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川，陰山下。從上海虹橋機場出發，不到3小時就能到達内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再向北驅車100公裡即可抵達隸屬烏蘭察布市的四子王旗。61年前，來自上海的孩子們，乘坐綠皮火車，經曆了漫長的旅途，才來到這裡。
旗，是自治區縣一級的行政機關。隻有21萬人口的四子王旗，得名于成吉思汗胞弟後代的四個王爺。四子王旗的羊雜湯堪稱一絕，而這裡更知名的，是草原額吉都貴瑪。
四子王旗烏蘭花鎮街景。 司占偉 攝
20世紀60年代初，江南地區大饑荒，上海、江蘇、安徽等地的孤兒院裡湧入大量幼兒。在政府的安排下，這些孩子被送往物資相對豐富的北方。從1960年初至1963年，内蒙古自治區多地先後接納了3000餘名孤兒。
孩子們從上海啟程的時候，剛剛被聘為四子王旗保育院保育員的都貴瑪，也從腦木更蘇木跨上馬背出發了。一路輾轉，孩子們抵達的時候，她已在烏蘭花鎮上等候。那時她才19歲，對即将開啟的新工作充滿期待。
照顧28個嬰幼兒的重任，讓這個尚未成家的姑娘有些手忙腳亂。而對于那些南方來的孩子來說，從此以後，命運将在草原上重新開機。饑餓、疾病與貧寒将成為久遠的記憶。半生過去，傷痛抹平，關于幼年的坎坷，這些兒孫滿堂的老人，已能平靜笑談。
孫保衛是“三千孤兒入内蒙”的三千分之一，他笃信自己是幸運的人。“孤兒”的稱呼早已不再貼切，命運中被褫奪的父母之愛，很快，在1800公裡之外，被一些力量重新賦予。“國家的孩子”長大後回望幼年，才發現自己身上滿是時代的痕迹與奇迹。
在央視錄節目的時候，“國家的孩子”紮拉嘎木吉告訴主持人，“我有4個母親：親生母親、都貴瑪額吉和兩任養母。”
孫保衛糾正他，“不對，是5個。”“怎麼是5個？”紮拉嘎木吉急了。“黨不是我們的母親嗎？”孫保衛問。
“人民楷模”都貴瑪。 司占偉 攝
人民楷模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都貴瑪被授予“人民楷模”國家榮譽稱号。
去北京之前，都貴瑪準備了那套她最常穿的蒙古袍。紫色衣服配橙色頭巾和腰帶，在大多數公開場合，她總是穿這身。旗裡打算給她做幾套新的，她拒絕了。衣服好好的，幹幹淨淨，做什麼要新的。
9月29日，北京人民大會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号頒授儀式即将舉行。10點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與國家勳章、國家榮譽稱号獲得者們一同步入會場，依次落座。都貴瑪掏出手帕，擦了好幾次汗。
寶德（左一）、都貴瑪女兒查幹朝魯（左二）、四子王旗民委幹部圖格拉格（右一）陪同都貴瑪（右二）在北京領獎。（受訪者供圖）
領獎後，都貴瑪看着“人民楷模”獎章，小心翼翼地觸碰。（受訪者供圖）
領獎的前一夜，都貴瑪有些激動。在酒店房間裡，伸手摩挲着即将穿上領獎台的蒙古袍，眼神裡滿是期待。她快80歲了，陪同一起去領獎的四子王旗民族委員會幹部圖格拉格，擔心老人因為情緒激動而血壓上升，叮囑她早些休息。
“明天咱們什麼都不帶，您就換好蒙古袍就行了。”圖格拉格安撫老人。
“那黨員徽章可以戴嗎？”都貴瑪問。1974年，都貴瑪送出入黨申請，成為共産黨員。
人民大會堂裡掌聲雷動，都貴瑪從左側緩緩上台。習近平給都貴瑪頒獎，叮囑她保重身體。轉身合影的時候，發現老人行動不便，習近平攙扶了一把。圖格拉格看到，都貴瑪領完獎走下台時步伐輕盈。
“這是我一輩子難忘的時刻。”都貴瑪說。
頒獎次日，都貴瑪和其他國家榮譽稱号獲得者一起，來到天安門觀摩國慶閱兵儀式。老人一人前往，回來的時候，圖格拉格發現她左手攥着什麼。拿出來一看，是小餅幹的包裝袋。因為長時間攥着，塑膠包裝紙已經被汗水浸泡得變了形。
她在車上吃了小點心，下車沒有找到扔包裝紙的地方，怕給别人添麻煩，就塞在了自己手裡。圖格拉格看着都貴瑪額吉那雙手，鼻子發酸。
在四子王旗，大家都稱呼都貴瑪為“額吉”，蒙古語額吉是母親的意思。在牧區操勞一生的額吉，現在從牧區搬到了旗裡，政府安排她住進了樓房。
在家的時候，她喜歡坐在飯廳的餐椅上。正對座椅的牆上，挂着一張四世同堂的全家福，擡頭就能看見。都貴瑪也常常在手機上看新聞關注國家大事，或者和寶德等她撫養過的孤兒微信聊天。
寶德在紅格爾蘇木的草原上生活了60年，家裡養着三五百隻羊。2021年3月15日，受蒙古國沙塵暴影響，我國内蒙古自治區也經曆了十年不遇的惡劣天氣。都貴瑪惦記着牧區的孩子們，在微信上問寶德，家裡有沒有受影響。
寶德家的羊群。司占偉 攝
寶德家的牛群。 司占偉 攝
成為母親
與遠在1800公裡之外的上海相比，杜爾伯特草原安靜寬闊，四野茫茫。從烏蘭花鎮到紅格爾蘇木的路上，偶有牛羊群穿過馬路，汽車停下等待。大羊走至一半，扭過頭，看着走在身後的羊羔。陽光穿越頭頂的樹葉，落在潔白柔軟的羊背上。
從四子王旗烏蘭花鎮驅車1小時，在草原深處，能找到寶德的家。寶德60年前從上海來到草原。在這裡，她遇見了都貴瑪。
“當時我年紀小，聽說自己要去旗裡照看孩子，能從牧區出來工作，覺得很新鮮。”都貴瑪回憶道。1960年，在四子王旗保育院裡，她見到了寶德、孫保衛和其餘26個孩子。
“孩子是醫院派了大夫接回來的，我們四子王旗接了28個。”都貴瑪記得初見孩子們的模樣。他們都太瘦小了，像小羊羔一樣。最大的不過5歲，有兩個最小的尚未滿月。舟車勞頓，孩子們哭成一片。
保育院的土房裡，都貴瑪和另一位姑娘負責28個孩子的生活。做飯、洗衣、煮牛奶、教蒙古語、和孩子們一起玩、哄孩子們入睡……每天忙得四腳朝天、焦頭爛額。
“一開始覺得很有勁頭，後來發覺，照顧孩子是白天黑夜都要看着，哪兒也去不了。”都貴瑪緩緩地說。她也有過厭煩的時候，但想起孩子們的身世，總能咬着牙堅持下來。和28個孤兒相似，都貴瑪幼時雙親去世，她在外婆與姨媽的照顧下長大。
幾個月後，孩子們的身體調理好，領養工作轉至牧區。都貴瑪一人，在腦木更蘇木的蒙古包裡，和孩子們一同等待來接他們回家的第二任父母。
在草原上，19歲的都貴瑪，成了28個孩子的額吉。
她把自己的床鋪安置在蒙古包的中央，孩子們的床鋪則圍成一圈，這樣夜裡起身照看的時候，離每個孩子都盡量近一些。在成為保育員之前，都貴瑪在四子王旗接受了幾天的教育訓練，保育員職責要求細緻，不能打罵孩子、不能讓孩子尿在被子裡……
孩子們陸續冒出新牙、學會走路、喊第一聲“額吉”。他們長大了，日子也溜走了。相處500多個日夜後，分别的時刻到來。每隔幾天，就會有養父母帶着新縫的蒙古袍來接孩子。離愁像草原上的雲，輕輕柔柔壓在都貴瑪的心上。
她期待每一個孩子都平安健康，和養父母們離開，開始新的人生。離别之際，又難免感傷。她不放心孩子們在養父母家的生活，有時候騎着馬去偷偷地看，遠遠地望。紮拉嘎木吉的第一任養父母，不太會照顧孩子，都貴瑪發現後把他接回了自己家，直至找到能夠勝任父母職責的第二任養父母。
都貴瑪照顧了近一年後，寶德被紅格爾蘇木的養父母接走。他們隻有寶德一個女兒，視若珍寶。寶德不喜歡放羊，但她熱愛草原。成為牧民的女兒後，她重獲了父母之愛。
寶德的全家福。（受訪者供圖）
“國家的孩子”
寶德總是笑。從大衣櫃裡找出珍藏的邀請函和登機牌，說起陪同都貴瑪額吉去北京領獎的經曆，她在笑；穿上寶藍色的蒙古族特色風衣，對着鏡子照，她在笑；指着30年前和養父母在家門口的合影，她在笑；望向窗外，日光和煦，丈夫和兒子正在照顧羊群，她在笑。
八九歲的時候，寶德聽說了自己的身世。下鄉的知識青年說她是“上海娃娃”。寶德不信，跑回家向爸媽求證。父母如實告知，她仍是不信。雖然條件艱苦，但養父母對寶德向來疼愛有加，從不讓她幹重活。
為了照顧養父母，中學畢業的寶德選擇放棄繼續考學，她不願離開草原。20歲的時候，寶德嫁給了大她4歲的達瓦。為了不離開寶德的養父母，達瓦做了上門女婿。結婚那天，達瓦趕着牛羊，騎着駿馬，來到紅格爾蘇木。在草原上，他們育有一兒二女，牧羊為生，現在已經到了含饴弄孫的年紀。
牧區剛剛結束最忙碌的時節，年初的這兩個月是羊羔出生的高峰時間。以前沒有溫室大棚的時候，寶德和達瓦會輪流值班，一個人看守上半夜，一個人負責下半夜。一旦有母羊生産，需要有人照看，保證小羊羔能夠溫暖地存活下來。
“國家的孩子”寶德。 司占偉 攝
在草原上，迎接新生命到來是尤為艱辛的事，都貴瑪深有體會。1974年，她參加了四子王旗醫院的教育訓練，成為一名助産士。30年前，“國家的孩子”紮拉嘎木吉的妻子即将臨盆。都貴瑪剛好路過，機緣巧合，接生了紮拉嘎木吉的三女兒。命運蜿蜒纏繞，守護的人總會在身旁。
2006年，烏蘭夫誕辰100周年之際，政府組織了“國家的孩子”參加紀念活動。他們重又相聚。相同的經曆，讓他們擁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家庭。線上線下，幾乎每天都有交流。因為養父母都是蒙古族，寶德會說蒙古語，還會唱許多蒙古語歌曲。在“國家的孩子”微信群裡，總能聽見寶德的歌聲。
“國家的孩子”彼此相認，還曾相約去看望都貴瑪額吉。2007年，額吉還住在牧區。孩子們去的時候，她早已煮好奶茶，做好手把肉等着兒女回家。這是他們久别後的第一次重逢。都貴瑪看着孩子們過來，激動得雙手顫抖。她拉着孩子進屋坐下，吃飯的時候，要親手把肉割好，喂給孩子們。
孫保衛總是難忘額吉的那雙手。因為住在鎮上的緣故，這些年，他常有機會去看望都貴瑪，每次去，額吉總是一把攥住他的手，絮絮叨叨說上許多家常。
孫保衛看望都貴瑪額吉。（受訪者供圖）
烏蘭夫誕辰100周年活動，寶德和孫保衛都參加了。（受訪者供圖）
幸運兒
孫保衛個頭超過一米八，會說道地的内蒙古方言，看起來是個标準的北方漢子。“别人問我哪兒人，我不用想，内蒙古的。”年過花甲的孫保衛，在四子王旗烏蘭花鎮上經營着一家獸藥店。
孫保衛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幸運兒。養父是榮民，在司法系統工作，他自幼生活在優渥的家庭環境中。“小時候，我兜裡永遠有糖。戴紅領巾，布的是一毛八一條，綢的是三毛五一條，我從來沒戴過布的。”回憶起童年生活，孫保衛至今覺得幸福。他不願意稱呼“養父母”，這些年接受采訪為了作區分才這麼說。
孫保衛是在兒時玩伴的口中得知自己身世的。“小孩鬧别扭打架，人家就說我是抱來的。”他跑回家告訴大人，媽媽要拉着他去找人家理論。孫保衛不敢跟她再提這件事，“再有人說我，我就打架，打得過就打，打不過拉倒。”
身份證上寫着1960年11月14日。孫保衛是四子王旗28個“國家的孩子”裡年紀相對小的，但事實上，他們都無法确認自己的出生日期。沒有人不好奇自己的來處，這與後來的生活狀況無關。
名字是身份的關鍵資訊。和其他“國家的孩子”聯系上之後，孫保衛知道有人去查過資料。僅存的檔案顯示，福利院裡的孩子們統一姓黨，後面跟着一串數字。有些孩子一輩子沿用了黨姓，也有姓國家的國。
“國家的孩子”孫保衛。司占偉 攝
孫保衛的全家福。（受訪者供圖）
1979年，孫保衛第一次去上海出差。城市龐大而陌生，孫保衛結束手頭工作，打聽到福利院的位址，獨自前往。他沒有打算進去，也不準備尋找查證什麼，他隻是在門口站了許久。
他仍覺得自己擁有幸運的一生。
“如果沒有來内蒙古，我大概是個上海人，但是饑荒災害，我能不能活就不知道了。”孫保衛說。來到内蒙古，遇見都貴瑪額吉，遇見養父母，在孫保衛看來，是個奇迹。“這是咱們國家制度的優越性。我現在年紀大了，有時候就想跟抹黑咱們的外國媒體對質，我自己就是證明，我現在活得好好的，是我們國家人權最好的證明。”獸藥店櫃台後，孫保衛拍着胸脯說，有些激動。
寶德也覺得自己幸運。“我最大的幸運就是遇見這麼好的父母和達瓦。”她覺得日子甜蜜，幼年時代的颠沛流離，早已被太多人的愛抹平。
她剛參加完呼和浩特的聚會回到草原。每次聚會，寶德都要騎摩托穿過草原到相鄰的村莊，搭車去鎮上，再輾轉至呼和浩特。路途并不輕松，但寶德并不覺得麻煩。
“老鄉聚會！”她滿臉笑意，展示着手機裡的照片，“我們都是内蒙古老鄉。”寶德說。
寶德說的老鄉，是錫林郭勒和烏蘭察布的“國家的孩子”。每隔幾個月，他們就會帶着兒孫相聚。飯桌上，有人唱起蒙古族的長調，悠揚舒緩。全桌人開始輕聲相和，音韻綿長。
“這是歌頌母親的歌。”寶德說。
欄目主編：宰飛 文字編輯：宰飛
來源：作者：李楚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