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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偉:哲學的未來與人類文明的未來息息相關

作者:思廬哲學
張志偉:哲學的未來與人類文明的未來息息相關

就人文學科而言,哲學比任何學科都更關心人類的未來,因為它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所謂“時代精神的精華”應該包含兩重含義:其一是對于時代精神的概括和總結,其二是對于時代精神的塑造。

如果把前者看作黃昏起飛的“密納發的貓頭鷹”,後者的象征則是“報曉的雄雞”。然而這也意味着,如果這個時代出了問題,哲學肯定難辭其咎。是以,哲學的未來與人類文明的未來密切相關。有鑒于此,本文意在突出“哲學的未來”這一難題。按照西方古典哲學的科學思維方式,未來歸根結底是由過去決定的,因而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未來,是以有必要嘗試轉變我們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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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論“哲學的未來”問題當然要從哲學的角度出發,而哲學的“未來觀”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視角———向後看的視角與向前看的視角。所謂“向後看”,意思是說,這樣了解的未來歸根結底是由過去決定的,也可以稱之為“必然性的思維方式”或“決定論的思維方式”。

而強調人指向未來的存在論次元,試圖通過對未來的領會來指引和改變現實,我們稱之為“向前看”的視角,也可以稱之為“可能性的思維方式”或“自由的思維方式”。

不恰當地說,前一種視角的理論基礎是古典哲學,而後一種視角則源于現代哲學的轉向(當然并非僅僅是語言的轉向),盡管這一轉向還不夠充分,可能還沒有最後完成。正因為如此,人們把20世紀西方哲學看作是西方哲學的過渡時期,由此亦關涉到哲學的未來問題。

哲學自希臘哲學至近代黑格爾哲學為止,根本目的是以宇宙的合理性為基礎,由此出發來證明宇宙的合理性。希臘人在最初進行哲學思考的時候,秉承的是“拯救現象”的曆史使命。

他們堅信,宇宙萬物是合理的,任何存在着的事物一定有其合理的存在根據,然而衆多現象卻是雜亂無章的,是以需要人們去尋找或者解釋事物存在的理由進而“拯救現象”,以便保證宇宙之合乎理性的整體系統不會因之而崩潰。

是以,哲學家的工作就是解釋事物之存在的理由,由此乃有哲學對知識和真理的追求。是以,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哲學與科學(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同一的,都是對宇宙自然的認識;兩者之間的不同之處在于,自然科學描述世界,哲學則緻力于解釋世界的意義。

因而,哲學與科學雖然分享同一種科學思維方式(抽象思維或理論思維),但兩者的路向卻恰恰相反:自然科學通常是“自下而上”———從特殊到普遍,進而逐漸上升地把握事物的本質或規律;而哲學則往往緻力于“發現”最高的普遍原理,“自上而下”地建構哲學體系以解釋世界的意義。

科學是在相對的空間與時間中認識事物,而任何事物的存在根據在這樣的因果關系中是不能被窮盡的;哲學則是從自然之神聖的必然性來認識事物,因而是最高的認識。唯其如此,才能最終認識事物存在的本質。

西方哲學在黑格爾之後所發生的轉向是帶有根本性的轉向。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西方哲學在這條路上走了兩千多年,轉向談何容易。哲學家們不得不對傳統哲學的種種觀念進行深刻的反思批判,或許我們現在仍然處在轉向的過程之中也未可知。

不過,我們可以确定的是,正是由于這一轉向,哲學與科學分離了,而哲學最大的失落就在于它失去了以往的研究領域,成了邊緣性的學科。在這種情況下,讨論哲學的未來問題就變得很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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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向後看”的視角讨論了哲學的發展前景後,接下來再以“向前看”的視角加以讨論,因為這牽涉到哲學的根本性轉變。

盡管哲學與科學分享着同一種科學思維方式,但這種思維方式與哲學的本性是沖突的。哲學的本性在于它的理想性———證明宇宙的合理性。或者可以這樣說,哲學試圖還原或者建構出宇宙的理想模型,由此而證明宇宙的合理性,并以此來規定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進而也為人之生存确立安身立命的根據。

我們且不論宇宙自身的合理性是否能夠構成哲學思考的前提,基于宇宙的合理性而證明宇宙的合理性所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它始終在以過去推及和限制着未來,這幾乎構成了古典哲學的傳統。

例如,亞裡士多德把“ousia”(實體、本質)解釋為“totieneinai”(是其過去之所是);黑格爾的《邏輯學》在從“存在論”向“本質論”過渡時,把“Wesen”(本質)解釋為“gewesen”,即德語“sein”(存在)的過去分詞,稱之為“過去了的存在”(本質就是過去了的存在)。

這看上去似乎不過是一個概念遊戲,而實際上展現了古典哲學的基本觀念:任何事物的存在乃基于此前已經過去了的事物的本性。它們一脈相承,由此而展現了本質的永恒存在。是以,這種科學思維方式在哲學中的表現就是,過去決定現在,而現在決定将來。

也就是說,所有一切都是由過去決定的,是以我們實際上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未來。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宇宙并非合乎理性的,而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充滿了偶然性的自然過程,我們能否具有真正意義上的未來?

毫無疑問,科學思維方式在自然科學中獲得了幾乎完美的成功,以至于使得西方文明成為了所有文明争相仿效的楷模,并且迫使所有的民族不得不踏上了現代化之路。然而,無論自然科學解釋世界的方式多麼成功,多麼卓有成效,它并不是解釋世界的唯一的方式,更何況不可能由此而提供出世界的意義。

自然科學奉行的是一個自然、一種知識、一個真理的基本原則,然而我們可能忘記了,在自然科學(主要是實體學)形成統一的“範式”之前,自然科學與其他解釋世界的方式(例如煉金術、占星術等)并沒有誰高誰低的差別,而科學形成一統天下的統治地位不過幾百年的時間而已。

問題是,這種科學思維方式固然創造了燦爛輝煌的物質文明,但也把我們逼入了絕境———我們在享受科學技術的成果的同時,也可能在毀滅我們自己。我們之是以需要考慮另外的解釋方式,就是因為這種現代化的科學方式遇到了難題。

當然,這不是自然科學的錯,而是運用自然科學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我們的錯。或者說,是我們把這種解釋世界的思維方式徹底化、絕對化、極端化的後果。我們盡可以在實體層面獲得成功(盡管這種成功代價慘重),但在精神層面———我們卻失去了精神家園。

自然科學是迄今為止最卓有成效的解釋世界的方式,但是如果把它看作是絕對真理、看作是解釋世界的唯一方式,那就成問題了。在自然科學一統天下之前,人類解釋世界的方式多種多樣。即便在自然科學一統天下之後,人們仍然需要保持解釋世界的不同方式。

舉個不恰當的例子,杯子可以用來喝水,也可以用做傷人的武器;杯子可以成為繪畫的對象,在此它成為了藝術,在特定情況下還有可能成為人們頂禮膜拜的聖器(聖杯)。如果我們說杯子隻能用來喝水,其他的用途都是錯誤的或者不可能的,恐怕有些矯情。

毫無疑問,杯子可以有很多種甚至無窮無盡的可能性,其中隻有一種是科學的方式。我們不能因為科學的解釋方式是最有效最精确甚至最本質的方式而不承認或者放棄其他的可能性,那樣解釋的世界的确符合科學的标準但并不是現實的世界。

在此有必要重提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在證明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的同時,亦對人類理性的認識能力進行了限制,進而保留了一個可能性的、無條件的、自由的領域。

由此觀之,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看待世界:科學對世界的解釋形成了一個必然的自然界,但是在科學解釋世界“之前”,這個世界原本是一個可能性的世界,科學隻是揭示了種種可能性中的一種可能性,并且把這種可能性變成了必然性(或者這種可能性的确具有某種必然性)。

不僅如此,科學對世界的解釋亦并非終極的解釋,它本來就是用來描述現象的。以往我們以極其有效的方式使諸多可能性凝固化為單一的必然性,現在我們或許在享受科學成果的同時,有必要保持可能性始終作為可能性而開放。這應該是哲學的任務。

人類之是以可以有未來,乃是因為可能性之開放為人類打開了未來之門。從這種可能性的思維方式出發,才談得上展望哲學的未來。

如前所述,古典哲學的科學思維方式奉行的是過去決定現在、現在決定未來的必然性的思維方式,按照這種思維方式,人類實際上隻有過去而沒有未來。甚至按照這種思維方式,人類大可不必為未來憂心忡忡,一切将自然而然、順理成章、水到渠成,人們所要做的無非是“順應曆史潮流或規律”而已。

倘若人們改變一下思維方式,不僅以可能性為根基,也以可能性為未來的指引,才能意識到未來是開放的,未來是有多種可能性的,未來是可以改變的,人類才有真正意義上的未來。

但值得人們注意并且應該引起人們深思的是,看上去可能性的思維方式相對于必然性的思維方式會産生解放思想的作用,也将人類逼入了危險的境地。在某種意義上說,開放可能性或許意味着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這就是人們向來抵制可能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3

人們之是以推崇科學思維方式,乃在于它對于所有的事物都能給出合理的解釋,使自己感覺好像生活在一個秩序井然的世界裡;然而,面對可能性的境域,人類遭遇的是不确定性、未知和危險。一句話,面對可能性,相當于面對虛無主義的威脅。

按照尼采的說法,所謂虛無主義,就是絕對價值的喪失。人類是一種需要意義的存在物———不能忍受一個沒有意義的世界,希望他的所作所為都是有意義的。

于是,他把本沒有意義的世界看作有意義的世界,即在無意義的荒原上建立了一個有意義的世界———不僅視之為客觀存在的現實,而且作為自己的生存根基,把這個有意義的世界看作是可以通過認識或者體悟的方式而通達的客觀世界,與此相關的問題與所謂終極關懷問題密切相關。

然而,自然科學的産生、發展尤其是近代以來形成統一範式的成功,給這個有意義的世界打上了深深的印記,甚至成為了這個有意義世界的主導,看上去似乎滿足了人們追求真理、追求客觀性乃至完滿性的需要,但是卻因其卓越的成功使傳統的價值觀念陷入了深刻的危機。

由于哲學與科學面對的是同一個世界,不同之處在于,科學貌似客觀地描述這個世界,而哲學則緻力于解釋世界的意義。當哲學試圖以自然科學的态度通過科學思維方式解釋世界的意義的時候,它實際上或者是把并沒有意義的自然界當作有意義的價值世界,或者是把人的理想世界看作客觀存在的世界。

就西方哲學而言,當19世紀下半葉這個客觀的價值世界的幻影破滅之後,理性主義受到質疑,非理性主義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哲學舞台,而所有這一切恰恰是因為自然科學太成功了的結果,用尼采的話說就是:上帝死了。科學殺死了上帝,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之間失去了平衡,人們陷入了一個價值多元化和道德相對主義的時代,馬克斯·韋伯稱之為“理性的悖論”。

人類社會現代化程度越來越高,組織化程度越來越高,所有一切越來越理性化,然而人的生活方式卻陷入了非理性的困境。套用某廣告用語,這是一個“一切皆有可能”(nothing is impossible)的時代。

可惜的是,無論好的可能還是壞的可能,都是可能。面對這個可能性的世界,習慣于必然性思維方式的人類感到手足無措,無所适從。令人感到吊詭的就在這裡:人們原本生存在可能性的世界,但卻以必然性的世界作為自己的家園;而被迫面對可能性的世界,卻又以為那是異己的世界。

理想性乃是哲學的本性。以往人們把哲學的理想性解釋成了必然性,而未來的哲學應該把這種理想性了解為可能性。然而,倘若如此,人類如何克服虛無主義的威脅就成了當務之急。

因為,傳統的必然性思維似乎能夠幫助人們抵禦虛無主義的威脅,而可能性則意味着相對主義和多元化,進而将人類完全暴露在了虛無主義的威脅面前。簡言之,從必然性轉向可能性,似乎意味着從樂觀的理性主義轉向悲觀的虛無主義,從已知轉向未知,從安全轉向危險......

為什麼人類熱衷于探索地外文明或地外智能生物?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人類希望自己在宇宙中不孤獨。然而仔細想一想就會知道,某個人的孤獨是可能的,所謂“人類的孤獨”卻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可能大家一起去孤獨。

人類之是以熱衷于此,應該另有原因:希望自己在宇宙中的存在不是偶然的。試想,如果人類在宇宙中不過是偶然的存在,那意味着什麼?那意味着人類的存在沒有理由、沒有根據、沒有基礎、沒有意義......這就是人類無論如何難以接受一個充滿可能性的無意義的世界的根本原因。人們曾經試圖通過必然性的思維方式逃避這一困境,卻最終還是被逼入了這一困境。

加缪把這一困境描述為“遭遇荒謬”:“一個哪怕可以用極不像樣的理由解釋的世界也是人們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幻想與光明,人就會覺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為無所依托的流放者,因為他被剝奪了對失去的家鄉的記憶,而且喪失了對未來世界的希望。

這種人與他的生活之間的分離,演員與舞台之間的分離,真正構成荒謬感。”這個世界并非合理的世界而是荒謬的世界,所謂荒謬的意思就是:它沒有道理。

于是,人們似乎被逼入了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必然性的方式導緻了價值虛無主義;另一方面,可能性的方式不得不直面虛無主義的威脅。看來,人們退無可退,必須接受虛無主義的挑戰,而嘗試退回到必然性(統一性)的傳統思維方式顯然不能解決問題。适逢其時,世紀交替,全球化加速,或許為人們提供了某種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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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至于此,難題凸顯:僅憑哲學現在的社會影響,它如何能夠改變世界、改變未來?

哲學一向被尊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值此世事多變之際,哲學本應該大有作為,但卻并非如此,原因何在?

實際上,哲學并不是不夠“繁榮”,我們這個時代,哲學從業人員之多、成果之豐富是任何時代都不可與之同日而語的,然而哲學的“繁榮”與其社會影響卻是成反比的,這不禁令人感到詫異。

哲學作品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進而令世人敬而遠之,或許是哲學曲高和寡的原因之一,但并非關鍵所在。因為曆史上的哲學著作向來以晦澀難懂著稱于世,卻沒有是以而影響它們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是以,哲學之影響的衰落應該另有原因,現時代大衆文化的興起就是原因之一。在相當漫長的時間裡,人類文化的主導是精英文化,因而,盡管哲學晦澀難懂,仍然不會影響它成為時代精神的精華;現在卻不同了,我們進入了大衆文化的時代。

在這個時代,崇高受到嘲笑,深刻遭到唾棄,我行我素、無知無畏成為時尚,點選率、收視率等商業價值成了衡量一切的最高标準。哲學除了在“學術共同體”的小圈子裡互相欣賞之外,失去了對社會的有效影響,因而使哲學更加“繁榮”顯然不能解決問題,我們必須關注和研究哲學影響社會、影響大衆的方式。

這又回到最初提出的問題:如何可能不是由現在推測未來,而是由未來指引現在?雖然目前尚沒有完美的答案,但确立某種“可能性的思維方式”或“可能性的世界觀”并非無迹可循。因為,“向後看”視角的理論基礎是古典哲學,“向前看”視角則源于現代哲學的轉向。思廬edit

例如,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關于“此在”(Dasein)被抛入可能性之境遇的生存論分析,後現代主義對于多樣性、異質性的強調,以及20世紀西方哲學在反本質主義問題上所達成的共識等等,皆在此列。

實際上,當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的時候,表明馬克思哲學已經開始了哲學的轉向。原因很簡單,“解釋世界”的思路遵循的是必然性的科學思維方式,而“改變世界”的前提是:未來并非來源于過去之傳統,現在卻應該來自未來之理想;否則,改變世界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來源:《學術月刊》(文章有删節)

原标題:哲學的未來·人類的未來

作者:張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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