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公主、仙后……从早期的迪斯尼开始，影院曾一度着迷于梦幻多彩的童话故事。恰逢新《灰姑娘》即将上映之际，英国一位名叫Michael Newton的朋友向我们讲述了一些魔幻电影的精彩瞬间，我们觉得实在是妙极了。
大约80年前，在苏格兰凯思内斯郡的教堂里，我的母亲观看了她人生的第一部电影：刚上映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1937）。我曾问我的母亲，当时有何感受。母亲回答我说，“你要知道，那个年代的电影可没法和现在相比。但对我来说，那部电影就已经是我的童话王国了。”最近，我的女儿也看了同一部电影——她脑海里全是美丽公主的画面——电影魅力经久不减。而现在，影片中邪恶皇后的形象已然成为恐怖的化身；动画片里的妖魔鬼怪们藏匿或是关锁在阁楼尽头的储物间里，逼得胆小的孩子们不得不绕道而行。
正是为了构建梦幻童话与不安现实之间的桥梁，才有了一系列宏大壮观的童话电影。美国著名动画大师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的《白雪公主》和后续电影《匹诺曹》（1940）则是后续50年来，最具灰暗色彩、最有争议的作品。我很理解我女儿的不安：这也唤起了我对女巫的可怕回忆，例如英国动画片Paulus the Woodgnome的女巫Eucalypta。英国著名散文家兰姆（Charles Lamb）曾经说过，“恐惧源于自我，不可磨灭”。《白雪公主》中剧情的转折点：阴暗邪恶的皇后化身成送苹果的老太婆，远比《化身博士》更可怕。皇后是如此执着于对美貌的追求。以致当我们看到皇后为了杀害白雪公主而向女巫索要毒药时，我们也变得害怕起来，随着皇后邪恶的“咯咯”淫笑而忐忑不安。
而把童话故事搬上银屏的并不只有迪士尼一人，匈牙利著名导演亚历山大·柯达（Alexander Korda）拍摄的英国奇幻片《巴格达大盗（月宫宝盒）》（1940）也是当年的经典之作。当阿麦王（由John Justin主演）和公主（由June Duprez主演）双双坠入爱河，就如诸多绅士名媛在浪漫的肯辛顿舞会上所经历的那样。为了拯救阿麦王，公主只能忍痛屈从于妖邪的奸相贾法。“把我带走吧！”她吟叫道，声音里夹杂着一个高贵的女孩，在面对狡诈坏人勒索时毫不畏惧，勇敢坚强的决心。
75年后，这部电影被改编成了约两个小时时长的喜剧片。在普通人看来，结局未免有些复杂晦涩，但是美国演员Rex Ingram却将阿拉伯神话中的灵怪演绎得如此生动有趣。这不仅超越了Brian Blessed扮演的版本，也把角色表现得十分神秘莫测且逼真形象——当你欣赏他的表演，你或许真要怀疑他十分具有特殊魔力了！再者，康拉德·维德（Conrad Veidt）饰演的奸相贾法又是如此情感细腻而充满力量，以至人们常常对此称赞不已。除此以外，影片以年轻的“大盗”为标题看点，更是激起了无数粉丝对神话故事的遐想联翩——人们每每幻想出生卑微的人也能走向辉煌人生。影片主演萨布（Sabu）就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理想主义。他是印度买索尔的一个赶象人的儿子，却在街头被纪录片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发现，从此走上演艺生涯。有时候，电影也像童话故事一般，有魔力把丑小鸭变身成白天鹅。而萨布在影片中所表现出的风度、幽默与气魄，在近乎完美的谢幕之中，彰显了冒险历程的跌宕与精彩，亦如美国著名冒险片《小鬼闯天关》的诠释。
尽管电影总是免不了打斗场面，但是打斗并不意味着血腥恐怖。失明的领路人、神秘的珠宝以及全视之眼使得《巴格达大盗（月宫宝盒）》成为一部通俗的寓言片，它有关电影如何把观众带入童话的神秘之中——影片如何从上帝视角表现主题。在寓言动画片的《美女与野兽的》的片头，导演让·谷克多（Jean Cocteau）似乎希望观众带着一颗天真童心来观看影片。而在影片《巴格达大盗（月宫宝盒）》里，主演萨布（Sabu）将我们带入了“一片神秘的土地”，在那里每个人都有一双孩子的眼睛。电影总是希望我们纯真无邪，而实现总是让我们怀疑自我。生活的残酷在于，我们再也无法选择单纯，因为单纯与天真从来不是可以被选择的。选择单纯，本身就已经脱离了简单，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我们自欺欺人地谋划着去往没有谋划的世界里。
这些影片，尤其对于早已远离童年的人来说，无疑是对儿时梦想的重温。它们在银幕上展现出的魔力，是我们的微薄的想象力所无法企及的。在《歌声欢畅的树》（1957）里，有公主面前铺天盖地般骤然葱郁的荆棘篱笆；在《美女与野兽》里，有野兽的森林别墅里突然复活的雕像；在《巴格达大盗（月宫宝盒）》里，有从瓶子里升起青烟的灵怪。它们甚至比《X战警》更有独特魅力。
童话影片更依赖电影院如魔术师般的艺术魅力。这就是为何动画片和木偶剧能够成为独特的一个类别。电影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视觉世界，它是现实的艺术的诗意体现。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女导演洛特·雷妮格（Lotte Reiniger）的电影剪影作品中，我们仿佛能在烛光下瞥见童话描绘给我们的梦幻国度。而美国木偶大师Jim Henson的辉煌之作《讲故事的人》（1987-89）则体现了现实和想象的交错。Henson借助配音演员约翰·赫特（John Hurt）之口，赋予毛茸茸的木偶以古怪有趣的声音。让观众在同一时空里，感受神秘古老的氛围。
然而动画片里也有现实的影子：《美女与野兽》以喋喋不休的争执开场；这些影片虽然发生在虚幻国度里，但是也总会与现实问题相联系：丧子之痛、抛弃之苦以及对爱的渴求。它们向我们许下这样一个魔咒：唯有历经艰难险阻，方能发现人生的真谛。这些道理不免显得俗套。影片的教育警示作用也可能使它失去一部分年轻而热爱自由的观众，它们的社会说教作用也可能是致命的。对于某些人来说，《美女与野兽》就像一本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教科书：人们抱怨美女不过只是莉迪亚·赫斯特，而《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不过是宣传年轻女孩更适合做家务。这些怨声激起了不少童话故事的修正主义者的抗声，他们谴责故事中的女主角，模糊了善与恶的界限。
迪士尼出品的电影除了《长发公主》和《冰雪奇缘》外，并没有过多惊世之作。他们的创意，亦是他们的致命错误——把真实人物拒之门外，撮合想象力却没有塑造圆形人物。而最好故事往往只用最简单的人物，情节发展自然深入。撇开《小红帽》（2011）和《汉斯和格莱泰(女巫猎人)》（2013），由著名影星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沉睡魔咒》则是一个例子。也许是由于借助朱莉良好的公众形象，制片方希望替改变观众脑海中的“坏母亲”印象。这一出发点很新颖，但是这部现实电影竟然没有童话的丝毫嘲讽元素，反倒令人有些尴尬了。引用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话，则是“一群仙女里的冒牌货”。相比，电影《白雪公主与猎人》就优良许多，鲍勃·霍斯金斯（Bob Hoskins）、伊恩·麦柯肖恩（Ian McShane）和雷·温斯顿（Ray Winstone）生动地扮演伦敦的矮人，奥斯卡影后查理兹·塞隆（Charlize Theron）把恶毒的王后演得恰到好处。
继此之后，反观肯尼斯·布拉纳夫新版的《灰姑娘》，就轻松许多了。它继承了先前的传统，由简入深。由澳大利亚演员凯特·布兰切特（Cate Blanchett）扮演的继母依旧是反面角色，但影片却告诉了我们继母如何变得邪恶。布兰切特凭借着精湛的演技，爽朗的笑声，向我们证明了电影的质量。导演布拉纳夫一直坚信，金子总是会发光的。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闪光之处，也曾经有演员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想把片子演得具有说服力很难，要完美阐述影片的道德内涵更非易事。“要有勇气做得更好”并不是陈词滥调，而需要坚定的宣言。
表面上，童话故事总是充满魅力，在童话里也不必斟酌历史。但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童话不过人们为了逃避现实而筑建的王国。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童话作品，很多都是在共产主义的东欧创作完成的。这些电影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创作都是在虚拟历史背景完成的。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很难抗拒它们的神奇吸引力。捷克的《灰姑娘的三个坚果》(Tři oříšky pro Popelku)（1973）传递的恰巧是美国电影无法表达的女英雄形象，它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奇妙的冰雪世界，却又是那么真实真切。
于我，《歌声欢畅的树》则一直萦绕在童年的记忆之中，对于其他70年代的孩子来说亦是如此。它向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令人陶醉的世界：在格林的中欧舞台剧视角中，幕布的远处描绘着宏伟壮丽的宫殿，纸质绿叶垂挂在枝头，王子身着西装款款而来……信誓旦旦，许下诺言：君若得欢声树，则吾许真心；若不得所爱，委身为林熊；君可留欢声树，不得第一宝。故事告诉我们，善心总胜桀骜，温柔远超残忍。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道理，而影片本身远远不止这些。台词之外，是那些永远印刻在你脑海里的画面——那些被魔化的小矮人们。故事向我们传达的，是一种救赎，一种通过内心的改变、经历苦难的救赎。
童话故事总是既熟悉又陌生。它总是给幼年施以魔术，正如它曾给我们的童年留下的渴望与恐惧。童话所表现的道德观也许有些过时，其表现形式也未必新鲜，但它们总有新的方式展现魔力。正是一个个童话故事，把一代代人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祖父母们和孩子们都曾着迷于同一个童话传说。它们所呈现的梦幻王国——不论曾经与往后——它留给我们的远不止是秘境传说、珍宝奇物。英国大文豪托尔金曾写道：日月星辰，落叶流水，芸芸众生，与世同在，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