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彼得·希瑟
一些人试图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描述成众望所归的和平过程，尤其喜欢举出西罗马的地主跟蛮族合作作为事例，以证明蛮族入主罗马的合理性。实际上，这些地主跟蛮族的合作，完全是因为蛮族破坏了罗马帝国的税基，导致罗马帝国军政力量衰落，无法保护地主。而且与蛮族合作的地主不过是幸存者偏差，在他们之外还有大量的地主被蛮族消灭了。罗马一旦被蛮族统治，欧洲就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基于这些现象，所谓西罗马由一个统一帝国向多个继承国的转变基本上是和平过程的观点，首先与证据不符。
该观点最初的前提——最终建立继承国的外来群体一开始是受邀入境的——建立在很不可靠的基础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罗马官员邀请了拉达盖苏斯的哥特人、莱茵河入侵者（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勃艮第人或匈人。
换句话说，约 405—408 年的危机牵涉到的每群入侵者都是不请自来的，都遭遇了全力抵抗。约 375—380 年的早期边境危机涉及的其他规模较小的群体也是如此，比如泰法尔人、法诺比乌斯（Farnobius）率领的哥特人、萨尔马提亚人，以及在 377 秋天与反叛的哥特人结盟的匈人和阿兰人。情况类似的还有阿拉特乌斯和萨弗拉克斯率领的格鲁森尼人，这是 376 年夏末或秋初渡过多瑙河的两个主要哥特群体之一。这群人最初被排除在外，但他们利用罗马帝国和哥特特温吉人之间紧张局势带来的机会，渡过了多瑙河。
蛮族大举入侵罗马
唯一真正获得允许后才进入帝国的外来者是哥特特温吉人，但当时的皇帝瓦伦斯可能也别无选择。376 年夏天，哥特人抵达多瑙河并要求庇护时，皇帝正全力投入与波斯的战争。
在一处边境作战的时候，只有笨蛋才会放任另一处重要边境起火。据一份史料记载，一番激烈辩论之后，帝国才做出了接纳特温吉人的决定，而且这在当时更像是控制损失的手段。
皇帝兵力不足，无法同时对付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他只能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接纳一群人，排除另一群人。可以为证的是，皇帝实施了种种应急计划来消除特温吉人可能造成的军事威胁，特别是对粮食供应采取战略控制，在出现问题时下令攻击特温吉人的领袖。
在 4 世纪（以及之前），皇帝的确会不时从哥特人和其他附属国里招募分遣队为自己作战，甚至包括打内战的时候，但罗马人并不会因此允许大批武装人员永久进入罗马境内——这可比从边境之外招募武装部队，战争结束后再送他们回家危险多了。
考虑到 4 世纪后期和 5 世纪越境进入帝国的蛮族群体显然不是罗马邀请的，有人针对 405—408 年的危机提出了复杂一些的观点。
该观点认为帝国放松对相关边境的控制，从而发出了邀请的暗示。这有点像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的论点：英国出于经济考虑拆解一度巡航于南大西洋的“奋进号”扫雷舰，阿根廷的加尔铁里（Galtieri）军政府将其解读为英国不会阴止阿根廷接管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迹象。
将这种类比应用于 405—408 年的危机会形成一个更可能成立也更有趣的论点，但论点并不是很有说服力。
据说，触发蛮族入侵的因素是罗马军队从高卢北部边境地区撤出，罗马终止或大幅减少了给边境附属国的补贴。但问题在于，405—408 年的入侵者大部分并不像补贴的主要受益者那样生活在紧邻帝国的边境地区，而是来自边境地区以外，有的甚至住得很远，比如阿兰人。
不列颠和高卢北部的罗马军队并不少，凭借这些军队，篡位者君士坦丁三世在 409—410 年秋冬几乎控制了整个西罗马。而且不管怎么说，第一次攻击（由拉达盖苏斯发起）的目标并不是据说已半撤军的区域。
简言之，没有理由认为空前的蛮族入侵潮与罗马明言或暗示的邀请有关。外来者使用暴力，自作主张地进入了罗马境内。
最初的入侵后发生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不同。从 376 年哥特人来到多瑙河到 476 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被废，这 100 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政治变动，没有哪次的根本目的是推翻帝国，但所有这些过程都涉及入侵者和罗马帝国间往往规模不小的定期暴力对抗。
从移民的角度来看，这 100 年间的政治过程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抗罗马当局，以免其在接触伊始就破坏群体的独立性。这是特温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在 376 年到 382 年之间所做的。对那些在 406 年渡过莱茵河的群体而言，要在与罗马（及西哥特人）部署在西班牙的部队的最初冲突中活下来，军事力量和远遁北非的能力至关重要。勃艮第人在 5 世纪 30 年代似乎是得到同意后迁入了罗马领土，但这发生在他们被匈人击溃之后，而罗马将军埃提乌斯似乎支持了这些袭击。
上述群体在第一次遭遇罗马力量后幸存了下来，而其他许多群体则没能如此。一些哥特子群体在 376 年到 382 年间被各个击破；拉达盖苏斯的部队在 405 年整个解体，许多成员被卖为奴隶，一些幸存者后来重新加入了阿拉里克的队伍。我们之前也看到，莱茵河入侵者同样在 416—418 年间遭受了重大伤亡，以至于三个先前独立的群体 — 阿斯丁格汪达尔人、西林格汪达尔人和阿兰人 — 合并成了一个。无论你怎么看，在与罗马帝国的初次相遇中幸存下来都并非易事。
根据我的统计，从 376 年到最终在高卢定居的 418 年，联合起来形成西哥特的哥特人经历了 11 次大型战役和众多小型战役。
总体的暴力程度对第一阶段人口迁移的两个具体特征至关重要。首先，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移民群体往往多次迁移。持续迁移是一种生存策略，这些群体要么以此促使罗马帝国妥协（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从巴尔干经意大利到高卢的行动就是如此），要么移居到更安全、更繁荣的地方，在那里继续对抗帝国（汪达尔联盟移居北非）。
其次，如果没有这种程度的暴力，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没有持续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这么多的移民群体会结成数量较少但规模较大的联盟共同行动。西哥特人、汪达尔人 — 阿兰人联盟、东哥特人等在罗马土地上形成的新政治单元，都是更有能力对抗罗马帝国军事力量的更大单元，其成员既能生存下来，也能获得更有利的条件。
汹涌的非法移民潮
更多的暴力对移民政治活动的第二阶段至关重要：一旦最初的生存有了保障，就要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地位。两个阶段往往互相渗透，因为即使是 376 年的第一批哥特移民，他们进入帝国也不是只为了生存，而是还有别的野心；但移民的第二阶段还是很有特点，值得单独列出。
第二阶段的特征是罗马与蛮族外交关系框架的出现，有了这样的框架，就不会出现毁灭特定移民群体的事了。
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而言，第二阶段开始于 395 年到 418 年间的某个时候，也明显体现在该群体之后与罗马帝国的外交接触中。从 418 年开始，外交的重点是西哥特人将以什么条件占据多大的领土，而不再是他们的存在是否应该得到容忍。
即便如此，第二阶段仍是军事冲突不断：首先是在高卢南部，5 世纪 20—30 年代，阿尔勒这个地区首府成了哥特人的目标；然后， 5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卢瓦尔河和直布罗陀之间出现了更多的冲突，当时尤里克（Euric，467—484 年在位）领导的哥特人建立了一个大型的独立王国。
相比之下，汪达尔 — 阿兰联盟在 5 世纪 40 年代中期才进入第二阶段，当时，西罗马被迫承认联盟对北非的征服，而事实上该联盟的第二阶段并不像西哥特人的相应阶段那样稳定。西罗马在垂死挣扎之际，还在 461 年和 468 年两次试图夺回汪达尔王国。
至于法兰克人和盎格鲁 — 撒克逊人，他们并无必要正面对抗罗马帝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直接进入了第二阶段。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在暴力的推动下，用征服和征用来追求他们的野心。
现在让我们切换到罗马帝国的视角。移民暴力与西罗马崩溃之间的联系再直接不过。简单来说，罗马对一个相对发达的农业经济征税，以维持其军队和其他机构。
经济还有其他部门，但农业占帝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不会低于 80%，许多学者认为比例还要高。在这种情况下，移民的活动直接影响了帝国税收，继而大大削弱了国家的生存能力。
每当一片领土落入移民群体之手（例如西班牙各行省在 5 世纪第二个 10 年被莱茵河入侵者占领），能为国库做出贡献的土地就少了一块。此外，行省若是陷入冲突，哪怕没有被彻底征服，也将无力支付税款。
罗马城周围的行省只被阿拉里克领导的哥特人占领了两年，而那之后的近十年里，这些行省缴的税都只有正常税率的七分之一。两个北非省份也获得了类似的减免，这两个省不属于5世纪40年代的汪达尔 — 阿兰王国，但在40年代中期被汪达尔人 —阿兰人占领了 3 年。因此，也许可以大致认为，那些经历重大战争的行省的税款减少了七分之六。
算一算有多少失去和受损的省份——它们可是西罗马的土地税基，你就会知道移民带来的问题有多么严重。
早在 420 年，不列颠就完全摆脱了罗马中央的控制，授予西哥特人的加龙河河谷也是如此。此外，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被莱茵河入侵者占领或争夺，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因西哥特人 408—410 年间的停留而遭受破坏。
所有这些损失导致的税收减少完美体现于罗马晚期的军官与文官名册《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名册列出了 5 世纪 20 年代初的西罗马军队。
建立于 395 年的野战军团中，大约有一半在这二十几年间被摧毁了。而此时加入军团的替代部队中有一半以上（97 支队伍中的62 支）只不过是在名义上升级为野战军的卫戍部队。
不仅野战军受损后没有得到高质量部队的补充，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其他部队代替升了级的卫戍部队履行职责。军队的质量和数量都急剧下降，这是帝国税基受到侵蚀带来的直接影响。
更糟的还在后头。到了 445 年，西罗马最富裕的行省 ——北非的努米底亚、拜萨西恩和普罗康苏拉里斯——已经臣服于汪达尔人，潘诺尼亚（如今的匈牙利）的一部分归了匈人，勃艮第人和其他一些阿兰人则在 5 世纪 30 年代中期得到了高卢的小片地区。到了这个地步，西罗马近 50% 的税基已被侵蚀，资金即将耗尽。
可想而知，当时的西罗马立法者会抱怨地主不愿缴纳税款，也会试图收回既有税收优惠。地主不愿缴税显然是一个重要现象，特别是因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此时不得不提高税率。此外，西罗马也在发明新的税种。
但是，如果因此就说富人不愿纳税是西罗马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有人这么认为），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在帝国政治中，富人和有关系的人始终享有税收特权：你的朋友支持你赢得权力，原因之一是你能让他们富起来。这种现象之所以在 5 世纪 40 年代异常突出，是因为许多行省已落入移民之手或者因战争而遭受损失，西罗马的收入减少到了危险的低水平。
罗马帝国遭受军事损失，政治能力也下降了，新的战略形势由此产生，移民得以进一步扩大控制范围，并从 5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急剧扩张。
西罗马帝国的尸体
这个时候，西罗马军队由于税收下降而陷入贫困，境况大不如前，面对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其他人（特别是刚开始或快完成在西罗马故地上建立权力基础的工作的法兰克人），西罗马没有丝毫胜算。从对税收乃至帝国军事机构的影响来看，武装外来移民和西罗马崩溃的直接因果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 5 世纪后，本地的罗马贵族越来越倾向于跟不同的移民达成交易，而这一趋势和贵族不愿缴纳高额税款一样，只是罗马帝国崩溃过程中一个非常次要的现象。
同样，我们应该把这些交易放在当时的背景下看。参与其中的本地贵族基本上是地主，他们的地产（财富的基本来源）大部分位于同一个地方，这些有形资产无法迁移。因此，如果地产所在的地方被划入了某个移民群体不断扩大的势力范围，地主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他们要么与移民领袖达成和解（如果可能的话），要么就有可能失去作为他们所有财富和地位来源的土地。
这样的和解不会自动发生。我们看到，在不列颠低地，原先的罗马地主阶级完全无法在盎格鲁 — 撒克逊人占领后幸存下来。
认为西罗马的终结是个基本和平的过程，本地精英不再继续参与国家核心结构的决定推动，这种观点无法令人信服。恰恰相反，5世纪的种种政治进程都是通过暴力实现的。这些精英被夹在中间，别无选择，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只能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与来到他们土地上的新势力达成和解。
在这里，我们有时会忽视罗马中央政府和本地罗马地主之间的一个关键差别。只看后者的话，是可以记录下许多和解的事件的。然而，之所以会有这些事件，是因为移民群体先凭武力越过了边境，西罗马就此失去了税基，不再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像样的军队，各行省的地主因此被彻底地暴露在蛮族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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