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彼得·希瑟
一些人試圖将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描述成衆望所歸的和平過程，尤其喜歡舉出西羅馬的地主跟蠻族合作作為事例，以證明蠻族入主羅馬的合理性。實際上，這些地主跟蠻族的合作，完全是因為蠻族破壞了羅馬帝國的稅基，導緻羅馬帝國軍政力量衰落，無法保護地主。而且與蠻族合作的地主不過是幸存者偏差，在他們之外還有大量的地主被蠻族消滅了。羅馬一旦被蠻族統治，歐洲就進入了黑暗的中世紀。
基于這些現象，所謂西羅馬由一個統一帝國向多個繼承國的轉變基本上是和平過程的觀點，首先與證據不符。
該觀點最初的前提——最終建立繼承國的外來群體一開始是受邀入境的——建立在很不可靠的基礎上。沒有任何證據證明羅馬官員邀請了拉達蓋蘇斯的哥特人、萊茵河入侵者（汪達爾人、阿蘭人和蘇維彙人）、勃艮第人或匈人。
換句話說，約 405—408 年的危機牽涉到的每群入侵者都是不請自來的，都遭遇了全力抵抗。約 375—380 年的早期邊境危機涉及的其他規模較小的群體也是如此，比如泰法爾人、法諾比烏斯（Farnobius）率領的哥特人、薩爾馬提亞人，以及在 377 秋天與反叛的哥特人結盟的匈人和阿蘭人。情況類似的還有阿拉特烏斯和薩弗拉克斯率領的格魯森尼人，這是 376 年夏末或秋初渡過多瑙河的兩個主要哥特群體之一。這群人最初被排除在外，但他們利用羅馬帝國和哥特特溫吉人之間緊張局勢帶來的機會，渡過了多瑙河。
蠻族大舉入侵羅馬
唯一真正獲得允許後才進入帝國的外來者是哥特特溫吉人，但當時的皇帝瓦倫斯可能也别無選擇。376 年夏天，哥特人抵達多瑙河并要求庇護時，皇帝正全力投入與波斯的戰争。
在一處邊境作戰的時候，隻有笨蛋才會放任另一處重要邊境起火。據一份史料記載，一番激烈辯論之後，帝國才做出了接納特溫吉人的決定，而且這在當時更像是控制損失的手段。
皇帝兵力不足，無法同時對付特溫吉人和格魯森尼人，他隻能采取分而治之的辦法，接納一群人，排除另一群人。可以為證的是，皇帝實施了種種應急計劃來消除特溫吉人可能造成的軍事威脅，特别是對糧食供應采取戰略控制，在出現問題時下令攻擊特溫吉人的領袖。
在 4 世紀（以及之前），皇帝的确會不時從哥特人和其他附屬國裡招募分遣隊為自己作戰，甚至包括打内戰的時候，但羅馬人并不會是以允許大批武裝人員永久進入羅馬境内——這可比從邊境之外招募武裝部隊，戰争結束後再送他們回家危險多了。
考慮到 4 世紀後期和 5 世紀越境進入帝國的蠻族群體顯然不是羅馬邀請的，有人針對 405—408 年的危機提出了複雜一些的觀點。
該觀點認為帝國放松對相關邊境的控制，進而發出了邀請的暗示。這有點像在 20 世紀 80 年代早期馬爾維納斯群島（英國稱福克蘭群島）戰争期間的論點：英國出于經濟考慮拆解一度巡航于南大西洋的“奮進号”掃雷艦，阿根廷的加爾鐵裡（Galtieri）軍政府将其解讀為英國不會陰止阿根廷接管馬爾維納斯群島的迹象。
将這種類比應用于 405—408 年的危機會形成一個更可能成立也更有趣的論點，但論點并不是很有說服力。
據說，觸發蠻族入侵的因素是羅馬軍隊從高盧北部邊境地區撤出，羅馬終止或大幅減少了給邊境附屬國的補貼。但問題在于，405—408 年的入侵者大部分并不像補貼的主要受益者那樣生活在緊鄰帝國的邊境地區，而是來自邊境地區以外，有的甚至住得很遠，比如阿蘭人。
不列颠和高盧北部的羅馬軍隊并不少，憑借這些軍隊，篡位者君士坦丁三世在 409—410 年秋冬幾乎控制了整個西羅馬。而且不管怎麼說，第一次攻擊（由拉達蓋蘇斯發起）的目标并不是據說已半撤軍的區域。
簡言之，沒有理由認為空前的蠻族入侵潮與羅馬明言或暗示的邀請有關。外來者使用暴力，自作主張地進入了羅馬境内。
最初的入侵後發生的事情也沒有什麼不同。從 376 年哥特人來到多瑙河到 476 年羅慕路斯·奧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被廢，這 100 年的時間裡發生了很多政治變動，沒有哪次的根本目的是推翻帝國，但所有這些過程都涉及入侵者和羅馬帝國間往往規模不小的定期暴力對抗。
從移民的角度來看，這 100 年間的政治過程可以分為兩個主要階段。
第一階段是對抗羅馬當局，以免其在接觸伊始就破壞群體的獨立性。這是特溫吉人和格魯森尼人在 376 年到 382 年之間所做的。對那些在 406 年渡過萊茵河的群體而言，要在與羅馬（及西哥特人）部署在西班牙的部隊的最初沖突中活下來，軍事力量和遠遁北非的能力至關重要。勃艮第人在 5 世紀 30 年代似乎是得到同意後遷入了羅馬領土，但這發生在他們被匈人擊潰之後，而羅馬将軍埃提烏斯似乎支援了這些襲擊。
上述群體在第一次遭遇羅馬力量後幸存了下來，而其他許多群體則沒能如此。一些哥特子群體在 376 年到 382 年間被各個擊破；拉達蓋蘇斯的部隊在 405 年整個解體，許多成員被賣為奴隸，一些幸存者後來重新加入了阿拉裡克的隊伍。我們之前也看到，萊茵河入侵者同樣在 416—418 年間遭受了重大傷亡，以至于三個先前獨立的群體 — 阿斯丁格汪達爾人、西林格汪達爾人和阿蘭人 — 合并成了一個。無論你怎麼看，在與羅馬帝國的初次相遇中幸存下來都并非易事。
根據我的統計，從 376 年到最終在高盧定居的 418 年，聯合起來形成西哥特的哥特人經曆了 11 次大型戰役和衆多小型戰役。
總體的暴力程度對第一階段人口遷移的兩個具體特征至關重要。首先，它有助于解釋為什麼移民群體往往多次遷移。持續遷移是一種生存政策，這些群體要麼以此促使羅馬帝國妥協（阿拉裡克率領的哥特人從巴爾幹經意大利到高盧的行動就是如此），要麼移居到更安全、更繁榮的地方，在那裡繼續對抗帝國（汪達爾聯盟移居北非）。
其次，如果沒有這種程度的暴力，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在沒有持續大規模沖突的情況下，這麼多的移民群體會結成數量較少但規模較大的聯盟共同行動。西哥特人、汪達爾人 — 阿蘭人聯盟、東哥特人等在羅馬土地上形成的新政治單元，都是更有能力對抗羅馬帝國軍事力量的更大單元，其成員既能生存下來，也能獲得更有利的條件。
洶湧的非法移民潮
更多的暴力對移民政治活動的第二階段至關重要：一旦最初的生存有了保障，就要盡可能提升自己的地位。兩個階段往往互相滲透，因為即使是 376 年的第一批哥特移民，他們進入帝國也不是隻為了生存，而是還有别的野心；但移民的第二階段還是很有特點，值得單獨列出。
第二階段的特征是羅馬與蠻族外交關系架構的出現，有了這樣的架構，就不會出現毀滅特定移民群體的事了。
阿拉裡克率領的西哥特人而言，第二階段開始于 395 年到 418 年間的某個時候，也明顯展現在該群體之後與羅馬帝國的外交接觸中。從 418 年開始，外交的重點是西哥特人将以什麼條件占據多大的領土，而不再是他們的存在是否應該得到容忍。
即便如此，第二階段仍是軍事沖突不斷：首先是在高盧南部，5 世紀 20—30 年代，阿爾勒這個地區首府成了哥特人的目标；然後， 5 世紀 60 年代後期和 70 年代，盧瓦爾河和直布羅陀之間出現了更多的沖突，當時尤裡克（Euric，467—484 年在位）上司的哥特人建立了一個大型的獨立王國。
相比之下，汪達爾 — 阿蘭聯盟在 5 世紀 40 年代中期才進入第二階段，當時，西羅馬被迫承認聯盟對北非的征服，而事實上該聯盟的第二階段并不像西哥特人的相應階段那樣穩定。西羅馬在垂死掙紮之際，還在 461 年和 468 年兩次試圖奪回汪達爾王國。
至于法蘭克人和盎格魯 — 撒克遜人，他們并無必要正面對抗羅馬帝國，是以在某種意義上直接進入了第二階段。盡管如此，他們仍然在暴力的推動下，用征服和征用來追求他們的野心。
現在讓我們切換到羅馬帝國的視角。移民暴力與西羅馬崩潰之間的聯系再直接不過。簡單來說，羅馬對一個相對發達的農業經濟征稅，以維持其軍隊和其他機構。
經濟還有其他部門，但農業占帝國生産總值的比例不會低于 80%，許多學者認為比例還要高。在這種情況下，移民的活動直接影響了帝國稅收，繼而大大削弱了國家的生存能力。
每當一片領土落入移民群體之手（例如西班牙各行省在 5 世紀第二個 10 年被萊茵河入侵者占領），能為國庫做出貢獻的土地就少了一塊。此外，行省若是陷入沖突，哪怕沒有被徹底征服，也将無力支付稅款。
羅馬城周圍的行省隻被阿拉裡克上司的哥特人占領了兩年，而那之後的近十年裡，這些行省繳的稅都隻有正常稅率的七分之一。兩個北非省份也獲得了類似的減免，這兩個省不屬于5世紀40年代的汪達爾 — 阿蘭王國，但在40年代中期被汪達爾人 —阿蘭人占領了 3 年。是以，也許可以大緻認為，那些經曆重大戰争的行省的稅款減少了七分之六。
算一算有多少失去和受損的省份——它們可是西羅馬的土地稅基，你就會知道移民帶來的問題有多麼嚴重。
早在 420 年，不列颠就完全擺脫了羅馬中央的控制，授予西哥特人的加龍河河谷也是如此。此外，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區被萊茵河入侵者占領或争奪，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區因西哥特人 408—410 年間的停留而遭受破壞。
所有這些損失導緻的稅收減少完美展現于羅馬晚期的軍官與文官名冊《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名冊列出了 5 世紀 20 年代初的西羅馬軍隊。
建立于 395 年的野戰軍團中，大約有一半在這二十幾年間被摧毀了。而此時加入軍團的替代部隊中有一半以上（97 支隊伍中的62 支）隻不過是在名義上更新為野戰軍的衛戍部隊。
不僅野戰軍受損後沒有得到高品質部隊的補充，而且也沒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其他部隊代替升了級的衛戍部隊履行職責。軍隊的品質和數量都急劇下降，這是帝國稅基受到侵蝕帶來的直接影響。
更糟的還在後頭。到了 445 年，西羅馬最富裕的行省 ——北非的努米底亞、拜薩西恩和普羅康蘇拉裡斯——已經臣服于汪達爾人，潘諾尼亞（如今的匈牙利）的一部分歸了匈人，勃艮第人和其他一些阿蘭人則在 5 世紀 30 年代中期得到了高盧的小片地區。到了這個地步，西羅馬近 50% 的稅基已被侵蝕，資金即将耗盡。
可想而知，當時的西羅馬立法者會抱怨地主不願繳納稅款，也會試圖收回既有稅收優惠。地主不願繳稅顯然是一個重要現象，特别是因為有充分的理由認為此時不得不提高稅率。此外，西羅馬也在發明新的稅種。
但是，如果是以就說富人不願納稅是西羅馬崩潰的一個主要原因（有人這麼認為），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在帝國政治中，富人和有關系的人始終享有稅收特權：你的朋友支援你赢得權力，原因之一是你能讓他們富起來。這種現象之是以在 5 世紀 40 年代異常突出，是因為許多行省已落入移民之手或者因戰争而遭受損失，西羅馬的收入減少到了危險的低水準。
羅馬帝國遭受軍事損失，政治能力也下降了，新的戰略形勢由此産生，移民得以進一步擴大控制範圍，并從 5 世紀 60 年代中期開始急劇擴張。
西羅馬帝國的屍體
這個時候，西羅馬軍隊由于稅收下降而陷入貧困，境況大不如前，面對西哥特人、汪達爾人和其他人（特别是剛開始或快完成在西羅馬故地上建立權力基礎的工作的法蘭克人），西羅馬沒有絲毫勝算。從對稅收乃至帝國軍事機構的影響來看，武裝外來移民和西羅馬崩潰的直接因果關系是毋庸置疑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 5 世紀後，本地的羅馬貴族越來越傾向于跟不同的移民達成交易，而這一趨勢和貴族不願繳納高額稅款一樣，隻是羅馬帝國崩潰過程中一個非常次要的現象。
同樣，我們應該把這些交易放在當時的背景下看。參與其中的本地貴族基本上是地主，他們的地産（财富的基本來源）大部分位于同一個地方，這些有形資産無法遷移。是以，如果地産所在的地方被劃入了某個移民群體不斷擴大的勢力範圍，地主是沒有什麼選擇的。他們要麼與移民領袖達成和解（如果可能的話），要麼就有可能失去作為他們所有财富和地位來源的土地。
這樣的和解不會自動發生。我們看到，在不列颠低地，原先的羅馬地主階級完全無法在盎格魯 — 撒克遜人占領後幸存下來。
認為西羅馬的終結是個基本和平的過程，本地精英不再繼續參與國家核心結構的決定推動，這種觀點無法令人信服。恰恰相反，5世紀的種種政治程序都是通過暴力實作的。這些精英被夾在中間，别無選擇，情願也好，不情願也好，隻能在還來得及的時候與來到他們土地上的新勢力達成和解。
在這裡，我們有時會忽視羅馬中央政府和本地羅馬地主之間的一個關鍵差别。隻看後者的話，是可以記錄下許多和解的事件的。然而，之是以會有這些事件，是因為移民群體先憑武力越過了邊境，西羅馬就此失去了稅基，不再有足夠的收入來維持像樣的軍隊，各行省的地主是以被徹底地暴露在蠻族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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