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臨終遺言："此心光明，亦複何言！"

這句話既是一種人生态度，也是一個人生故事。陽明先生是明代思想家、軍事家、文學家，陸王心學的集大成者，中國少有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者，然而，在中國沒有方向的輿論場中，他的身世和清譽卻也是大尺度地沉浮，曾經高達浪尖潮頭，也被人置于水底泥沙。

明史學者胡丹的這篇文章，或許能夠幫助我們讀懂陽明先生、讀懂中國。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57歲的王陽明在兩廣總督軍務時，舊患咳痢之疾突然加劇。他有很不好的預感，于是在上疏“請告”（請求離職）後，不待“廷報”，就自作主張，坐船自梧州經廣東韶、雄北行。打算一邊等待朝廷準許，一邊往家趕。當他離粵時，門人布政使王大用害怕路上有變，專門為老師備了副棺材，随在舟後。

十一月二十五日，舟逾梅嶺至江西南安。府推官周積聞師至，前來拜見。陽明起坐，咳喘不已，自謂“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由于病勢驟劇，陽明在南安一停五日，無法前行。至二十九日辰時，召周積入舟，已不能語。久之，開目視之說：“吾去矣。”

積泣下，問：“先生有何遺言？”

陽明微哂道：“此心光明，亦複何言！”

頃之，瞑目而逝。（《陽明先生年譜》）

上面這段記載十分感人。陽明自知不起，召門人來見，當是有所交待，不料話到嘴邊，卻不禁自笑（“微哂”），一個字都不想說了，唯帶着一顆光明開悟的心離去。

講學家似不當不言。然陽明臨終，因何欲言又止？“微哂”之意何在？他生命最後時刻的這一幕，十分關鍵，但曆來講解者多不得要領。本文且就着“言”與“不言”的引子，從陽明後半生深溺“言不信之地”的境遇，對他的臨終遺言作出分析。

一

臨終前，陽明可能已預知到身後将發生什麼。微微一哂，其實是無聲的苦笑。

在去年（嘉靖六年）五月重獲起用前，陽明在家賦閑已達七年之久。

自“今上”即位以來，不斷有朝臣推薦他，有薦他入閣的，有薦他總督三邊、出掌兵部的，可皇帝一概不準。這次命他往征粵西，也是事出無奈。蓋因思恩、田州疊遭土官之亂，朝廷調集四省官軍圍剿，終是師老無功。這才從大學士張璁、桂萼之薦，準他出山，去西南幾千裡外料理這件棘手的煩難事。

陽明深知皇帝對他有成見，但可能不知道成見的症結何在。他與那位二十出頭的年輕皇帝，一次都沒見過，如何讓紫禁城裡的最高統治者心生厭憎的呢？

過去幾年，時局紛擾，為了由外藩入繼天位的嘉靖皇帝生父母的封号問題，吵得天翻地覆。在這場名為“大禮議”的政争浪潮中，原首輔大學士楊廷和下台，保守派閣部大員或貶或逐，而皇帝的支援者、被稱為“議禮新貴”的張璁、桂萼輩強勢入閣，“贊禮派”紛紛躍居高位。

參與大禮議的活躍人物，多有陽明的門人和好友，他們對大禮的态度，并不一緻。如好友席書、霍韬與門人方獻夫、黃绾、黃宗明等，“以議禮得幸”。為此翰林院編修王思公開宣稱，“羞與同門方獻夫為伍”；鄒守益、王時柯等門人還參加了嘉靖三年著名的左順門哭谏事件，為此遭受廷杖，王思受刑不過，被活活打死！

當朝臣因為議禮而分裂時，在越中大開講席、聲望日隆的“王夫子”，卻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态度——大臣霍韬、席書、黃宗賢、宗明等“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

當時贊禮派遭到激烈的反對，處境艱難，急需理論支援。陽明不言，他們從宋儒歐陽修那裡找到了依據。當“大禮”塵埃落定後，歐陽氏乃被擡入孔廟陪祭，得到當世的巨大報償。不妨設想，假若陽明趁時而鳴，公開發表贊禮意見，力挺急于當孝子的皇帝，他将得到什麼？反過來再想，他講學名氣那麼大，卻在大家争得不亦樂乎時，一言不發，又會給皇帝留下怎樣的印象？

陽明受命起複後，在給霍韬的信中，針對他“不言”的質疑回應說：“往歲承你以《大禮議》一文見示，那時我方在守喪，心中雖然贊同卻不便奉複。既而席書也有信來，使者非要拿到回信才肯離去。我不得已，草草作答，大意認同其說，隻是認為，其時典禮已成，當事者（即保守派）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争，不如姑且相與講明于下，等信從者多了，再緩圖之。”

霍、席皆為贊禮健将，也是陽明好友。從陽明複書可見，他對前者是持同情态度的。他不發聲的原因，除了典禮已成，再言徒益紛争，還因“議論既興，我身居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于朝”。

陽明置身事外，比局中人看得更清楚：兩派所争，明為倫理，實為權利。他的表态将無濟于“明理”，隻會幫助一派人擊敗另一派人，而無論如何，他的一部分弟子和好友都将受到傷害。他希望大禮之争，能“委曲調停，漸求挽複”，而不至決裂，朝政大壞。

在權勢之争中，理常輸于勢，對此陽明有切身之痛，作為受害者，他形容自己“身居言不信之地”。

二

陽明不是生來就老成能忍之人，即便在壯年，經曆了三年“龍場之谪”的磨難，依然不失豪爽之氣，有話辄說，有屈即辯，這是他的本性。

在好友陸深為他父親王華所寫的《海日先生行狀》裡，記了這樣一件事：陽明得罪大太監劉瑾遭杖谪後，王華也因不肯向劉瑾屈服谄媚，被勒令緻仕。這時，有人拿王華同年好友之事做文章（古人稱同科中舉者為同年），對他加以誣毀。人們勸王華上疏自白，他卻不然：“此事因我同年而起，我若辯白，是讦我友矣。謠言焉能污我哉？”竟不自辯。陽明複官回京後，聽說了這件事，很替老父不平，便要具本奏辯。王華忙馳書制止他，說：“你以為那是我平生大恥嗎？我本無可恥，你卻無故攻發我好友的陰私，反為我求來一大恥。”他還批評兒子說：“别人都說你的智慧過于我，我還真不信呢！”

此事詳情已不可知，但陽明既急于替父澄清，則定是關系到王華聲譽的大事。可是因為牽涉到同年好友，王華不願令旁人蒙羞，遂采取了清者自清的坦然态度。

那時陽明年近不惑，且在貴州講學，已揭出“知行合一”之旨，開始獲得較大的反響。可在這件事上，還是不如其父開霁大度。心知不平，便要鳴，道理不明，便要辯；鳴與辯，即是行。從其盛年激揚，到臨終縱負萬千枉屈，亦一言不辯，唯以光明開示後人，連接配接這兩頭的，正是他十幾年的入世與修行。在這個過程中，陽明深感“居言不信之地”的痛苦。

三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夏，王陽明首樹義幟，平定江西甯王之亂，一舉成天下大名。

甯王朱宸濠早有不臣之心，兩年前陽明奉敕督兵南贛，按照兵部尚書王瓊的用意，就是布設在甯王背後的一柄利劍。果然，當甯王于南昌驟叛後，陽明從上遊發兵，隻用了四十多天，就生擒叛王，平定了明代中期的一場大亂。

可是平亂之後，功賞不行，“讒言朋興”，立大功者反而“幾陷不測”。朝廷派來的太監張忠、大将許泰，對陽明百計構陷，甚至誣陷他與甯王“交通”（勾結之意）在先，後乃趁一時之變，權衡兩端，僥幸成事。

為了挖出陽明“通濠”的黑材料，他們把陽明門人冀元亨抓起來，嚴刑拷打。一時“讒邪構煽，禍變叵測”，成為陽明一生最為驚險的一段時期。

直到正德十六年四月嘉靖帝繼位，權奸下獄論死，冀元亨才獲釋出獄，但他脫難僅僅五日，就因傷重去世。

一年多來，陽明承受着“通濠”的污名，這比他父親所遭受的誤解不啻百倍，他卻連自辯的機會都沒有。然而“委屈”适成他學問精進的最大動力，正是在這一年，陽明在南昌“始揭緻良知之教”。對此他深有感觸地說：“自經（朱）宸濠、（張）忠、（許）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往歲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隻此良知無不具足。”

在正德晚年那個黑暗時代，奸佞當道，是非莫明，陽明陷溺于言而不信之地，隻好痛自隐忍，不敢自明。如今新君繼統，新政肇始，張、許等冒功濫賞之徒被處理，陽明“平宸濠之亂”的首功也得到追叙，京裡還傳來消息，說新君有意召他上京，将有重用。

陽明雖有良知可恃，此時益難以“忘患難”了，他還是忍不住要“言”，于是寫揭帖遍遞六部及都察院，為蒙難的門人“伸理”鳴冤，說到底也是為自己的潑天之冤辯白——他雖然得到“建立伯”的封爵，但對“通濠”之誣，朝廷還沒有正式為他平反。

可是由于首輔楊廷和與尚書王瓊關系惡劣，而陽明是王瓊重用之人，為此遭到楊的嫌忌；“大臣亦多忌其功”。為阻止陽明來京，當道者借口“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賞”，僅改授他為南京兵部尚書。而随陽明“起義”的同僚諸臣，卻在楊廷和主持的“考課大典”中，被以各種理由加以黜革，昔日大忠大節及其功次一概删削不問。

陽明“痛心刻骨，日夜冤憤不能自已”，他連上幾疏，希望“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他甚至還非常“不明智”地替已經削職為民、發配甘肅的罪臣王瓊争。這是陽明一生最後一次“大鳴大放”。

他這麼做，深深得罪了以楊廷和為首的“當道”之人，使他在新朝依然不改“言不信”的困境。他的争辯，無人理睬。陽明大失所望，心灰意冷，遂借父喪（王華于嘉靖元年二月病故），挂冠歸越。他走了，伯爵之封也成了一紙空文，應授的鐵券和祿米都沒給他。

四

三年後，陽明守制（守父母之喪）期滿，例應起複為官；而楊廷和此前已因在大禮議中與皇帝意見相左而遭罷相去位。可是對廷臣的“交章論薦”，内廷仍然“不報”（指對奏疏不予理會）。已升任禮部尚書的席書氣憤地說：“今諸大臣多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者。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他請皇帝召陽明入閣輔政，“無為忌者所抑”——席書所稱“忌者”，直指首輔費宏，他對陽明的推薦，實際上暗含了伐異的私心。不久，老臣費宏在贊禮派的嚴攻下踉跄去位。

其後幾年，陽明安坐清涼的陽明洞裡講學，不以不能複出為失意。他對形勢看得太明白了，深悉贊禮派在大禮議中大獲全勝，不是時局安定的開始，它将引發更大的權勢之争，時勢未有甯息。

“群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為可憂者。”陽明在嘉靖六年給門人黃绾的信裡寫道，“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尚未平貼，姑待釁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間聞有口從面谀者，退省其私，多若仇雠。”在信的末尾，他慨歎說：“病廢之人，愛莫為助，竊為諸公危之。”

盡管此時他已奉敕出山，卻依然一副置身事外的口吻，仿佛打定主意，待功成即身退；在信裡，他還對江西功賞不明表達了耿耿于懷的态度，大約擔心此次南征，恐不免重蹈覆轍——沒想到竟被他不幸言中了！

陽明于當年年底到桂，指揮部署，迅速撫定思、田，并藉收服之衆，乘勢進兵，将多年的賊巢八寨、斷藤峽一鼓蕩平，功成隻在數月間。

陽明的表現，怎麼說也是有聲有色，雖說因為病重，不待朝報就離職而去，可這點“任性”和他的勳勞比起來，似應諒解；何況他剛出粵境就去世了，已證明他在請告疏中對自己病情的描述非虛，朝廷怎麼也該講點人情不是？

可是，當陽明病故的消息傳到北京，嘉靖帝非但沒有惋惜，反而“令吏部會廷臣議故建立伯王守仁功罪”——說是功罪一起議，可從皇帝的态度來看，他要議的，主要是“罪”，不是功。

據《明史》說，當斷藤峽捷書到京後，嘉靖帝就曾寫手诏給首輔楊一清等，指責王陽明奏功誇大，并論及其人品和學術，對他作出了近于全面否定的評價。史雲“一清等不知所對”。事實上，楊一清和他的前任費宏，都曾以陽明“好古冠服，喜談新學”為由，反對召他入閣輔政。老派大臣在學術上對陽明的偏見，與皇帝并無二緻；而贊禮新貴中，也有要員對他心懷嫉恨。

此事還有内幕，黃绾在《陽明先生行狀》裡有詳細披露。他說，要“害”陽明的，主要是大學士桂萼。當陽明訃至北京時，桂萼故意将他亡故的消息按住，卻拿他“擅離職役”做文章，指責其處置廣西思、田、八寨恩威倒置，同時還“舊賬”重提，诋斥陽明昔日擒宸濠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會議”又稱廷議，是明代集體議政的一種形式，參與者包括勳戚、内閣、部院司寺大臣及科道官員。）

起初一力推薦陽明的，是大學士張璁，桂萼是被迫附議。兩廣捷音到京後，張璁“極口稱歎”，說“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馬上向皇帝推薦，要取陽明來“作輔”——也就是入閣之意。新貴桂萼和老臣楊一清都不高興，于是嗾使錦衣衛指揮聶能遷誣奏陽明托黃绾送給張璁金銀百萬，才得以複出。

此事内情十分複雜，還牽扯到張璁與楊一清的首輔之争，故黃绾的回憶有其局限性。另一說稱，聶能遷因在大禮之後不得升職，怨望不平，遂囑人草疏，“論建立伯王守仁賄通禮部尚書席書，得見舉用，詞連詹事黃绾及大學士張璁”，張璁懷疑楊一清庇護聶能遷，遂彼此攻讦。

論陽明“功罪”的廷議，由桂萼主持，在吏部舉行。所議之“罪”，包括“黨逆”甯王（這個罪名比“交通”更甚），在江西放縱軍士，屠戮無辜，私藏南昌府庫财寶，以及新近在廣西恩威倒置、舉措失當等。最後隻有講學成為唯一被“坐實”的罪狀。嘉靖帝随即下旨，停陽明之爵（建立伯由軍功封授，例應世襲），同時頒布禁學之令，将王學斥為“僞學”，禁止學習和傳授。

陽明縱是“不言”，縱然立功，都無法避免罹于黨禍！他在身後遭到了比生前更大的冤屈。當他指心說“此心光明，亦複何言”時，難道不是已經預見及此了嗎？

在一個争權奪利、是非混淆的時代，任何辯解，都是多餘的。

五

當然，除了政治上的陷阱，人們對陽明的誤解，也實在太多了。

好比他晚年提出“良知說”，成為其心學的根柢，而實作良知的前提在“存敬”，用陽明的話說，就是“心不動”。可這位崇尚不動心的夫子，偏偏被許多人視作權謀家。

陽明幼年，有一個著名的“枭鳥治繼母”的故事。這個故事顯然是他的“擁趸”想象出來的，陽明本人絕不會認同此事“可為訓”。一次，好友儲巏（号柴墟）派人送來一份《劉生墓志》，請他過目。陽明讀後，認為此文“缜密”，但提出“獨叙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删去之為佳”。理由是“子于父過，谏而過激，不可以為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為訓”。編造“治繼母”故事的多事者，肯定沒讀過這篇《答儲柴墟》，遂造出一個權謀天成，卻離陽明本心太遠的“異聞”。

與多數理學家不同，陽明不僅有道德文章，他還有很大的事功。陽明是當世有名的兵家，人們常說“夫子應變之神真不可測”。長于用兵者，必知權變，這自然成為人們了解王學的一個角度。

古人說，“用兵之妙，存乎一心”，然行兵必以詐，這與純儒的标準似乎嚴重對立，對陽明“僞學”的指責也多半由此發轫。可能是這個原因，陽明對自己的“兵事”極少提及。據門人錢德洪說，他“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贛、甯藩始末俱不與聞”。

錢曾請教：“用兵有術否？”陽明否認有術，他說：“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笃，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陽明之意，竟是不動心就能帶兵？老師這樣解釋，學生自然信服，于是有人得意起來，以為“可與行師”了。陽明問他為什麼，此生答：“我能不動心。”陽明道：“不動心可易言耶！”此生自信地說：“我有不讓心動的法子。”陽明笑道：“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呢？”

言至此而竟！陽明到底還是沒講出“用兵無術”的道理，也沒有就用兵“發謀出慮”與“此心不動”的關系作出理論闡釋。言之不盡義，是陽明“語錄”中常見的現象。

陽明用兵的情形，多見于報捷等疏文，但遺漏甚多，如“一切反間之計俱不言及”。反間即用詐，是兵家常事。錢德洪的了解是，“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為此他親赴江西，搜集《征宸濠反間遺事》，存錄了許多陽明用間使詐的案例。為使人了解老師“武功”的詳情，錢德洪搜集了大量奏疏文移，查對月日，編次整理，“而後五征始末具見”。

由于陽明治學，要在講席發揮，或私信讨論，很少著書立說，加上他本人又有較多避諱，這都導緻對其本人及學術了解的偏差。當時就有人指責陽明“學術不端，聚衆禍亂”，後世更有人認為，陽明學是一種“謀叛哲學”，即根因于此。

陽明作為“宸濠之亂”的平定者，卻始終難以擺脫“通濠黨逆”的指責，這不是“忌妒”二字就足以解答的。

六

随着越中講學的影響越來越大，王學聲名鵲起，同時非議與批評也多起來。

嘉靖元年（1522）十月，禮科給事中章僑上疏說：“三代以下，論正學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異學之說，而士之好高骛名者，靡然宗之……乞行天下痛為禁革。”

“聰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即指王陽明，這是第一次出現指王學為“異學”，要求予以禁革的聲音。

“近年士習多詭異，文辭務艱險，所傷治化不淺。”嘉靖帝在批複中肯定了章僑的觀點，并且要求，“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許妄為叛道不經之書，私自傳刻，以誤正學”。這實是王學被定為“僞學”的先聲。

次年春，北京會試，策題以心學為問，含有“陰以辟先生”之意。門人徐珊讀題後歎道：“我怎能昧着良知以幸時好呢？”不答而出。但另幾位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在作答時發揮老師所教意旨，毫無忌諱，居然被錄取了。這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識者”也隻能了解為“進退有命”。其實，當聖旨作出王學“有誤正學”的批評後，發揮心學意旨的考卷仍能“漏網”中舉，說明朝廷禁令已無法阻止王學傳播了。而陽明遭忌愈深，與王學的迅猛傳播是密不可分的。

錢德洪參加了這次會試，下第而歸，他向老師抱怨，“深恨時事之乖”。陽明卻喜形于色地說：“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不解，問：“時事如此，何見大明？”陽明說：“吾學豈得遍語天下讀書人？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

當朝廷指斥王學為“叛道不經”，一些在朝為官的門人欲上疏奏辯，陽明制止他們說：“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這“昔人之教”，想必也有他先父的教導。從辯到無辯，陽明對謗議的态度，已發生了極大的轉變。他“無辯止謗”的理由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侪可勝辯乎？”

與辯相比，他更看重“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是以他才不在乎“僞學”的指責，反而更看重部分門人破冰登第，因為他們中榜後，試卷将收入《會試錄》，成為天下士人的必讀書，凡讀者皆受一番洗禮，這便是“默而成之”。他根據自身經驗體會到，設若學者處“言不信之地”，縱然千言萬語，于“今日之多口”，“可勝辯乎”？

晚年的陽明，對于“受謗”，愈趨于向内用功：與其與衆人辯，辯不勝辯，不如“反求諸己”，“動心忍性，砥砺切磋”，使學術愈為醇厚，最終達緻“不言而信”之境。

一日，門人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談到近日謗議日熾，陽明說：“請各位談談其緣故。”有說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說先生學術日明，為宋儒争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說天下從遊者衆，良莠不齊，是以身謗。最後陽明道：“你們說的這三種情況都有，隻是我心中所想，你們還未談到。”衆人忙請教，陽明說：“我在南京以前，尚有鄉願意思。在今隻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掩藏回護，才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掩言，吾亦隻依良知行。”

陽明說他在正德十六年改官南京前，還有點媚時從俗的心理（即“鄉願”），生怕别人不了解，不得世人之好，如今他卻隻信真良知，依從良知行事，對天下之謗，反不再介意了。這裡，陽明竟是以“狂者”自喻的。

“良知”，就是一顆光明的心；“隻依良知行”，就是守住内心之光明。陽明如此說，既有一種兼濟天下的難為之意，同時态度裡又有了一分從容和安甯，他相信他的良知與光明，終能使人了解信從，“亦複何言”呢？

然而，“狂者”堪足自守，不為天下沸議所動，但狂者為師，如何能成為天下榜樣呢？陽明還是說之不透。

七

被後人譽為“真三不朽”的陽明，一生道路坎坷，他沒有神奇的魔法，也沒有登高一呼、萬衆雲集的魔力。相反，在探索新學的道路上，遭遇了層層阻力，蒙受了太多的猜忌與冤屈，正像霍韬所說：“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兩廣！”這在明代士大夫中，真不多見。

逆水行舟，風波不定，但陽明找到了壓艙之物，那就是王學最後的口号：“緻良知。”

前引陽明在江西南安府所留遺言，見其門下弟子所編《年譜》。黃绾所寫《陽明先生行狀》，也記有他的臨終之言，與前者不同。行狀雲：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南康縣，将屬纩（臨終），家僮問何所囑。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才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為可恨耳！”遂逝。

對門人，陽明說“此心光明，亦複何言”；對家僮，他說“未能與吾黨共成（學問）”為可恨。這兩個遺言并不沖突。

陽明心學的根基，是良知，然而如何達緻良知，需要一套完整而明确的論述與規範。然而，讀後人輯錄的《王陽明全集》，内中關于如何進業的具體記載，卻非常之少，許多時候，隻是對理想狀态的一種描述——比如前面提到的“心不動”。陽明是明代理學大師，更是心學發展的标志性人物，但平心而論，他主要是提出新問題，然後給出答案，但在問與答之間，尚缺乏缜密的論證過程（這也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的通病）。

好比他晚年提出“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的良知說，基于他對“世事之難為，人情之難測”的切身感受，是從他備嘗艱辛痛苦的感悟中來，具有強烈的個性，但如何将“良知”變作一種普适的理論工具，卻沒有現成的辦法。在大禮議之争中，門人的分裂，以及後世學者不得法，淪為所謂“王學末流”，都是證明。陽明自歎“平生學問方才見得數分”，應是肺腑之感，他遺憾沒能把他的學術大廈建立起來。是以，“不言”與“可恨”是互相補充的，兩者缺一不可，共同形成陽明最後的“學術影像”。

多年以前，陽明之父因為他急于辯駁，對他作出“不智”的評價；十餘年來，陽明明知“身居言不信之地”，卻不得不亟亟而辯；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年，他的心突然靜了，不動了，對一切譏毀，始取坦蕩不辯的态度。這是他個人修為之得法。然而終其一生，陽明都沒能穩立于“言而有信”之地，在身後竟還遭到僞學的玷污……

陽明的偉大理想，一定是用他的心燭，點燃世界的火炬，而不是在那小小的角落裡，保留一星火種（也就是他說的“此心光明”）。可是，在他彌留之際，留以示人的，仍然隻是他自守的一片“光明”——這，正是他的所念與所恨處！（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