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受阻，王安石罷相，神宗失去精神寄托，轉而去搞官制方面的改革，即後世所謂“元豐改制”。此舉收效不是很大，無非是例常的裁冗減員而已，但對軍兵保甲制度的改革深化了許多，對不從者施以重法。
王安石變法之初，王韶向朝廷呈《平戎策》，表示“欲取西夏，當先複河（今甘肅臨夏）湟（今青海樂都）”，如此，則可使西夏腹背受敵。同時，河湟地區吐蕃諸部不相統屬，如果宋朝不攻，日後為西夏所得，更會成為大患。當時，王安石贊成此計，于是，熙甯五年（1072年），宋廷派王韶招撫吐蕃諸部，又打又拉，竟也能在熙河地區拓地一千多裡，招撫吐蕃各部30餘萬人，這就是所謂的“熙河開邊”。
當時，吐蕃大頭領唃厮啰已經病死（死于1065年），其子董氈繼位（後世稱這一血系的吐蕃政權皆為唃厮啰政權）。董氈繼位後，仍舊保持與宋朝的友好關系，聯宋抗夏，并曾在熙甯三年助宋攻夏，解了宋朝的環慶之圍。王韶到任後，接連把熙（今甘肅臨洮）、河（今甘肅東鄉）、洮（今甘肅臨潭）等地占領，實際上是侵蝕了唃厮啰政權原來控制的地盤和部落。
政治關系一向以利益為先，董氈于是倒向西夏一邊，與西夏聯姻，并在河州殺宋将景思。董氈的侄子木征也率其部落進攻河州。不過，王韶出奇兵，大敗吐蕃軍，并生俘木征送入汴京。畢竟宋與吐蕃昔日是老朋友，宋神宗招降木征，賜名趙思忠，并委任為官。熙甯十年，董氈派人與宋朝恢複關系，但是，相較于從前，雙方内心都不大舒服。是以，熙河開邊，從長遠角度看，失大于得。北宋削弱了吐蕃的唃厮啰政權，自己又不能在當地實行長期穩固的統治，實際上倒是幫了西夏以及後來的金朝的大忙。
西夏方面，元昊死後，其幼子諒祚（夏毅宗）繼位，實際統治權在其舅沒藏訛龐手中。後來，沒藏太後淫蕩無度，為其面首李宗貴所殺。沒藏訛龐為鞏固權力，又把女兒嫁給諒祚為皇後，既是皇帝的舅舅、國丈又是國相，他誅殺由己，臣民都怕他怕得要死。
諒祚成人後，對老丈人很不滿。往來之間，諒祚又和沒藏訛龐的兒媳梁氏暗度陳倉，這位國相很惱怒兒婿（外甥）給自己親兒子戴綠帽，殺心頓起。梁氏慌忙通知諒祚，少年皇帝搶先一步，殺掉沒藏訛龐一家（連同他自己的沒藏皇後），終于親政，立梁氏為皇後。
諒祚執政後，一面大力推行漢化（改用李唐賜姓“李”），一面整頓軍務，對宋朝和吐蕃進行軍事侵擾，但兩方面他都沒得大便宜，還失去綏州（今陝西綏德）之地。
于是，小夥子又與吐蕃盟好，向宋朝“謝罪”。1067年（北宋治平四年），諒祚病死，年僅21歲，廟号“毅宗”。這小夥1歲即位，親政沒幾年，但在西夏的文治方面建樹甚多。
諒祚死後，其子秉常繼位，年方7歲，自然又是其生母梁太後掌權。梁太後的弟弟梁乙埋為國相，梁氏宗族氣焰熏天。
梁太後雖為漢人，但她廢漢儀，開曆史倒車，改回元昊時的蕃儀。為建樹威權，梁太後親自發動對宋戰争，攻打秦州、環州、慶州等地。熙甯四年（1071年），宋将種谔率宋軍深入橫山要沖啰兀，大敗夏兵，并築起啰兀城（在無定河邊）。見宋人如此深入國境，梁太後與其弟梁乙埋傾盡全國之力，經過血戰，奪下啰兀城。雖然取勝，西夏國内經濟凋敝，梁太後隻得又與宋廷議和。
1076年，小皇帝秉常已16歲，理應親政，但其母梁太後仍不放權。秉常喜歡漢文化，一度下令取消蕃禮改漢儀，卻因梁氏的反對而作罷。1081年，梁太後幽禁了想向宋朝歸還河南地的兒子秉常。皇帝被困，西夏内部一時紛擾，不少部落擁兵自固。正是在此情況下，宋神宗五路伐夏，準備收複靈武。
元豐四年（1081年）七月，宋神宗以秉常被幽囚為借口，興師問罪，發五路大軍伐夏。其中，熙河經制李憲任主帥，他統領熙秦七軍加上吐蕃的雇傭兵共3萬出熙河；王中正領兵6萬出麟州（今陝西神木）；種谔率9萬多人的軍隊出綏德；高太後的伯父高遵裕帶近9萬兵出環慶；劉昌祚率5萬兵出泾原。
但是，隻要知道了宋軍的主帥李憲與另一方面大将王中正二人皆是太監，是人就能夠知道此仗不可能打赢。而且，“熙河開邊”的主要人物王韶聞知朝廷興兵，力勸不要無事生非。神宗惱怒，該幫忙的人不幫，把王韶降職。不久，這位功臣即病死。
宋朝打西夏，還是逃不出曆史的怪圈，即開始時肯定是捷報頻傳，往後就會有一巨坑在那裡等着。
李憲公公也不孬，帶大軍攻克蘭州；王中正公公攻取宥州；種谔克米脂；高遵裕收複清遠軍；劉昌祚在磨齊隘大敗梁乙埋主力西夏軍。至此，宋軍五路捷報飛奏入京，宋神宗大喜，要諸路兵馬即刻向興州、靈州發起總攻。
劉昌祚一部宋軍很能戰，率先殺入西夏國境，一路斬将奪旗，殺至靈州城下。但是，高遵裕暗急劉昌祚得靈州首功，嚴命他不要攻城，待雙方合軍再一起進攻。由此，黃金機會喪失，靈州夏軍做足了防禦準備，又掘黃河七級渠水猛灌宋軍，切斷宋軍補給線。水淹、缺糧、凍餓交加，攻城又死傷慘重，十萬宋軍，狼狽撤退時隻剩一萬出頭。宋将種谔的九萬多人馬，也因西夏人的堅壁清野戰術損失嚴重，最後隻剩三萬多人。王中正部宋軍死亡二萬多人。隻有李憲公公所部軍很小心，全軍而還。至此，宋軍五路攻西夏以大敗告終。
此次大敗，如果宋朝君臣靜心思過，休養生息，還可以從失敗中汲取教訓。但是，宋神宗急火攻心，第二年又發動了大規模攻西夏戰争。結果，永樂大敗，宋軍再次損兵折将，铩羽而歸。
這次對西夏戰争的敗事之人總共有三人：徐禧、種谔以及沈括（《夢溪筆談》作者）。
本來，種谔和沈括（時任延州知州）都主張在橫山地區經營，種谔建議在銀州築城，然後依次規劃夏州、鹽州、會州、蘭州。沈括建議在夏州以西八十裡築城，此議得到宋神宗同意，派給事中徐禧等人前往指揮。
徐禧到西北，與沈括相談甚歡，二人最終決定先築永樂城。這兩個文人無軍謀，永樂距銀州故城不遠，三面絕崖而無水泉，地雖險卻欠缺最緻命的水源。種谔表示反對。徐禧官大，不聽，并把種谔調往延州。
元豐五年（1082年）九月，徐禧發兵民二十多萬人，用十四天就築好了永樂城，宋神宗賜名“銀川寨”。然後，徐禧、沈括等人傳回米脂，隻留八百多人守衛。
西夏聞報，深知永樂城處咽喉要地，即刻集結二十多萬步騎前來争奪。
徐禧聞訊，留沈括守米脂，自領萬餘大軍前往永樂城，并于城前列陣。徐禧此人，在熙甯初年作《治策》二十四篇呈王安石，得以跻身朝廷。其實，徐禧是個志大才疏之人。聞西夏人傾國而來，他還不信，大言道：“如敵寇多來，正是我立功名取富貴的大好機會。”
飛蛾撲火一般，徐禧直奔永樂城。
西夏軍渡永定河，大将高永能建議乘其半渡發起進攻，徐禧竟有宋襄公之仁，回答道：“你知道什麼，王師不鼓不成列。”說着話，徐學士竟然“執刀自率士卒拒戰”，親臨最前線。
想當年元昊病死，宋朝邊将就曾建議要趁其國内動蕩興兵征讨，宋臣程琳也是食古不化的書生，表示“幸人之喪，非是以懷柔遠人”，喪失了攻取西夏的絕好機會。
不久，後繼的西夏兵越來越多，無邊無沿，宋軍将士皆有懼色。宋将曲珍建議收兵入城以避兵鋒，徐禧不聽。很快，雙方接戰。宋軍的先頭部隊本來最為骁勇，他們錦槍錦襖，看上去光彩耀目。但是，遇見這麼多狼一樣的西夏軍，這些人心中生怯，接戰不久就失敗。西夏軍乘勝，殺得宋軍大敗。
徐禧這才慌忙入城，被西夏兵團團包圍。
衆多宋兵，困守愁城，食水很快耗盡。此城險是很險，平地凸起，但要鑽出水來比登天還難，沒多久，士卒渴死大半。宋軍确實英勇，大多數人仍舊持兵器拒鬥。
曲珍勸徐禧趁還有些實力突圍，徐禧不聽；高永能勸他盡出金帛招募敢死隊血拼，又不聽。
結果，一夜大雨，多處城潰，永樂城失陷，徐禧、高永能皆死于亂兵，宋軍隻有四将逃免。
此次大敗，宋軍損失将校二百三十人，精兵萬餘，最可憐的是十多萬名築城後未及回去的役夫，也皆成西夏兵刀下之鬼。
永樂之圍，種谔觀望，沒有及時救援。不久，種谔疽發後背而卒，時年57歲。他是名将種世衡之子，勇敢善謀，永樂城之敗，他早已有所預見。
但是，此人也是急功近利之輩，為人“詐誕”，年前宋軍五路攻西夏，正是他撺掇神宗皇帝，說：“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神宗是以“壯之，決意西讨”。是以，兩年兩大敗，種谔難辭其咎。
坐鎮守衛米脂的沈括，本應率軍救永樂，但聽聞西夏軍數萬奔襲綏德，危及關中，他便去奔救綏德。由于他先前附和徐禧築永樂城，戰後，他被貶為均州團練副使。元祐年間起複，沈括隻做過光祿少卿分司這樣的虛官，政治生命徹底完結。
當然，他閑居潤州8年，才有時間寫出《夢溪筆談》這部巨著。雖然在中國小課本中常常能看到他的畫像，在史傳上他并不是知名之人，僅列于《宋史》列傳第九十一文臣沈遘的附傳中。
此外，沈括人品很差。王安石在位時，沈括為訪察使，回京後必盛贊良法大為便民。王安石罷歸，沈括為三司使，馬上向宰相吳充呈上新法的種種弊端，宋神宗很厭惡他的為人。
沈括與蘇轼一直是老同僚，蘇轼外放杭州，沈括作為兩浙訪察使，臨行，宋神宗囑咐他“善遇蘇轼”。蘇轼見到老朋友，非常高興，兩人親切話舊。沈括請蘇轼把到杭州後所作的詩文給自己一份以“拜讀”，蘇轼馬上答應。結果，沈括在蘇轼詩文中用朱筆一一評點，密呈禦史台與蘇轼有過節的李定，表示蘇轼在詩文中有很多譏諷朝廷的話。差點要了蘇轼的命的“烏台詩案”，實由沈括而起。
永樂之役後，沈括閑廢潤州，又同沒事人一樣，對蘇轼迎谒“甚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這位今古無二的大科學家沈括，畏妻如虎，常常被其妻張氏打得滿臉血肉模糊。張氏病死後，大家都為沈括慶幸，殊不料，沈括受虐慣了，母老虎一死，他天天精神恍惚，還要跳水自殺，不久，郁郁而亡。可以想見，撰寫《夢溪筆談》的沈括幾乎是天天捂着血臉在艱難“創作”。
宋神宗聞敗訊，涕泣悲憤，好幾天吃不下飯。早朝時，他又對輔臣痛哭。确實，自熙甯開邊以來，隻得西夏國葭蘆、米脂等6個堡寨，但靈州、永樂兩次大敗，宋軍兵民役夫以及邊境歸附的熟羌竟有60萬人死于争戰。至于宋朝的花費支出，更是個天文數字，算也算不過來，絕對是吐血賠本的大買賣。
宋神宗過于有“大略”，假使打敗西夏，他肯定還會用兵河北同遼朝開戰。是以，王安石變法，一定程度上是神宗皇帝想積累财帛與西夏打仗而導緻。
變法以後，國家實力稍有積累，但天下元氣已傷，接着連續兩次大敗，實際上宋朝陷入更加困頓的局面。
不久，西夏來“講和”，宋朝隻得按數“賜”歲币，仍舊每年交給西夏大把大把的銀帛以“買”和平。
憂憤之下，不到3年，宋神宗即撒手人寰，年僅38歲。
最後，再總結一下王安石的為人。在個人操守方面，老王勤儉無奢欲，天天日理萬機，百分百是宋朝一心撲在工作上的好幹部典型。但是，這個人，“起大獄以報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獎遊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邏卒以察诽謗也，毀先聖之遺書而崇佛老也，怨及同産兄弟（王安國，與王安石政見完全相反）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喪（其子王雱先死）而舍宅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所有這些，均成為當時後世士大夫所不齒的大把柄。
王安石晚年落寞，但所作詩詞雅麗，清新脫俗。仔細讀之，則有森然幽冷之氣，現摘其小詩一首，以展示其當時心境：
荒涼煙雨助人悲，染濕衣襟不自知。
除卻春風沙際綠，一如送女過江時。
王安石變法的悲劇，其實也是時代的悲劇。宋仁宗在位達42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與民休息是好事，壞就壞在“解散以休息之”。天下人心懈怠，對西夏、遼國以“歲币”買和平，大輸錢帛以買苟安，全國上下沉浸于一種虛假的甯靜氛圍中，沒有奮發有為的精神氛圍，這才是最為可怕的事情。
此後，宋朝上下就怕言兵，兵事成為忌諱。
宋神宗繼位，天天為國貧而憂心忡忡，是以輕信王安石聚斂變法之謀，弄得天下擾動，富國的目的也沒有真正達到。
宋神宗、王安石君臣的富國強兵之計，從本質上說是“聚财”二字，以為有錢有糧就可以無敵于天下，完全忽視了精神的作用。
關于這一點，中國曆史上的“經驗”不勝枚舉：漢高祖劉邦小亭長出身，身無餘糧，最終統一中國；秦朝有六國積儲，斂九州賦财于關中，一宵瓦解；南朝宋的開國者劉裕，内憂外患，隻以三吳一地财力，破後秦，殺慕容超，吓得北魏也屏息蹑足；安祿山得勢，擁長安，據險關，金銀山積，唐肅宗地處僻遠靈武，最終仍舊複國。
由此可見，宋朝之患，“實不在貧也”。宋神宗之時，如果守先朝之小康，增強國民的憂患意識，不急于求成，不貪圖小利，不打腫臉充胖子，積累20年，西進北讨，或可一舉成功。
西夏方面，夏惠宗秉常雖象征性地得以複位，梁乙埋又把自己的女兒給這位倒黴皇帝當皇後。梁乙埋不久病死，其子梁乙逋襲封國相。同年，梁太後也病死，但朝權仍在梁氏宗族手裡。
轉年，夏惠宗秉常郁郁而亡，其子乾順被扶上帝座，又是一個3歲的娃娃，是為夏崇宗。同時又是一個新出爐的梁太後主政（梁乙埋之女）。
（來源|《宋遼金夏：刀鋒上的文明》 作者|梅毅 天地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