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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立基永遠記得34歲時的那個周六上午。那是1982年的春天，一位65歲的老人騎車來到清華園，敲開一間男生宿舍的門。顧立基悄悄離開一屋子尚在補覺的青年，随老人到樓下的長椅上“坐談”。半個多小時後，這個從上海來到北京求學的年輕人決定：去深圳。
65歲的老人叫袁庚，40多年黨齡的中共黨員，參加過抗日戰争，當過炮兵團長，做過多年外事和情報工作，“文革”時坐過牢，1978年被任命為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
打動顧立基的是袁庚的一句話。後者告訴這位小30歲的後輩，過去的體制像“蒲包裡的一堆螃蟹”，螃蟹的腿你鉗着我，我牽制着你，誰都别想動，誰都動不了。但在深圳蛇口那個地方，“可以闖出一條路來，改變‘你牽制我、我牽制你’的現狀，大家一起往前走”。
1982年，很多人像顧立基一樣，孤身從全國各地來到深圳，來到蛇口。這是改革開放正式啟幕的第四個年頭，是“經濟特區”正式問世的第三個年頭，也是廣東省寶安縣改名“深圳”的第三年。
那首日後傳遍大江南北的歌，還沒有開始作詞譜曲，但中國的南海邊已經開始上演“春天的故事”。
深圳蓮花山頂的鄧小平像。新華社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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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動顧立基前，袁庚也曾打動過中國的最高上司層。
1979年1月31日，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長彭德清跟随國務院副總理谷牧，一起面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袁庚随身帶着一張地圖，告訴李先念：隻要中央點頭，在報告上簽個字，這塊地皮價值就大大提高了。
李先念最終點了頭，用鉛筆在地圖上劃出一塊地方，也就是蛇口南頭半島。此前，袁庚說服了時任交通部部長葉飛，希望在蛇口籌建工業區，并要“參照香港特點，照顧國内情況”進行管理。
這是隸屬于廣東省寶安縣的一個公社，距香港咫尺之遙。在袁庚看來，此地“既能利用内地較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又便于利用國際資金、先進技術和原材料”，要為沉寂多年的招商局重新打開局面，可謂天選之地。
而對整個國家而言，此地的破局，也已勢在必行。
袁庚（手指者）坐船考察蛇口。（新華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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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安是離香港最近的地方，也是最能感受落差的地方。以一條20米寬的深圳河為界，北岸的寶安縣，一個農民的年收入僅僅143元，而南岸的香港，農民的年收入有13000港币。兩地差距之懸殊，導緻大批内地群眾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另謀出路。
1955年，“逃港”現象開始出現。當地曾經流傳一首民謠：“寶安隻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隻剩老和小。”冒險者們試圖遊過深圳河，或上山翻過鐵絲網進入新界，但死傷極其嚴重。1978年，在寶安縣被堵截收容的外逃人員超過4.6萬人；蛇口甚至活躍着200餘個“拉屍佬”，每埋好一具逃港者的屍體，可以在蛇口公社領取到15元錢。
這年夏天，習仲勳南下主政廣東，基層考察的第一站，正是偷渡逃港風口浪尖的寶安縣。連續檢視了羅芳、蓮塘、沙頭角、皇崗等邊境地區後，習仲勳反駁了“逃港是政治問題”的觀念：“群衆偷渡的主要原因是政策問題，隻要政策對頭，經濟很快可以搞上去，偷渡問題就解決了。”
很多年後解密的檔案告訴人們，早在1977年，鄧小平就曾在廣州說過，逃港“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對變革的渴望此時已經趨近頂峰。“他們（香港）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很荒涼，怎麼展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呢？”在沙頭角，習仲勳對當地搞小額貿易、過境耕作的請示當場拍闆，“說辦就辦，不要等。”
1978年，習仲勳在廣東惠州地區考察。
與此同時，廣東竭力争取來自中央的支援。1978年底和1979年初，廣東省兩次上文中央，希望在蛇口興辦工業區。這之間，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改革開放正式開啟。
到1979年4月，習仲勳進京向鄧小平等彙報提出給廣東更大的自主權、參照外國和亞洲“四小龍”經驗建設出口加工區時，曆史的車輪已經在向新的方向前進。
這些突破正常的設想招緻了一些非議，但終究得到了鄧小平的贊同。正是那次，鄧小平給出了日後載入史冊的回答：
“還是叫特區好，中央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準許廣東和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此前一周，蛇口工業區開山第一炮爆響。寶安早先已經更名深圳市；一年後，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準許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立經濟特區。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的吳南生後來回憶：“在特區條例公布後的幾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
轉折時刻就這樣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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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後，袁庚特地做了一個類比。“愛迪生最初點亮的白熾燈隻帶來8分鐘的光明，”他說，“但是這短暫的8分鐘卻宣告了時代的飛躍，世界因而很快變得一片輝煌”。
習仲勳在1992年的回憶，則稱自己“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能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先走一步，懼的是擔子很重，又沒有經驗，但“我們确信路是人走出來的”。
深圳是特區，蛇口則被視為“特區中的特區”。率先誕生的蛇口工業區被視作一根“試管”，彈丸之地萬一失敗，“也是肉爛在鍋裡”。也因為是試管，一些當時中國絕大部分地區聞所未聞、也難以想象的改革，卻能夠在這裡力排衆議。
蛇口開山不久就打破了“大鍋飯”。1981年，《人民日報》專門報道此地在基建領域實行公開投标制的經驗；1982年，初到蛇口的顧立基又趕上了幹部人事制度改革。這裡在全國首次公開招聘人才，并大膽用具有現代學識和突破意識的年輕人“頂”了老幹部的位置。一位總經理遭遇“能上能下”的故事就上過報紙：“在深圳蛇口有一個著名的‘海上世界’，前不久它的總經理被解聘了，這個人作風正派，工作辛苦，但是沒有做出開創性的事業，是以被解聘了。這就是新的蛇口觀念。”
此後，管理體制改革、住房體制改革、創設社會保險公司等等諸多“全國第一”，相繼在蛇口落地，并一再激起波瀾。知人善用且極富口才的袁庚擁有一大批擁趸。但同時，非議也從未遠離過這片試驗區。
1984年，蛇口工業區内的“時間就是金錢 效率就是生命”标牌。新華社發
在一個“姓社姓資”常被拿出争論的年代，改革的急先鋒，無可避免地會被放到輿論漩渦的中間。有人曾經這樣問袁庚：1949年你帶領軍隊南下解放蛇口，将資本家趕跑，建立了一個公有制的社會，但現在，你又在蛇口開發了一大片土地，把資本家請回去搞經濟。你在蛇口搞的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類似的質問，也屢屢抛給深圳乃至全國的各個經濟特區。有人說，“在深圳這塊土地上，除了五星紅旗是紅的，其他一切都是‘黃’的”；也有人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變成解放前”；甚至有人說，深圳已經成了“西方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的試驗場”。
招緻非議的還有那句深圳最著名的口号：“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它的發明者袁庚曾讓人将之做成标牌，放在蛇口最為醒目的位置。1984年鄧小平視察深圳前，正是袁庚讓人連夜趕制一塊标牌，放在深圳市區進入蛇口的分界線上。然而，袁庚又曾數次讓人把它拿下，隻因針對改革開放的非議過多——在大多數人還“恥于談錢”的當年，大張旗鼓地宣揚“金錢”，不啻為大逆不道。
但改革先鋒并沒有就此改變路徑的意思。當年，不止一位企業管理教育訓練班的學員記得袁庚曾經發過的“毒誓”：“要是成功了我們都沒有話說，要是失敗了，放心，我領頭，我們一起跳海去。”而在蛇口創立初期，招商引資并不順利、又招緻諸多非議的時候，他還說過一句話：“大不了，回到秦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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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袁庚不需要回到秦城。那些遭受質疑乃至攻擊的改革，最終經受住了曆史考驗。
曾有人問袁庚，“蛇口是怎麼發展起來的”，他回答，“是從人的觀念轉變和社會改革開始的”。盡管阻力重重，但變革終究是大勢所趨。在當年，這既是特區的小環境，也是整個國家的大氣象。
1984年2月，鄧小平在去過深圳後，講了一段話：“深圳的建設速度相當快……深圳的蛇口工業區更快，原因是給了他們一點權力，500萬美元以下的開支自己做主，他們的口号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在特區的戰略設想萌發5年後，鄧小平系統表達了他對特區的了解：“是技術的視窗，管理的視窗，知識的視窗，也是對外政策的視窗”；“特區成為開放的基地，不僅在經濟方面、培養人才方面使我們得到好處，而且會擴大我國的對外影響。”
而後的一系列場合，總設計師用各種方式，表達着他對前行方向的堅信不疑。
“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
“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我們的開放政策不會導緻資本主義。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會有一部分資本主義的東西進入。但是，社會主義的力量更大，而且會取得更大的發展。”
“判斷的标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
直至1992年南方談話，特區“姓社姓資”之争終于平息，也開始不斷重新整理“深圳速度”“特區速度”，并助推整個國家重新整理“中國速度”。後來人們常常追尋特區精神的原點，說來說去，其實來自一種樸素的發展觀——如鄧小平所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産主義”。
習仲勳則在多年後這樣回味當初的抉擇：“千言萬語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準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
今日深圳。新華社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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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沒有哪個城市能夠趕上深圳的發展速度，這是中國通往世界的又一個南大門。”
2020年，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學者傅高義在人生的最後時刻，為深圳寫下這句評語。
在為一本題為《向深圳學習》的論文集所作的序中，曾專門研究過廣東改革開放，也專門研究過鄧小平的傅高義寫道：深圳建立經濟特區，引燃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星星之火，“深圳是開拓者，是幫助塑造中國現代生活的開路先鋒”。此時，蛇口的開山炮聲已經過去41年，經濟特區的曆史有了整整40年。深圳貢獻了1000多項“全國第一”，也将自己變成了一座從無到有的國際大都市。
“當年的蛇口開山炮聲猶然在耳，如今的深圳經濟特區生機勃勃，向世界展示了我國改革開放的磅礴偉力，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2020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深圳如此感慨。
這是對特區的評價，其實也是對一段壯闊曆史的評價。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習近平鄭重對外宣示：“深圳等經濟特區的成功實踐充分證明，黨中央關于興辦經濟特區的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确的。”
鬥轉星移，全新的時代背景和國内外發展環境，亟待這裡續寫新的“春天的故事”——“經濟特區不僅要繼續辦下去，而且要辦得更好、辦得水準更高。”這同樣是一次鄭重宣示。
辦得更好、水準更高，意味着“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40年的曆史證明，這是一條唯一的出路，也是一條被驗證了的成功之路。前路未必一帆風順，但智者的選擇是勇往直前。
就像當年，袁庚在最艱難的時刻留下過6個字：“向前走，莫回頭”。
欄目主編：張駿 文字編輯：朱珉迕 題圖來源：新華社 編輯郵箱：[email protected]
來源：作者：朱珉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