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靈、公主、仙後……從早期的迪斯尼開始，影院曾一度着迷于夢幻多彩的童話故事。恰逢新《灰姑娘》即将上映之際，英國一位名叫Michael Newton的朋友向我們講述了一些魔幻電影的精彩瞬間，我們覺得實在是妙極了。
大約80年前，在蘇格蘭凱思内斯郡的教堂裡，我的母親觀看了她人生的第一部電影：剛上映的《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1937）。我曾問我的母親，當時有何感受。母親回答我說，“你要知道，那個年代的電影可沒法和現在相比。但對我來說，那部電影就已經是我的童話王國了。”最近，我的女兒也看了同一部電影——她腦海裡全是美麗公主的畫面——電影魅力經久不減。而現在，影片中邪惡皇後的形象已然成為恐怖的化身；卡通片裡的妖魔鬼怪們藏匿或是關鎖在閣樓盡頭的儲物間裡，逼得膽小的孩子們不得不繞道而行。
正是為了建構夢幻童話與不安現實之間的橋梁，才有了一系列宏大壯觀的童話電影。美國著名動畫大師華特·迪士尼（Walt Disney）的《白雪公主》和後續電影《匹諾曹》（1940）則是後續50年來，最具灰暗色彩、最有争議的作品。我很了解我女兒的不安：這也喚起了我對女巫的可怕回憶，例如英國卡通片Paulus the Woodgnome的女巫Eucalypta。英國著名散文家蘭姆（Charles Lamb）曾經說過，“恐懼源于自我，不可磨滅”。《白雪公主》中劇情的轉折點：陰暗邪惡的皇後化身成送蘋果的老太婆，遠比《化身博士》更可怕。皇後是如此執着于對美貌的追求。以緻當我們看到皇後為了殺害白雪公主而向女巫索要毒藥時，我們也變得害怕起來，随着皇後邪惡的“咯咯”淫笑而忐忑不安。
而把童話故事搬上銀屏的并不隻有迪士尼一人，匈牙利著名導演亞曆山大·柯達（Alexander Korda）拍攝的英國奇幻片《巴格達大盜（月宮寶盒）》（1940）也是當年的經典之作。當阿麥王（由John Justin主演）和公主（由June Duprez主演）雙雙墜入愛河，就如諸多紳士名媛在浪漫的肯辛頓舞會上所經曆的那樣。為了拯救阿麥王，公主隻能忍痛屈從于妖邪的奸相賈法。“把我帶走吧！”她吟叫道，聲音裡夾雜着一個高貴的女孩，在面對狡詐壞人勒索時毫不畏懼，勇敢堅強的決心。
75年後，這部電影被改編成了約兩個小時時長的喜劇片。在普通人看來，結局未免有些複雜晦澀，但是美國演員Rex Ingram卻将阿拉伯神話中的靈怪演繹得如此生動有趣。這不僅超越了Brian Blessed扮演的版本，也把角色表現得十分神秘莫測且逼真形象——當你欣賞他的表演，你或許真要懷疑他十分具有特殊魔力了！再者，康拉德·維德（Conrad Veidt）飾演的奸相賈法又是如此情感細膩而充滿力量，以至人們常常對此稱贊不已。除此以外，影片以年輕的“大盜”為标題看點，更是激起了無數粉絲對神話故事的遐想聯翩——人們每每幻想出生卑微的人也能走向輝煌人生。影片主演薩布（Sabu）就完美地诠釋了這一理想主義。他是印度買索爾的一個趕象人的兒子，卻在街頭被紀錄片導演羅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發現，從此走上演藝生涯。有時候，電影也像童話故事一般，有魔力把醜小鴨變身成白天鵝。而薩布在影片中所表現出的風度、幽默與氣魄，在近乎完美的謝幕之中，彰顯了冒險曆程的跌宕與精彩，亦如美國著名冒險片《小鬼闖天關》的诠釋。
盡管電影總是免不了打鬥場面，但是打鬥并不意味着血腥恐怖。失明的領路人、神秘的珠寶以及全視之眼使得《巴格達大盜（月宮寶盒）》成為一部通俗的寓言片，它有關電影如何把觀衆帶入童話的神秘之中——影片如何從上帝視角表現主題。在寓言卡通片的《美女與野獸的》的片頭，導演讓·谷克多（Jean Cocteau）似乎希望觀衆帶着一顆天真童心來觀看影片。而在影片《巴格達大盜（月宮寶盒）》裡，主演薩布（Sabu）将我們帶入了“一片神秘的土地”，在那裡每個人都有一雙孩子的眼睛。電影總是希望我們純真無邪，而實作總是讓我們懷疑自我。生活的殘酷在于，我們再也無法選擇單純，因為單純與天真從來不是可以被選擇的。選擇單純，本身就已經脫離了簡單，這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是我們自欺欺人地謀劃着去往沒有謀劃的世界裡。
這些影片，尤其對于早已遠離童年的人來說，無疑是對兒時夢想的重溫。它們在銀幕上展現出的魔力，是我們的微薄的想象力所無法企及的。在《歌聲歡暢的樹》（1957）裡，有公主面前鋪天蓋地般驟然蔥郁的荊棘籬笆；在《美女與野獸》裡，有野獸的森林别墅裡突然複活的雕像；在《巴格達大盜（月宮寶盒）》裡，有從瓶子裡升起青煙的靈怪。它們甚至比《X戰警》更有獨特魅力。
童話影片更依賴電影院如魔術師般的藝術魅力。這就是為何卡通片和木偶劇能夠成為獨特的一個類别。電影本身就構成了一個獨特的視覺世界，它是現實的藝術的詩意展現。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女導演洛特·雷妮格（Lotte Reiniger）的電影剪影作品中，我們仿佛能在燭光下瞥見童話描繪給我們的夢幻國度。而美國木偶大師Jim Henson的輝煌之作《講故事的人》（1987-89）則展現了現實和想象的交錯。Henson借助配音演員約翰·赫特（John Hurt）之口，賦予毛茸茸的木偶以古怪有趣的聲音。讓觀衆在同一時空裡，感受神秘古老的氛圍。
然而卡通片裡也有現實的影子：《美女與野獸》以喋喋不休的争執開場；這些影片雖然發生在虛幻國度裡，但是也總會與現實問題相聯系：喪子之痛、抛棄之苦以及對愛的渴求。它們向我們許下這樣一個魔咒：唯有曆經艱難險阻，方能發現人生的真谛。這些道理不免顯得俗套。影片的教育警示作用也可能使它失去一部分年輕而熱愛自由的觀衆，它們的社會說教作用也可能是緻命的。對于某些人來說，《美女與野獸》就像一本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教科書：人們抱怨美女不過隻是莉迪亞·赫斯特，而《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不過是宣傳年輕女孩更适合做家務。這些怨聲激起了不少童話故事的修正主義者的抗聲，他們譴責故事中的女主角，模糊了善與惡的界限。
迪士尼出品的電影除了《長發公主》和《冰雪奇緣》外，并沒有過多驚世之作。他們的創意，亦是他們的緻命錯誤——把真實人物拒之門外，撮合想象力卻沒有塑造圓形人物。而最好故事往往隻用最簡單的人物，情節發展自然深入。撇開《小紅帽》（2011）和《漢斯和格萊泰(女巫獵人)》（2013），由著名影星安吉麗娜·朱莉主演的《沉睡魔咒》則是一個例子。也許是由于借助朱莉良好的公衆形象，制片方希望替改變觀衆腦海中的“壞母親”印象。這一出發點很新穎，但是這部現實電影竟然沒有童話的絲毫嘲諷元素，反倒令人有些尴尬了。引用英國著名作家狄更斯的話，則是“一群仙女裡的冒牌貨”。相比，電影《白雪公主與獵人》就優良許多，鮑勃·霍斯金斯（Bob Hoskins）、伊恩·麥柯肖恩（Ian McShane）和雷·溫斯頓（Ray Winstone）生動地扮演倫敦的矮人，奧斯卡影後查理茲·塞隆（Charlize Theron）把惡毒的王後演得恰到好處。
繼此之後，反觀肯尼斯·布拉納夫新版的《灰姑娘》，就輕松許多了。它繼承了先前的傳統，由簡入深。由澳洲演員凱特·布蘭切特（Cate Blanchett）扮演的繼母依舊是反面角色，但影片卻告訴了我們繼母如何變得邪惡。布蘭切特憑借着精湛的演技，爽朗的笑聲，向我們證明了電影的品質。導演布拉納夫一直堅信，金子總是會發光的。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有閃光之處，也曾經有演員向我們證明了這一點。想把片子演得具有說服力很難，要完美闡述影片的道德内涵更非易事。“要有勇氣做得更好”并不是陳詞濫調，而需要堅定的宣言。
表面上，童話故事總是充滿魅力，在童話裡也不必斟酌曆史。但對于某些人來說，這樣的地方并不存在。童話不過人們為了逃避現實而築建的王國。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童話作品，很多都是在共産主義的東歐創作完成的。這些電影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創作都是在虛拟曆史背景完成的。即便如此，我們依然很難抗拒它們的神奇吸引力。捷克的《灰姑娘的三個堅果》(Tři oříšky pro Popelku)（1973）傳遞的恰巧是美國電影無法表達的女英雄形象，它将我們帶入了一個奇妙的冰雪世界，卻又是那麼真實真切。
于我，《歌聲歡暢的樹》則一直萦繞在童年的記憶之中，對于其他70年代的孩子來說亦是如此。它向我們呈現的是一個令人陶醉的世界：在格林的中歐舞台劇視角中，幕布的遠處描繪着宏偉壯麗的宮殿，紙質綠葉垂挂在枝頭，王子身着西裝款款而來……信誓旦旦，許下諾言：君若得歡聲樹，則吾許真心；若不得所愛，委身為林熊；君可留歡聲樹，不得第一寶。故事告訴我們，善心總勝桀骜，溫柔遠超殘忍。這隻是其中的一個道理，而影片本身遠遠不止這些。台詞之外，是那些永遠印刻在你腦海裡的畫面——那些被魔化的小矮人們。故事向我們傳達的，是一種救贖，一種通過内心的改變、經曆苦難的救贖。
童話故事總是既熟悉又陌生。它總是給幼年施以魔術，正如它曾給我們的童年留下的渴望與恐懼。童話所表現的道德觀也許有些過時，其表現形式也未必新鮮，但它們總有新的方式展現魔力。正是一個個童話故事，把一代代人緊密聯系在一起，我們的祖父母們和孩子們都曾着迷于同一個童話傳說。它們所呈現的夢幻王國——不論曾經與往後——它留給我們的遠不止是秘境傳說、珍寶奇物。英國大文豪托爾金曾寫道：日月星辰，落葉流水，芸芸衆生，與世同在，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