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運動中，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機關、學校于1942年下半年先後開始審查幹部，并随之發展到擴大化的程度。在它的高潮階段即所謂“搶救失足者運動”中，更是造成一大批冤假錯案，使審幹工作走偏了方向。關于審幹運動的發生及其擴大化的原因，近年來已有不少論著予以分析，基本歸咎于這場‘運動’的主要上司及實施者康生個人的政治陰謀，當然，也有中央決策的失誤。客觀說來，這種回看曆史，着重問責的論點是辨清曆史真僞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但就當時的曆史背景、延安所處的環境同樣值得關注。尤其是國民黨不斷派遣特工滲透進陝甘甯邊區潛伏這一雙方鬥争因素，也應該實事求是的說，是‘審幹運動’發起的原因之一。過去有學者亦曾提及國民黨反共活動對延安發起審幹運動的客觀影響，如秦生的《延安“搶救運動”發生原因探析》（《北京黨史》1995年第2期），但比較簡略。
總學習委員會正、副主任
國民黨特工對邊區的滲透
全面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開始了第二次合作，形成了統一戰線，共禦外侮。但事實上，原有芥蒂并未就此消除，依然互相戒備。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此後，反共論調甚嚣塵上，相關措施紛紛出台，特别是國民黨特工的活動更行猖獗。
《防制異黨活動辦法》掃描件
1939年拟定的《共黨問題處置辦法》和《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草案》便提出：“加強特務工作。。。組織特種黨團，打入共黨組織”，“策動淪陷區本黨忠實黨員，打入共産黨各級組織，從事内線工作，刺探其内情，并分化其力量”，“策動本黨黨員及優秀青年，打入共産黨所操縱之各種群眾團體及遊擊部隊，起黨團作用，分化其組織，并奪取其上司權”。（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8冊，解放軍政治學院1979年版，第323—324頁）
很明顯，國民黨針對中共，依舊上升到你死我活層面的‘敵我沖突’的高度。特工，情報工作為首當其沖。陝甘甯邊區無疑是其窺伺的重點。
1939年秋，軍統在陝西省漢中縣成立直屬西北特聯站（1943年改稱西北特偵站），由中共叛徒程慕頤任站長。據副站長王明江回憶，這是軍統直接上司的對付共産黨的一個專門情報特務機構，也是軍統局最秘密的一個情報機關。該站通過設立漢中特訓班（即著名的‘漢訓班’），中共在延安時期由‘邊保’和‘社會部’先後破獲和掌握的當時的材料來看，其先後訓練十多期二百多人，由此構成了其基本班底。
西北特聯站在陝西下設：
延安組：10餘人。
環縣組：5人。
慶陽組：6人。
平涼組：5人。
韓城組：5人。
宜川組：4人。
榆林組：10餘人。
綏德組：7人。
如上等一系列基站組，曾派人打入延安抗大、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室、魯迅藝術學院和延安專署等機構。他們搜集情報的範圍主要包括：有關中共中央所屬各部會的組織人事，一切重要方針政策、具體措施的訓示，各個邊區、省地縣的組織人事活動情況及其施政方針政策，八路軍、新四軍的團以上的編制番号、主官姓名、兵種、兵力、武器、駐地、訓練調動情況等。此外，邊區的經濟、文化教育等情報亦在偵察之列，“總之中共的方方面面都是偵察對象。
布魯，邊保主要上司。又用名，陳泊。原名，盧茂煥
對此，中共中社部與保安處予以了堅決反擊。
1942年5月，逮捕範金鐘、楊志常、陶華、郭繼武、劉嘉陵、劉一青（劉志平）、張秉均（張志剛）、李春茂（李昌盛、李軍）、王星文（王繼武）等人。通過審訊，又發現綏德的王自潔。
1942年6月，綏德逮捕王自潔，審訊說服後，王自潔又供出武亞民、王煥章、韓子奇等人。
1942年7月，關中将過去馮平舟供出的朱浪舟、金光逮捕。
1942年9月，駐紮隴東的三八五旅鋤奸科逮捕任文化教員的趙秉廉、馬鳴（馬汝英）。
1942年10月，中社部逮捕安塞電台的胡士淵、楊子才、夏珍卿三人，胡士淵又供出打入延安大學的來朋（來東園），邊保随即将來朋逮捕。安塞工廠發現苟振生，宜川國小發現王錦堂，還有王恕、楊萌唐等人。
至1942年底，漢中特訓班案件全案告破，共發現軍統潛伏特務32名，其中主動交待1名，經過偵察發現20名，被捕人員供出11名，物證7件。
1940年，該站又在安徽省廣德縣建立了直屬東南分站，并通過浙江麗水特訓班訓練約百餘人，作為東南分站的基層組織成員，專門搜集新四軍情報，并配合軍統局直接上司的忠義救國軍，對新四軍的抗日根據地進行瓦解破壞活動。（參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特工組織》下冊，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291頁）
中共建政後的50年代，中共發起一江山島戰役和随後解放大陳島，及不斷破獲（抓獲）沿海潛入武裝特工小組中又發現，其時‘漢訓班’的規模已達到600餘人。
另外，根據沈醉在《軍統内幕》一書中也說：“軍統局過去一直把對陝甘甯邊區的特務活動當成重點，戴笠也經常親自主持這方面的工作，并且異常重視”，軍統“在邊區的一些縣裡都建立過特務組織”，派往延安的特務達百人之多，僅耀縣一地，每年總有幾十名特務由此潛入延安。“軍統派遣特務去延安，是采用僞裝進步的辦法跟着混進去。。。許多人去延安時，都帶了介紹信或原來在什麼學校讀書或什麼機關工作等種種證件，這些人被扣捕後，軍統将這些可以混進去的證件沒收下來，交由僞裝的特務冒名頂替混進去。軍統運用這一辦法，曾經有上百的人去過延安。”這些特務都負有搜集情報、從事破壞和發展組織的任務，有的甚至企圖暗殺中共上司人。（參見沈醉：《軍統内幕》，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197頁）
沈醉《軍統内幕》
1939年2月，中央社會部成立，康生為部長，李克農為副部長。中央書記處在《關于成立社會部的決定》中指出：“目前日寇漢奸及頑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細企圖混入我們的内部進行陰謀破壞工作，為了保障黨的組織的鞏固，中央決定在黨的進階組織内成立社會部。”（劉華峰、王雨亭主編《中國共産黨組織工作大事記》，遼甯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頁。）
社會部成為中共反特工作的上司機構。
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又在《關于鞏固黨的決定》中提出：“為了鞏固黨，必須加強黨的保衛工作和反對奸細的鬥争，黨内的鋤奸教育與黨的警惕性，必須大大提高，使保衛黨的任務與反奸細的鬥争，成為全黨的工作。。。在審查黨員特别是審查幹部的經常工作中去發現和洗刷混入黨内的敵探奸細托派分子，叛徒和堕落分子。”（《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2冊，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頁。）
《中共中央檔案選集》
1939年10月，中央具體制定了《關于反奸細鬥争的決議》，其中也寫道：“敵人不僅公開的在軍事上圍攻八路軍，政治上破壞共産黨，而且隐蔽的派偵探奸細混入我們的内部，來瓦解我們的軍隊與政權，破壞黨的組織。。。反共分子，自國民黨五中全會後，釋出所謂防制異黨的辦法，成立了反共的特務委員會，派遣特務人員到各地進行反共的特務工作。。。現在民族敵人階級敵人對共産黨八路軍新四軍的陰謀暗害工作，比任何時候都要加緊了，是以全黨全軍必須最高限度的提高革命的警惕。”該決議還強調：“必須積極的動員全黨加強反奸細鬥争的工作，以保證黨的政治路線的執行與黨的組織的鞏固，不使黨與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遭受意外的損失。”（《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2冊，第181—182頁。）
此後，中央又先後發出《中央社會部關于鋤奸政策與鋤奸工作的訓示》、《關于大後方黨肅清内奸的決定》等一系列檔案，中央組織部也相繼釋出了《關于審查幹部經驗的初步總結》、《關于對内奸及不良分子的處理辦法》、《關于審查黨員的訓示》和《補充訓示》等一系列檔案訓示。這些檔案的主旨集中到一點，都是反複強調目前審幹和鋤奸工作的重要性，“必須認識目前日寇國特正以内奸政策為中心工作，國民黨中央統計調查室對我黨我軍的上司機關正進行着内線突擊，是以黨的鋤奸工作，須以'厲行肅清内奸’'進行反間工作’為主要任務”（《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2冊，第477頁。）
而在當時，這些訓示同時也提醒各級部門要防止“左”傾擴大化傾向，“一方面要反對對敵人内奸政策的麻木不仁現象，又一方面要反對亂捉亂殺亂打亂罰的左傾現象。。。反對鋤奸工作的擴大化”（《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2冊，第476—477頁）尤其“在審訊方法上要堅決廢止肉刑，主要的不依靠口供，而依靠證據”（《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2冊，第183頁）是以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審幹工作還是比較謹慎的，尚未造成大規模全局性的嚴重擴大化。
1941年末至1942年，幾起重大洩密事件的接連發生，使中共的反特之弦驟然緊繃。
1941年底，軍統成功破譯了延安與中共駐重慶代表團之間往來的密電碼，戴笠幾乎逐日向蔣介石提供延安與重慶之間來往電報的内容。
1942年1月下旬，這一情況被蘇聯情報人員發現，并通知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中國中央政府情報機關頭子戴笠掌握了中共和八路軍在重慶的代表的電台工作用的暗号、密碼和發報時間”，“所有中共電台的位置均已被戴笠的機關查到了，電報被截獲和破譯。1942年有超過60份電報被破譯，導緻好幾位重要的共産黨人被捕”。（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頁）
軍統究竟是如何破譯這些密電的，蘇聯和中共的情報部門并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内奸自然就成為首先的懷疑對象。
恰在此時，中共在其他地方的組織也發生了一系列重大洩密事件，并釀成嚴重後果。
1942年2月，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處長袁曉軒叛變，供出了大量機密。
中共叛徒，原‘南委’組織部長郭潛，原名，郭乾輝
1942年5、6月間，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又因叛徒出賣被整體破壞，廖承志等負責人被捕，這幾乎使中共在大後方主要的省一級秘密機關遭到毀滅性打擊。此事性質之惡劣還在于，1941年7月國民黨破獲中共江西省委後，某些被捕人員自首投敵後經過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訓練，繼續以原來身份與其上級機關南方工委保持工作關系，伺機全盤破壞。
1942年2月，國民黨江西省黨部還曾經制訂了一套行動方案：除準備利用已自首投敵之中共江西省委人員破獲中共南方局外，并準備利用省委中有湘、鄂、粵、閩諸省線索者，“打擊其進階組織”；利用省委中有出身閩西者，解決閩西中共武裝；以省委中過去部屬已為新四軍長官者，“瓦解僞新四軍實力”；利用此次捕獲的經驗豐富并熟悉各省情形的中共武裝戰鬥員30餘員，編為行動隊，“潛去皖省，進攻僞新四軍”。（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第465頁）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
其野心之龐大與計劃之周密，實施起來，着着緻命。而所有這些方案，同樣也是建立在利用内奸的基礎上。
1942年4月中旬，國民黨又開始積極準備進攻陝甘甯邊區，時局驟然緊張。中共情報組織擷取了這一絕密軍事情報後，毛澤東曾于5月19日寫了一封信并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遞交給胡宗南，内稱：“據報貴部正在積極動員進攻邊區，采取襲擊辦法，一舉奪取延安。。。事屬駭人聽聞，大敵目前，豈堪有此，敢電奉詢，即祈示複。”（《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頁）
為了防備國民黨軍隊的突然進攻，中央一方面做了軍事部署，成立了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司令部，另一方面則加強了清查特務的工作。毛澤東在4月17日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中就特别強調，在學習與檢查工作中，要對幹部的思想群組織觀念（即言行）進行審查與鑒定工作。在檢查工作與審查幹部中發現反革命分子，應加以清除，以鞏固組織。（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75頁）
在此期間，“王實味案”發生，促使反奸鬥争更進一步向縱深發展。
王實味
6月19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現在的學習運動，已在中央研究院發現王實味托派。我們要發現壞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發現壞人，即托派、日特、國特等三種壞人。（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88頁）
吳奚如，左聯重要代表人物，曾是中共與魯迅的聯系人
10月19日，他又在西北局進階幹部會議開幕會上指出：我們各個機關學校，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實味之類的分子，要客觀地、精細地、長期地去清查。11月，他再次強調：既然有第一個王實味，第二個吳奚如（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軍委秘書、軍委書記。1937年到延安，後任周恩來的政治秘書，八路軍桂林辦事處主任，新四軍第三支隊及江北縱隊政治部主任，八路軍總政治部文藝科長，在整風運動中被錯定為“叛徒”）會不會有第三個王實味，第四個吳奚如，要認真查一查。由此出發，揭發暗藏的奸細迅速成為全黨面臨的主要工作。中組部在1943年工作計劃中，便把清查奸細列為第一項的中心工作，中央政治局在送出讨論的關于1943年工作的12個問題中，也有審幹工作總結和反内奸政策問題兩項。（參見李東朗：《康生與延安搶救運動》，《百年潮》2002年第5期。）（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