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活潑的散文風格寫成，可讀性強，但并未流于簡略。《馬丁·蓋爾歸來》也許是繼芭芭拉·塔克曼的《遙遠的鏡子》之後，叙述最生動、資料最豐富、最引入入勝的曆史著作……它呈現了16世紀法國生活、愛情和司法的豐滿和絢爛的畫面。
——羅伯特·C．坎波，《西雅圖時報》
十六世紀的法國農村，一個離家出走抛家棄子８年之久的“丈夫”突然歸來，上演了一場鸠占鵲巢的精彩好戲，面對這不是真正＂丈夫“的丈夫，女主人公貝特朗經曆了怎樣的心理曆程？
２0世紀中後期，西方微觀史學興起，美國女曆史學家娜塔莉·澤蒙·戴維斯以獨特的微觀史寫作手法創作了經典之作——《馬丁·蓋爾歸來》
戴維斯以1560年在法國南部圖盧斯高等法院的一樁離奇的審判案件為藍本,參照讓•科拉斯所著的《難忘的判決》中的記載,給人們講述了一個在16世紀40年代真假馬丁的故事。
《馬丁·蓋爾歸來》一書是‘新文化史’和‘微觀史’的典範之作。”這本書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在世界廣泛流傳，戴維斯也是以聲譽大振成為微觀史方面的著名學者，西方史學界為此掀起了一股不小的“馬丁·蓋爾熱”。
作者富有想象力的描述了一個曆史小人物的命運之變，運用曆史學家的微觀精神将其放大、延伸到與整個家庭乃至社會鄉村習俗、司法程式的種種，進而完成了由小見大、由淺入深的全過程。
1556年，法國南部的圖盧斯高等法院，正當法官準備判決假的“馬丁·蓋爾馬丁·蓋爾”為真正的馬丁時，一個裝着木腿的中年人卻出現在法庭上，在場的所有人一片嘩然，原來這才是真正的馬丁·蓋爾。
馬丁八年前突然抛妻棄子，舍棄家業，隻身一人亡命天涯。但事隔八年之後“他”重返家園，這次他一改以前的無所事事，變得勤勞能幹積極向上，此間夫妻和睦，情投意合。
但好景不長，在三、四年間幸福短暫時光之後，他卻被自己的妻子貝特朗以冒名頂替的罪行告上了法庭。
最後案子曆經輾轉轉到高等法院，就在假的馬丁排除衆人異議赢得大家信任時，就出現了故事開始的那一幕，而最終法庭以竊取财産繼承權、通奸等罪名判處該犯人為絞刑。
不少文章在探讨《馬丁·蓋爾歸來》時都是從16世紀法國下層農民的家庭生活以及家庭内部之間的關系，家庭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為主題來深入。
解讀出婚姻狀況、風俗習慣、地區間的文化差異、司法、宗教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問題。這正是微觀史學想要從小人物命運背後去揭示出曆史大事件。
本文基于對《歸來》一書的了解認識，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對該書作一個全面的解讀。通過對女主人公貝特朗的内心世界和她對自我身份的不斷重塑的過程，來揭示以貝特朗為代表的法國女性所受的壓迫，以及她們為改變自身命運而做出的主動努力，借此窺探戴維斯的女性觀。
<h1 class="pgc-h-arrow-right">少女時期的貝特朗被父權所統治。</h1>
不論是古代中國還是16世紀的法國農村，父親都在家庭中占據着絕對的主導地位，因為他們是經濟的主導者。子女在讀書、生活、婚姻上都必須完全服從父母的意見。
書中貝特朗出生于鎮上較為富裕的家庭，但貝特朗并沒有權利自由選擇自己愛情，她還在兒童時代就被父母定下了婚約。她說：
“我在還是個九到十歲大的小姑娘時,我就嫁給了馬丁，那時候他的年紀也很小。”
婚姻對她來說是不幸的開始，甚至于在結婚當晚，也要被迫着喝下一種叫做“resveil"的飲料(以濃烈的草藥與香料配制而成) ,以保證将來子孫滿堂。
父權制度下的雙方家長掌握着比法律教令中更大的權力，民間有着屬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國王是默許的。書中說:
“根據教會法，貝特朗的婚姻是非法的。但羅爾斯與蓋爾兩家都非常希望聯姻，而阿爾蒂加的牧師對此并未進行阻撓。”
她從小對父母的言聽計從使她身上承載了德羅爾斯家族的名聲,在她幼小的心靈深處也種下了準備為家族的利益犧牲自己幸福的意識。
<h1 class="pgc-h-arrow-right">婚後的貝特朗沒有逃離夫權的牢籠。</h1>
通過結婚，貝特朗從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父權的掌控，但是家庭模式和妻子的角色，更是被看作女性被壓迫的重要表現。
貝特朗與馬丁結婚之後對于家族的依附明顯轉變為對于丈夫的依附，書中提到由于馬丁的陽痿兩個人長達八年沒有生育兒女，是以而遭到村民們的恥笑。
根據當時習俗和法規丈夫沒有生育能力妻子可以提出離婚，貝特朗的家人也要她與馬丁離婚，但是貝特朗“斷然拒絕了”。
可以看出來，一方面，婚姻後作為馬丁妻子的角色已經替代了作為德羅爾斯家兒女的角色。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女人她明顯開始有了自我選擇的權利意識，此時的貝特朗開始進行自我個性的塑造與升華。
“那個行為(拒絕離開馬丁),像塊試金石，為德羅爾斯的名譽提供了重要的證明”。
後來丈夫在巫師的治療下恢複生育能力，她終于生了一個兒子，這意味着貝特朗進入成年的真正的第一步，生育保證了她在丈夫家庭以及心中的地位。
然而這個時候，丈夫馬丁在偷盜後的不辭而别離家出走，造成他的叔父皮埃爾代管着蓋爾家的财産局面，同時他叔叔還娶了貝特朗守寡的母親為妻，這讓貝特朗的陷入極為尴尬的境遇。
“她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婦，重新與她母親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她不得不在磨坊、井邊、磚廠和收割時面對其他村婦。”
傳統法律甚至規定：不論丈夫離開多少年，除非她握有丈夫死亡的某些證據，否則她沒有再婚的自由。是以，在馬丁出走的八年時間内，貝特朗并沒有離婚的自由。
這個可憐的女人遵守婦道撫養兒子長大，但是丈夫的長期失蹤讓這對孤兒寡母遭遇到了極大困難，這個時候她需要一個“丈夫”。
“一位即将歸來的，卻又截然不同的丈夫與夫妻。”
<h1 class="pgc-h-arrow-right">假丈夫馬丁的到來給貝特朗帶來的幸福生活。</h1>
在書中“假馬丁"迪蒂爾是個怎樣的人呢？
迪蒂爾是個“小混混”的角色，他善于交際，思維靈活并擁有驚人的記憶力。在一次偶然遇見馬丁的兩個朋友，那兩個人把他誤認為是馬丁，他就趁機打聽到了關于馬丁的一切事情。
于是，他産生了個大膽的想法：冒充馬丁去擁有他的一切生活，這個一切不僅包括馬丁的财産還有他的身份和地位。
他将欺騙的招數巧妙地集于一身，完美地替代了真馬丁，迪蒂爾的表現已讓衆人堅信他就是離家18年的馬丁。
五六百年前的法國沒有照片沒有錄音沒有筆迹鑒定，唯有靠一個人的記憶中的相貌和身材來辨識一個人的真假。
當一個胡子拉碴的酷似馬丁的中年男人出現時，他的妹妹和親戚們被模糊的記憶所蒙騙，都高興的前去擁抱他把他當作真的馬丁。
這時貝特朗的表現是驚訝的後退了一步，作為一個妻子她是敏銳的，但在假馬丁溫柔的召喚下她，給她講訴以前的過往，甚至講出了他白色的褲子放到了哪裡。
這些細碎的往事勾起她的柔情蜜意，于是，她接受他了。假馬丁的出現無疑是滿足了貝特朗對于一個夫妻的需要。根據書中描述，貝特朗在已經意識到這個“歸來'的“馬丁”并非是自己的丈夫。
“像貝特朗這樣固執而重名聲的人，并不像-一個容易上當受騙的女人,等到她到床上接納他時，她定然已意識到個中的不同。”
但是貝特朗還是選擇了幫助迪蒂爾成為“新馬丁”，對于貝特朗來說，自己接受了這個陌生的男人，因為這個男人讓她産生了不同以往的感覺。
他勤勞能幹，本分老實地與貝特朗生活，處處盡到了自己作為一個丈夫的職責，給予了貝特朗從未擁有的愛，燃起了她生活的激情，貝特朗甚至還前後為他生了兩個女兒。
也許此時，貝特朗長期壓抑孤寂的心靈才得到了愛的釋放，而她也從迪蒂爾身上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婚姻生活。毫無疑問，他們之間的愛已經遠遠超過了她與真馬丁之間的感情。
<h1 class="pgc-h-arrow-right">法庭上的貝特朗不再以傳統村婦的柔弱形象出現，而是有着鮮明個性特征的女性。</h1>
因為迪蒂爾向叔叔皮埃爾讨要财産的管理權，讓皮埃爾.蓋爾以貝特朗的名義把迪蒂爾迪蒂爾告上了法庭。在審判中，貝特朗含糊其辭不明确的态度為假馬丁逃脫法官的質詢提供了幫助。
貝特朗一方面迫于叔叔的壓力把迪蒂爾告上法庭，一面私下裡和迪蒂爾一起謀劃證詞，隻為了法官能重新宣判阿諾·迪蒂爾還是他的丈夫。
然而,當真正的馬丁站在法庭上時，貝特朗面對真實的馬丁，她不得不再次完成她一-生中最不情願、 但又不得不為之的一-次身份重塑，同時她的人生悲劇也達到了最高潮。
從作者對于貝特朗的心理描述上看,此時的貝特朗并未因為愛這個假馬丁而失去了對于現實的判斷。她在任何時候都在為保全自己的利益所努力計劃着。
“看了新來者一眼之後，她開始顫抖和哭泣，請求他饒恕她犯的錯誤，她之是以犯下錯誤是因為她無力抗拒迪蒂爾的詭計和引誘。”
最終“法官一緻同意相信她的善意'”，在衆人的眼中，她轉眼成為一個無辜、可憐、受傷害的女人。由此可見，此時的貝特朗在法律的面前依然在尋求逃脫法庭審判的可能。最終她被宣布無罪，而迪蒂爾被判絞刑。
“一種作為女人對自身名譽的關注，一種倔強的獨立性，一種在被置于其性别上的種種限制中自如應付的精明的現實主義。”
從故事一開始馬丁·蓋爾的離去到阿諾·迪蒂爾冒名頂替再到整個事件被拆穿，沒有一處不展現着作者戴維斯的微觀史學精神。在關注《馬丁·蓋爾歸來》故事情節發展之餘，不難發現戴維斯對女性特有的描寫，多處再現以貝特朗為主的婦女個性的塑造。在戴維斯眼裡，農村女性不僅有經濟獨立性，而且有性的沖動。同時有容易被曆史學家所忽視的文化價值，這使得曆史開始重新回歸到對人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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