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21年，那部中國觀衆極為熟悉的電影《菊次郎的夏天》今年确定要在院線與中國内地觀衆們見面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日本電影開始走出了黑澤明的“武士時代”，開始轉向了治愈系的方向。這樣的風格烙印在河濑直美、是枝裕和身上是貼切且自然的，但治愈風卻在1999年被日本社會當中的離經叛道者推向極緻，這個人便是北野武。
當《菊次郎的夏天》中的經典旋律響起，每個人對童年，對美好的想象都會被重新喚起，而很多人可能難以想象，它是由一個“劣迹斑斑”的藝人締造出來的。
自年輕的時候他便不是個安分守己之人，他曾将母親辛辛苦苦給大女兒攢下的60萬日元嫁妝偷走，拿去揮霍一空，是以和母親結下了很深的怨念。
在與妻子結婚之後，他結識了一位女大學生，并在其受了“狗仔隊”欺負之後帶着一票弟兄抄了那家叫做《firday》的報社，最終被判入獄6個月，緩期兩年執行。沒過多久他又移情别戀，和細川典江、大家由佑子等人爆出了绯聞。在2019年，72歲的北野武和妻子離婚，與小自己18歲的情人遠走高飛。
然而日本人對于北野武卻有着特殊的感情，在日本福島遭遇核洩漏、海嘯、地震、泥石流一系列之後，群眾中間開始出現了一種信任危機，有媒體對日本群眾做了一項以“把日本交給誰你最放心”為題的調查，結果北野武“擊敗”衆多政界人物成為第一。
有些人可能會感到不解，為什麼日本這樣一個隐忍，規矩，有序的社會和民族性格當中會有對北野武這種作風的人存有崇拜心理。
在旅日作家蔣豐眼中，北野武是在母親的雞毛撣子下長大的，并且他整個人的成長過程都貫穿在日本這個墨守成規的，甚至有些壓抑的社會當中。而這種社會氛圍之下，會醞釀出一種極端的情緒，适時的時候會迎來最大程度的爆發。就像一個不停膨脹的氣球，當它的承受力達到零界點，最終就會四分五裂。從二戰時期日本對整個亞洲發起全面戰争，甚至用實際行動對美國發起挑戰的行為來看，這一點并不難印證。
在美國作家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與刀》當中，有着極為精彩而準确的描述：“日本人的性格分走兩個極端，他們就像菊花與戰刀，既彬彬有禮又傲慢驕橫，既文明又野蠻，既好鬥又溫和，既善變又頑固，既保守又激進，既服從又不馴，既忠誠又叛逆，既勇猛又怯懦，既自大又謙遜”。
說到這，又得說起蔣豐講過的一個小故事，有一年蔣豐在機場，坐在他斜對面有一個日本人在打電話，他一直旁若無人的用很大音量講話，這時候蔣豐走了過去，用日語對他說：“你在日本說話也這麼大聲嗎？”。這位日本人趕緊鞠了一躬，拿着電話跑到了外面。
其實不管你去沒去過日本，大概所有人都知道日本是個非常遵守公德民族，在任何場所他們都不會打擾到别人，這種素質是與生俱來的嗎？顯然不是，我們對日本那些所有固有的印象，包括遵守秩序，公共場合不大聲喧嘩，不随地吐痰，不随手扔垃圾等等，他們所有優秀品德的建立其實都不會超過一百年。
是因為整個日本社會建立起了一套非常非常強大的秩序體系，所有人都隻是在這個規則下進行生活和生産，這就是為什麼日本人離開了日本，來到一個不太注重這些細節的國家當中，他們立刻就會釋放本能的原因。日本人之是以會喜歡北野武，其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自己沒有能力沖破這種社會制度枷鎖的束縛，但他們把自己想要自我釋放的願望投射在了一個敢于沖破枷鎖的強大之人身上。
這就和我們看到東京街頭的深夜中，居酒屋外那些西裝革履，彬彬有禮的公司職員們會在酒後唱着歌，扶着大樹嘔吐一樣，這便是屬于那些嚴格要求自己的人，那最忘情的一種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