是以今日所見到的談遷一書，已經不是原稿的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