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受阻，王安石罢相，神宗失去精神寄托，转而去搞官制方面的改革，即后世所谓“元丰改制”。此举收效不是很大，无非是例常的裁冗减员而已，但对军兵保甲制度的改革深化了许多，对不从者施以重法。
王安石变法之初，王韶向朝廷呈《平戎策》，表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今甘肃临夏）湟（今青海乐都）”，如此，则可使西夏腹背受敌。同时，河湟地区吐蕃诸部不相统属，如果宋朝不攻，日后为西夏所得，更会成为大患。当时，王安石赞成此计，于是，熙宁五年（1072年），宋廷派王韶招抚吐蕃诸部，又打又拉，竟也能在熙河地区拓地一千多里，招抚吐蕃各部30余万人，这就是所谓的“熙河开边”。
当时，吐蕃大头领唃厮啰已经病死（死于1065年），其子董毡继位（后世称这一血系的吐蕃政权皆为唃厮啰政权）。董毡继位后，仍旧保持与宋朝的友好关系，联宋抗夏，并曾在熙宁三年助宋攻夏，解了宋朝的环庆之围。王韶到任后，接连把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东乡）、洮（今甘肃临潭）等地占领，实际上是侵蚀了唃厮啰政权原来控制的地盘和部落。
政治关系一向以利益为先，董毡于是倒向西夏一边，与西夏联姻，并在河州杀宋将景思。董毡的侄子木征也率其部落进攻河州。不过，王韶出奇兵，大败吐蕃军，并生俘木征送入汴京。毕竟宋与吐蕃昔日是老朋友，宋神宗招降木征，赐名赵思忠，并委任为官。熙宁十年，董毡派人与宋朝恢复关系，但是，相较于从前，双方内心都不大舒服。所以，熙河开边，从长远角度看，失大于得。北宋削弱了吐蕃的唃厮啰政权，自己又不能在当地实行长期稳固的统治，实际上倒是帮了西夏以及后来的金朝的大忙。
西夏方面，元昊死后，其幼子谅祚（夏毅宗）继位，实际统治权在其舅没藏讹庞手中。后来，没藏太后淫荡无度，为其面首李宗贵所杀。没藏讹庞为巩固权力，又把女儿嫁给谅祚为皇后，既是皇帝的舅舅、国丈又是国相，他诛杀由己，臣民都怕他怕得要死。
谅祚成人后，对老丈人很不满。往来之间，谅祚又和没藏讹庞的儿媳梁氏暗度陈仓，这位国相很恼怒儿婿（外甥）给自己亲儿子戴绿帽，杀心顿起。梁氏慌忙通知谅祚，少年皇帝抢先一步，杀掉没藏讹庞一家（连同他自己的没藏皇后），终于亲政，立梁氏为皇后。
谅祚执政后，一面大力推行汉化（改用李唐赐姓“李”），一面整顿军务，对宋朝和吐蕃进行军事侵扰，但两方面他都没得大便宜，还失去绥州（今陕西绥德）之地。
于是，小伙子又与吐蕃盟好，向宋朝“谢罪”。1067年（北宋治平四年），谅祚病死，年仅21岁，庙号“毅宗”。这小伙1岁即位，亲政没几年，但在西夏的文治方面建树甚多。
谅祚死后，其子秉常继位，年方7岁，自然又是其生母梁太后掌权。梁太后的弟弟梁乙埋为国相，梁氏宗族气焰熏天。
梁太后虽为汉人，但她废汉仪，开历史倒车，改回元昊时的蕃仪。为建树威权，梁太后亲自发动对宋战争，攻打秦州、环州、庆州等地。熙宁四年（1071年），宋将种谔率宋军深入横山要冲啰兀，大败夏兵，并筑起啰兀城（在无定河边）。见宋人如此深入国境，梁太后与其弟梁乙埋倾尽全国之力，经过血战，夺下啰兀城。虽然取胜，西夏国内经济凋敝，梁太后只得又与宋廷议和。
1076年，小皇帝秉常已16岁，理应亲政，但其母梁太后仍不放权。秉常喜欢汉文化，一度下令取消蕃礼改汉仪，却因梁氏的反对而作罢。1081年，梁太后幽禁了想向宋朝归还河南地的儿子秉常。皇帝被困，西夏内部一时纷扰，不少部落拥兵自固。正是在此情况下，宋神宗五路伐夏，准备收复灵武。
元丰四年（1081年）七月，宋神宗以秉常被幽囚为借口，兴师问罪，发五路大军伐夏。其中，熙河经制李宪任主帅，他统领熙秦七军加上吐蕃的雇佣兵共3万出熙河；王中正领兵6万出麟州（今陕西神木）；种谔率9万多人的军队出绥德；高太后的伯父高遵裕带近9万兵出环庆；刘昌祚率5万兵出泾原。
但是，只要知道了宋军的主帅李宪与另一方面大将王中正二人皆是太监，是人就能够知道此仗不可能打赢。而且，“熙河开边”的主要人物王韶闻知朝廷兴兵，力劝不要无事生非。神宗恼怒，该帮忙的人不帮，把王韶降职。不久，这位功臣即病死。
宋朝打西夏，还是逃不出历史的怪圈，即开始时肯定是捷报频传，往后就会有一巨坑在那里等着。
李宪公公也不孬，带大军攻克兰州；王中正公公攻取宥州；种谔克米脂；高遵裕收复清远军；刘昌祚在磨齐隘大败梁乙埋主力西夏军。至此，宋军五路捷报飞奏入京，宋神宗大喜，要诸路兵马即刻向兴州、灵州发起总攻。
刘昌祚一部宋军很能战，率先杀入西夏国境，一路斩将夺旗，杀至灵州城下。但是，高遵裕暗急刘昌祚得灵州首功，严命他不要攻城，待双方合军再一起进攻。由此，黄金机会丧失，灵州夏军做足了防御准备，又掘黄河七级渠水猛灌宋军，切断宋军补给线。水淹、缺粮、冻饿交加，攻城又死伤惨重，十万宋军，狼狈撤退时只剩一万出头。宋将种谔的九万多人马，也因西夏人的坚壁清野战术损失严重，最后只剩三万多人。王中正部宋军死亡二万多人。只有李宪公公所部军很小心，全军而还。至此，宋军五路攻西夏以大败告终。
此次大败，如果宋朝君臣静心思过，休养生息，还可以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但是，宋神宗急火攻心，第二年又发动了大规模攻西夏战争。结果，永乐大败，宋军再次损兵折将，铩羽而归。
这次对西夏战争的败事之人总共有三人：徐禧、种谔以及沈括（《梦溪笔谈》作者）。
本来，种谔和沈括（时任延州知州）都主张在横山地区经营，种谔建议在银州筑城，然后依次规划夏州、盐州、会州、兰州。沈括建议在夏州以西八十里筑城，此议得到宋神宗同意，派给事中徐禧等人前往指挥。
徐禧到西北，与沈括相谈甚欢，二人最终决定先筑永乐城。这两个文人无军谋，永乐距银州故城不远，三面绝崖而无水泉，地虽险却欠缺最致命的水源。种谔表示反对。徐禧官大，不听，并把种谔调往延州。
元丰五年（1082年）九月，徐禧发兵民二十多万人，用十四天就筑好了永乐城，宋神宗赐名“银川寨”。然后，徐禧、沈括等人返回米脂，只留八百多人守卫。
西夏闻报，深知永乐城处咽喉要地，即刻集结二十多万步骑前来争夺。
徐禧闻讯，留沈括守米脂，自领万余大军前往永乐城，并于城前列阵。徐禧此人，在熙宁初年作《治策》二十四篇呈王安石，得以跻身朝廷。其实，徐禧是个志大才疏之人。闻西夏人倾国而来，他还不信，大言道：“如敌寇多来，正是我立功名取富贵的大好机会。”
飞蛾扑火一般，徐禧直奔永乐城。
西夏军渡永定河，大将高永能建议乘其半渡发起进攻，徐禧竟有宋襄公之仁，回答道：“你知道什么，王师不鼓不成列。”说着话，徐学士竟然“执刀自率士卒拒战”，亲临最前线。
想当年元昊病死，宋朝边将就曾建议要趁其国内动荡兴兵征讨，宋臣程琳也是食古不化的书生，表示“幸人之丧，非所以怀柔远人”，丧失了攻取西夏的绝好机会。
不久，后继的西夏兵越来越多，无边无沿，宋军将士皆有惧色。宋将曲珍建议收兵入城以避兵锋，徐禧不听。很快，双方接战。宋军的先头部队本来最为骁勇，他们锦枪锦袄，看上去光彩耀目。但是，遇见这么多狼一样的西夏军，这些人心中生怯，接战不久就失败。西夏军乘胜，杀得宋军大败。
徐禧这才慌忙入城，被西夏兵团团包围。
众多宋兵，困守愁城，食水很快耗尽。此城险是很险，平地凸起，但要钻出水来比登天还难，没多久，士卒渴死大半。宋军确实英勇，大多数人仍旧持兵器拒斗。
曲珍劝徐禧趁还有些实力突围，徐禧不听；高永能劝他尽出金帛招募敢死队血拼，又不听。
结果，一夜大雨，多处城溃，永乐城失陷，徐禧、高永能皆死于乱兵，宋军只有四将逃免。
此次大败，宋军损失将校二百三十人，精兵万余，最可怜的是十多万名筑城后未及回去的役夫，也皆成西夏兵刀下之鬼。
永乐之围，种谔观望，没有及时救援。不久，种谔疽发后背而卒，时年57岁。他是名将种世衡之子，勇敢善谋，永乐城之败，他早已有所预见。
但是，此人也是急功近利之辈，为人“诈诞”，年前宋军五路攻西夏，正是他撺掇神宗皇帝，说：“夏国无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来！”神宗因此“壮之，决意西讨”。所以，两年两大败，种谔难辞其咎。
坐镇守卫米脂的沈括，本应率军救永乐，但听闻西夏军数万奔袭绥德，危及关中，他便去奔救绥德。由于他先前附和徐禧筑永乐城，战后，他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元祐年间起复，沈括只做过光禄少卿分司这样的虚官，政治生命彻底完结。
当然，他闲居润州8年，才有时间写出《梦溪笔谈》这部巨著。虽然在中小学课本中常常能看到他的画像，在史传上他并不是知名之人，仅列于《宋史》列传第九十一文臣沈遘的附传中。
此外，沈括人品很差。王安石在位时，沈括为访察使，回京后必盛赞良法大为便民。王安石罢归，沈括为三司使，马上向宰相吴充呈上新法的种种弊端，宋神宗很厌恶他的为人。
沈括与苏轼一直是老同事，苏轼外放杭州，沈括作为两浙访察使，临行，宋神宗嘱咐他“善遇苏轼”。苏轼见到老朋友，非常高兴，两人亲切话旧。沈括请苏轼把到杭州后所作的诗文给自己一份以“拜读”，苏轼马上答应。结果，沈括在苏轼诗文中用朱笔一一评点，密呈御史台与苏轼有过节的李定，表示苏轼在诗文中有很多讥讽朝廷的话。差点要了苏轼的命的“乌台诗案”，实由沈括而起。
永乐之役后，沈括闲废润州，又同没事人一样，对苏轼迎谒“甚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今古无二的大科学家沈括，畏妻如虎，常常被其妻张氏打得满脸血肉模糊。张氏病死后，大家都为沈括庆幸，殊不料，沈括受虐惯了，母老虎一死，他天天精神恍惚，还要跳水自杀，不久，郁郁而亡。可以想见，撰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几乎是天天捂着血脸在艰难“创作”。
宋神宗闻败讯，涕泣悲愤，好几天吃不下饭。早朝时，他又对辅臣痛哭。确实，自熙宁开边以来，只得西夏国葭芦、米脂等6个堡寨，但灵州、永乐两次大败，宋军兵民役夫以及边境归附的熟羌竟有60万人死于争战。至于宋朝的花费支出，更是个天文数字，算也算不过来，绝对是吐血赔本的大买卖。
宋神宗过于有“大略”，假使打败西夏，他肯定还会用兵河北同辽朝开战。所以，王安石变法，一定程度上是神宗皇帝想积累财帛与西夏打仗而导致。
变法以后，国家实力稍有积累，但天下元气已伤，接着连续两次大败，实际上宋朝陷入更加困顿的局面。
不久，西夏来“讲和”，宋朝只得按数“赐”岁币，仍旧每年交给西夏大把大把的银帛以“买”和平。
忧愤之下，不到3年，宋神宗即撒手人寰，年仅38岁。
最后，再总结一下王安石的为人。在个人操守方面，老王勤俭无奢欲，天天日理万机，百分百是宋朝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好干部典型。但是，这个人，“起大狱以报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奖游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逻卒以察诽谤也，毁先圣之遗书而崇佛老也，怨及同产兄弟（王安国，与王安石政见完全相反）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丧（其子王雱先死）而舍宅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所有这些，均成为当时后世士大夫所不齿的大把柄。
王安石晚年落寞，但所作诗词雅丽，清新脱俗。仔细读之，则有森然幽冷之气，现摘其小诗一首，以展示其当时心境：
荒凉烟雨助人悲，染湿衣襟不自知。
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送女过江时。
王安石变法的悲剧，其实也是时代的悲剧。宋仁宗在位达42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与民休息是好事，坏就坏在“解散以休息之”。天下人心懈怠，对西夏、辽国以“岁币”买和平，大输钱帛以买苟安，全国上下沉浸于一种虚假的宁静氛围中，没有奋发有为的精神氛围，这才是最为可怕的事情。
此后，宋朝上下就怕言兵，兵事成为忌讳。
宋神宗继位，天天为国贫而忧心忡忡，所以轻信王安石聚敛变法之谋，弄得天下扰动，富国的目的也没有真正达到。
宋神宗、王安石君臣的富国强兵之计，从本质上说是“聚财”二字，以为有钱有粮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完全忽视了精神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的“经验”不胜枚举：汉高祖刘邦小亭长出身，身无余粮，最终统一中国；秦朝有六国积储，敛九州赋财于关中，一宵瓦解；南朝宋的开国者刘裕，内忧外患，只以三吴一地财力，破后秦，杀慕容超，吓得北魏也屏息蹑足；安禄山得势，拥长安，据险关，金银山积，唐肃宗地处僻远灵武，最终仍旧复国。
由此可见，宋朝之患，“实不在贫也”。宋神宗之时，如果守先朝之小康，增强国民的忧患意识，不急于求成，不贪图小利，不打肿脸充胖子，积累20年，西进北讨，或可一举成功。
西夏方面，夏惠宗秉常虽象征性地得以复位，梁乙埋又把自己的女儿给这位倒霉皇帝当皇后。梁乙埋不久病死，其子梁乙逋袭封国相。同年，梁太后也病死，但朝权仍在梁氏宗族手里。
转年，夏惠宗秉常郁郁而亡，其子乾顺被扶上帝座，又是一个3岁的娃娃，是为夏崇宗。同时又是一个新出炉的梁太后主政（梁乙埋之女）。
（来源|《宋辽金夏：刀锋上的文明》 作者|梅毅 天地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