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在每個人的印象裡，都或多或少有一些怕的經曆，怕父母，怕老師，怕上司，怕夫妻。還有的人有着千奇百怪的怕，比如怕走夜路，怕某種特定動物，怕吃某種東西，怕聽某種聲音，等等。總之，一個“怕”字，估計能夠在很多人心中引起強烈共鳴。不過，雖然總有這樣那樣的怕，但随着年齡和見識增長，用長大了的眼睛看來，有的卻難免覺得幼稚和可笑。
有研究表明，所謂怕，其實是人面對困難和危險時，産生的一種或躲避或逃避的自我防範、自我保護心理。一般來說，怕有兩種，一種是緣于未知，對眼前的事情或者想象中的事物不熟悉、不了解，放大其威脅，突出其危害，因之退避三舍、彷徨無措；另一種是緣于敬畏，擔心處理不好會帶來不利後果，辜負大家的信任，因之小心翼翼、緊張不已。這兩種怕，前者多為精神上的、想象中的，意念中的怪力亂神、感覺中的艱難險阻，都屬于此類。後者則更多是物質上的、具體存在的，比如某某人，某某龐然大物，或者雖不是具體存在着，但也是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比如敬畏曆史、敬畏人民、敬畏自然，等等。
共産黨人來自人民、根植人民，并不是生活在真空裡，為人處事當然會有所怕，也應有所怕。但作為用馬克思主義先進理論武裝起來、根本宗旨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先進分子，共産黨人的怕應該是敬畏，是尊重，是關心，而非别的什麼。毛澤東同志曾說，我這個人聽不得窮苦老百姓的哭聲，看到他們流淚，我也忍不住要掉淚，指的是這種怕；鄧小平同志說過，共産黨員“一怕黨，二怕群衆，三怕民主黨派，總是好一些”，指的也是這種怕。今天，黨中央要求全黨同志堅持人民至上、敬畏曆史、敬畏人民、敬畏自然，要求黨員幹部要有主動接受監督的胸懷和自覺等，實際上都是這種怕的延續。
但現實中，有的黨員幹部怕的卻不是這些，不該怕的怕之，該怕的卻不怕，結果在困難和問題面前風聲鶴唳、畏首畏尾，或者“躲進小樓成一統”，不知何去何從，或者牢騷滿腹、指桑罵槐，或者幹脆繳械投降，做了困難和問題的“幫兇”。反而對人民和權力無所敬畏，自認為“老子天下第一”，自私自利、為所欲為，把本應為人民謀利益的權力用來謀一己之私，結果走上不歸路，空留無窮悔恨，令人唏噓慨歎。
今年以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以及其他因素的沖擊，世界形勢發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變化，突發的、預謀的、情緒化的、對抗性的事件大量增多。面對各種無端“甩鍋”、指責、诋毀甚至攻擊，面對别有用心制造的各種挑釁、事端、麻煩甚至迫害，加之疫情影響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一些暫時困難，少數黨員幹部懼怕不已、驚慌失措。熟視無睹、甯做“鴕鳥”者有之，飽食終日、無所事事者有之，不負責任、謾罵指責者有之，甚至遙相呼應、造謠滋事者也有之。凡此種種，首先是大可不必、實不足取，涉及違紀違法的，更是必須受到嚴肅處理。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同志在武昌東湖客舍會見杜波伊斯夫婦和斯特朗女士時，也曾論及“怕與不怕”。面對杜波伊斯關于“為什麼中國人不那麼害怕戰争”的疑惑，毛澤東同志回答，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争，你害怕有什麼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戰争反正到來，你越是害怕，戰争也許還會來的更早一些。把問題這樣想透了，就不害怕了。言下之意，面對困難和威脅，怕是沒有用的，反倒是不怕，問題還不一定會找上門來。可見，面對困難、威脅和挑戰，我們共産黨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而且，不怕不僅是一種精神，還可以上升為我們應對挑戰的一種方法論。
對生我育我的人民，對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我們應該敬畏、應該怕；對困難和挑戰，尤其是外界強加的困難和挑戰，不應該妥協、不應該懼怕，要敢于鬥争、善于鬥争，而且必須取得鬥争勝利，這才是共産黨人應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