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屆奧斯卡頒獎典禮，在奉俊昊與他的《奇生蟲》包攬4項大獎之後完滿落幕。
這無疑是亞裔電影的曆史轉折點，也是南韓電影史上最值得銘記的時刻之一，恭喜奉俊昊導演成為第一人！
但随着獎項的頒發和公布，本屆奧斯卡也成為了争議最大的一屆之一。
原本呼聲很高的《1917》和“稱漫威電影不是真電影”的老馬的《愛爾蘭人》則成為了整夜旁觀的座上賓。
而本屆奧斯卡實屬佳片雲集，高手過招，除了爆冷門的最佳導演和最佳影片，還有熱門的候選卻顆粒無收外，其實，嬸兒在這裡還有很遺憾幾部電影。
其中，由費爾南多·梅裡爾斯執導，喬納森·普雷西、安東尼·霍普金斯主演的曆史電影《教宗的承繼》就是最大的遺珠之一。
這部描述世界最大宗教的電影，撇去了晦澀的神學，轉而以現實的角度呈上一副可親的教宗承繼曆史，作為Netflix大力投入拍攝的反類型片，《教宗的承繼》在本屆奧斯卡上顆粒無收，真是很氣人啊！
作為一個無神論者，我曾在一個陽光溫暖的午後到教堂去參觀，遇到了一個傳教士。他拉着我傳教，但翻來覆去隻說了兩件事：
1. 耶稣是出生在馬槽裡的
2. 你在曆史上找不到第二個這樣生于微末但卻對後世産生如此影響的人物
公元前4年，當伯利恒的馬槽裡迎來一個男孩誕生之後，世界運轉的軌迹開始悄然的改變。在科學還未被人所重視的時代，宗教開始向信徒解釋人為何出生，該走向何方，死後去往哪裡。
人類這種具有高超智慧且極為感性的生物十分需要這麼一個能在心靈方面帶來答案的存在，故而哪怕曆史上有伊壁鸠魯、盧克萊修、盧奇安、馬基雅維利、休谟、伏爾泰等巨匠對宗教不遺餘力的沖擊，但這種形而上意識集體依然能夠發展壯大。
甚至是當近代科學打破了無數固化的認知後，宗教仍屹立不倒。有人認為這是慣性使然，也有人覺得宗教彌補了科學無法解釋的神秘主義部分，還有人覺得宗教變為了一種利益的集合體。
但事實上，這種存在數千年的“古代文明”無法用簡單的幾句話來進行定義，而在世界快速變化的時候，宗教實際上也在與時俱進。以基督教來說，它曾一度左右政治，亦曾在暴戾的火焰中低頭，它能将面包發給窮人，也能發動駭人聽聞的十字軍東征。
它有時候是精神的終極寄托，有時候是腐朽黑暗的代名詞，但更多的時候，它是一種能夠推動文明進步的意識形态。因為宗教帶來了警示與訓誡，一個社會要想文明，除卻法律的恫吓之外，更需要節制人類的本能。宗教彌補了法律所無法顧及的部分，無處不在的神明在信徒頭上懸挂上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
而對于大多數底層人士而言，宗教使每個人都是這個世界的參與者，他們聚集在上帝身邊，讀着《聖經》，從中獲得力量。維克多·雨果就在《悲慘世界》裡描寫過一個原本瑟瑟發抖，卻因為信仰的力量而紅光滿面走上刑場的死囚。
對于歐洲與中東大部分國家而言，宗教還擁有一種特别的凝聚力，若無宗教，那麼人類分裂的自我主義與無政府狀态很可能無法凝聚成能夠正常運轉的國家。故而在很多時候，政教合一是一種非常主流的現象。神權與世俗權力的結合，意味着權力的最大化集中。
在約500—1050時期，蠻族湧入意大利、法國、英國等西方國家，被沖擊的七零八落的歐洲文明也正是依靠着教會的庇護得以留存。僧侶開墾荒地，修道院救濟貧民，醫院收容病患，人們圍繞着教會，得以報團取暖，恢複秩序。
威爾·杜蘭特認為，文藝複興與宗教改革是近代史的兩個源泉。在16世紀基督教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運動中，人們明白宗教必須擁有理性，才能使宗教不斷朝着開明、文明的方向變化，不斷适應新時代的要求。
順着這個視角，我們來談談電影《教宗的承繼》。
這部電影在一開始就帶來了一場理念的交鋒。在教宗去世後，保守派本笃十六世與改革派貝爾格利奧都或主動或被動的就選舉展開了交鋒，本笃十六世的獲勝意味着保守主義的到來。數年過後，教會風評日益走低，原教旨主義給人以返古的印象，保守的代價是形成了一層看不見的牆壁，這層牆壁讓世俗與宗教産生了隔閡。
這也是電影的大基調，貝爾格利奧始終以入世的姿态投入自己的工作，他為窮人帶來牛奶和面包，喜歡探戈與足球，還喜歡吃披薩。他展現出了自己可愛的一面，進而讓自己與本笃十六世産生了泾渭分明的兩種形象。
這種入世形象也傳達出電影裡一個非常重要的價值觀，即“人類是命運共同體，開放比保守好，禮儀的白手套比槍炮管用。”
讓我們先跳出一下電影，看一看真實的世界。
我們生活在一個孤立主義盛行的世界，英國脫歐，美國揮舞關稅大棒見人就砸，日本右翼擡頭，奧斯曼人對庫爾德人磨刀霍霍……世界似乎越來越亂，而這亂的背後就是孤立主義的盛行。
這就會導緻，貿易、文化與普世價值變成槍炮、病菌與鋼鐵。故而當美國暗殺了伊朗軍方高層後，推特#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話題引發了熱議。
回到電影之中，貝爾格利奧對本笃十六世闡述自己的理念，他認為國與國之間不應該築起高牆，貪婪的資本家應該得到懲罰，必須給予窮人更多的幫助等等。而本笃十六世的回複是：“I don't agree with anything you just said。”
一個古老刻闆的形象躍然而出。
本笃十六世有嚴格的作息時間，固定的菜單，極少外出，他離信徒很遠，但自認為離上帝很近。他知道自己更适合當一個學者而不是成為一個管理者。
事實上，一個教宗如果隻聽到周圍人的聲音而無法接收到普羅大衆的呼喊，那麼也必然陷入自以為是的混沌之中。照我們中國人的話來說，就是無法經世緻用。
其實柏拉圖認為，“國家如果由哲學家治理，或者這些國家的治理人有機會學習哲學，則這些國家是幸運的。”但這種認知的前提是，哲學家不能在空中樓閣中漫自矜诩，依古教條來治世，而應該将哲學運用到政治當中。
怎麼運用？從行動上解除威權主義，走入人群之中。在思想上與時俱進，跟上時代的馬車。可這兩條本笃十六世都沒有做到。
當貝爾格利奧提醒本笃十六世沒有分面包給信徒時，後者的保守已經将教會變成了孤島。這座孤島依舊散發着聖潔的光輝，讓人頂禮膜拜，但無形之手阻止了想要接近孤島的人，這些人是不符合傳統教義的人，是同志，是時代的叛逆者。
噢，上帝怎麼失去了以往的寬厚與仁慈了呢？
貝爾格利奧對本笃十六世說自己無法忍受當一個産品的銷售員，他認為教會已與這個世界脫節，不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本笃十六世回複：“一個與本時代精神聯姻的教堂将會在下一個時代守寡。”
換句話說就是，流水的時代，鐵打的教會。
但正如前文所說，教會既是古典文明的庇護者，也是新文明的參與者。無論哪個時代，宗教都無法超然于世外，它必然需要緊密的與世俗聯系，以此來武裝與壯大自己。
教條主義者本笃十六世像極了胡适口中的宋儒，“他們口說‘緻知’，但他們所希望的，并不是這個物的理和那個物的理，乃是一種最後的絕對真理。宋儒雖然說‘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們的目的并不在今日明日格的這一事。他們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貫通’的絕對的智慧。這是科學的反面。科學所求的知識正是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最後的無上智慧。丢了具體的實體，去求那‘一旦豁然貫通’的大澈大悟，決沒有科學。”
在《教宗的承繼》前半段，本笃十六世的形象讓人隐隐生惡，但透過本笃十六世的話我也看到，年輕時候的貝爾格利奧其實也是一個迂腐的教條主義者。隻是，貝爾格利奧選擇了改變，而這種改變在本笃十六世看來是妥協。
妥協與改變是不同的，前者被動，後者主動。當貝爾格利奧去熱愛披薩與探戈時，我們的本笃十六世陷入茫然無措當中，他始終沒有完全了解自己上司下的教會為什麼會遭到批評。直到他與貝爾格利奧進行了冗長的對話之後，他才一面掙紮一面似有所悟。
或許，上帝也愛跳探戈？
當二人的對話進入到第三幕時，本笃十六世退位的決定将這場對話由外向内，從放眼世界到深入心靈。貝爾格利奧沒有絲毫猶豫就拒絕了繼任的請求，他對本笃十六世說出自己曾經的故事：年輕時候的他沒有站在真理的那一邊，以殉道來對抗強權，而是選擇保全力量苟且在強權之下。
因為這件事，貝爾格利奧一度被流放，這種“污點”式的過往讓他自覺無法承擔起教宗的重則。而我們的本笃十六世也說出自己在曾經未曾保護自己子民的過錯，以及自己已經聽不見天主的聲音了。
“人無完人”，本笃十六世與貝爾格利奧互相忏悔。兩個老男人從對抗到了解，從了解到互相勸慰，最後完成了彼此的救贖。
基于此，電影的一個關鍵詞突顯了出來，也就是基督教的重要教義：救贖。
當耶稣被釘在十字架後，完成了對世人的贖罪，從此他勝過了罪惡，勝過了死亡，勝過了魔鬼，勝過了世界，凡悔改相信他的，罪過得以赦免，因信稱義，重生得救，進入永生。
基督教的力量在于給人們信仰而非知識；是一種藝術，而非科學；是一種美感，而非真理。它為人們提供了對抗死亡的利器，提供了為過去贖罪的通道，提供了苦盡甘來的憧憬。
幾十個世紀前，當耶稣運用寓言式方法進行傳教時，或許也想不到自己正在做着怎樣的壯舉。而基督教之是以能從一個小意識形态組織變成能左右世界的龐然大物時，所依靠的也不再是昔日那種言語上的鼓動，更是不斷進行自我修正。
本笃十六世最終也選擇了改變，他明白教會更需要的是貝爾格利奧這樣受人歡迎的人，而不是他這樣守舊古闆的學者。這種改變而非妥協讓他閃爍出耀眼的人物弧光。亦或者說，他是有勇氣進行自我革命的人，也是一個能容的下異見的人。
那麼，本笃十六世在電影前半段的人物形象也就被徹底的推翻了。保守主義者選擇了最為激進的方式（退位）進行改變，這種改變不僅展現在他選擇退位，還展現在他在待人方式上。
電影的末段，本笃十六世在與貝爾格利奧走出隔間時沒有選擇讓保安護衛，而是大方的走入人群之中與信徒握手合影，貝爾格利奧認為本笃十六世是在享受這種親近。兩人分别時，貝爾格利奧還主動教本笃十六世跳探戈。
在影片最後的鏡頭中，兩人坐在沙發上邊喝碳酸飲料邊觀看世界杯，宗教徹底融入了世俗當中。
而我們的貝爾格利奧成為教宗後，孤身抵達各地去貼近信徒。他打破了教會畫地為牢的境地，将古老的生存智慧展現的淋漓盡緻，這種生存智慧就是我們都熟知的毛主席說的那句話，“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
在曆史上，基督教不斷遭受到各方挑戰，有的挑戰是内部産生的，如享樂主義、過時的宗教意識。有的挑戰是外部出現的，如哲學、巫術、科學等。
十六世紀的中下葉，歐洲的思想家們開始挑戰宗教的禁忌——辯論上帝是否存在。到了十八世紀，基督教被啟蒙主義與伊斯蘭教左右夾擊。即便是在現代，宗教也總是遭受到許多抨擊與挑戰，如小說家丹·布朗就數次以小說的形式對宗教形成沖擊。
在《本源》中，丹·布朗試圖用人工智能對宗教進行颠覆。《天使與魔鬼》裡，又塑造了教宗侍從這麼一個暗有所指的保守反派。《達·芬奇密碼》更是引得教會不滿。
基督教曾以暴力的方式來應對各方挑戰，可是暴力隻能帶來一時的平息，無法讓其萬世長存。
不過，基督教的韌性為其賦予了進化的本能，在十八世紀時期，基督教解開了迷信、固執與排除異教的繩索，它不再以超自然的懲罰與報答作為重組道德的标準。通俗點就是，基督教不再咄咄逼人，動辄以上帝的名義施以暴行，而是以溫和寬容的方式與時俱進。
基督教曆史的變形軌迹也應和《教宗的繼承》裡另一個關鍵詞：改變。亦或者說，是與時代并軌的改變。
在思想上，貝爾格利奧很早就從保守走向革新，本笃十六世也在幾番對話之中明顯呈現出改變的軌迹。其實我私底下認為本笃十六世的改變幅度要比貝爾格利奧來的更大，這不僅是因為他做出駭人聽聞的退位決定，也是因為整部電影的改變焦點一直都放在他的身上。
還記得本笃十六世始終戴着的那個計步器嗎？計步器催促這個老人每天要走滿一萬步，本笃十六世緩慢蹒跚的步伐就是他改變的程序。當他明白自己不再是最好的教宗人選後，果斷的将重擔傳遞到貝爾格利奧手中，教宗的承繼平穩的完成。
其實，《教宗的承繼》的劇情節奏與風格調性并不太大衆化，但喬納森·普雷西與安東尼·霍普金斯二人卻以決定的演技将本來可能深奧幹澀的劇情演繹的異常出彩。如二人夜晚會面的那個片段，安東尼·霍普金斯飾演的本笃十六世彈奏起曾經擅長的鋼琴，喬納森·普雷西飾演的貝爾格利奧順着琴聲想起了過往。
兩人談論起音樂的時候會讓我短暫的忘記他們的身份，而以為這是一對知音。他們的分歧與白日對峙的怒氣在那時候消失的一幹二淨，而在幾分鐘過後，當貝爾格利奧掏出那份請辭信後，緊張感又瞬間回來了。
噢，我愛死這兩個老頭的演技了。
再說下電影裡一個有趣的片段。開場時，貝爾格利奧打電話給航空公司試圖訂一張機票，可當他報出自己的名字與所在地點時，被航空公司的從業人員以為是惡作劇進而挂斷了電話。
至電影快結束時，這一幕再度被提了出來，貝爾格利奧在被挂斷電話後找到守衛借住他的手機網絡訂了機票。守衛驚訝的問他：“他們會讓您單獨出門？” 貝爾格利奧回答：“當然會，我是教宗。”
以及，導演費爾南多·梅裡爾斯應該是一個很讨論特朗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