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來自歐洲的傳教士帶來了不一樣的地圖制圖。《十七世紀歐洲與晚明地圖交流》一書介紹指出，歐洲曆史上産生過一個完備的地圖制作鍊：
“由科學家、地圖制作商=地圖繪手和藝術家、出版商、地圖收藏者、鑒賞家、耶稣會傳教士、地圖贊助人和社會對地圖的廣泛需求構成”。
明末傳教士繪制的中華地圖
歐洲人繪制的地圖在托勒密時代就加入了地球是球體的科學概念，促使地圖精密化的動力是科學，采取比例尺和抽象的地理符号。特别是到了殖民擴張驅動的大航海時代，人們已經能夠繪制出接近當代測繪技術反映出的地圖。
坤輿萬國全圖
中國曆史上，也有着自己的地圖（輿圖）傳統。但中國輿圖更接近于藝術品，與山水畫結合在一起，地圖圖像自漢代至明代的表現形式都相當穩定。内含地平概念的中國古代地圖并不以坐标來反映圖和點，而完全是由距離和方向決定的。明代前期，中國曾是一個海權國家，不僅廣泛開展陸地測繪，還繪制了大量的海圖，這也是鄭和下西洋得以成行的基礎。郭亮指出，古代中國的測繪技術（盡管不受重視）并不比歐洲落後，卻因為知識傳播不暢阻礙了科學系統的建立與體系化，也無法形成歐洲那樣的地圖制作鍊。測繪地理、繪制地圖，除了政府主導，就是極個别的實學愛好者在為之。
晚明時期，傳教士向當時著名的實學愛好者、廣東肇慶知府王泮呈獻了世界地圖。王泮驚愕的獲悉南北回歸線、子午線、赤道等地理概念，了解到世界上不同國家和民族的存在，他出錢多制了幾幅地圖贈給友人。王泮等一些晚明官僚之是以馬上接納了歐洲的地圖，是在于這些地圖附着的幾何學等科學，以及不同的投影法，更為容易得到驗證。明末最為著名的傳教士利瑪窦将收錄了概論、托勒密宇宙體系解說、世界地圖等内容的《萬國圖志》，還呈給了明朝的建安王。
但就在當時，歐洲大陸正在興起另一輪科學革命，以佛羅倫薩的西芒托學院、倫敦的英國皇家學會和巴黎的法國科學院為代表的科學社團，推動主要科學領域快速發展，創新了研究和實驗方法，成果相當驚人。這也意味着耶稣會傳教士向中國明王朝傳遞的科學，其實已經已經是歐洲正在淘汰的版本，但就是這樣，雙方的科學交流也将遇到當時無法逾越的障礙。
耶稣會傳教士為了進入中國，擴大其影響，已經作出了極其明顯的政策調整，一個典型例子是，利瑪窦将中國在世界地圖上的位置調整到了中央，還刻意縮小了世界各大陸的比例，讓歐洲與中國看起來更為遙遠（讓明朝官員降低對歐洲國家的戒備心理）。傳教士甚至全盤适應中國的語言、穿着、食物、飲食方式。通過地圖這個十分有效的媒介，他們與晚明上層社會保持着十分密切和持久的關系，也如願的帶動了一批明朝官僚學習歐洲科學。問題是，除了極個别人，有機會接觸歐洲制圖彙出的世界地圖、中國地圖及其他歐洲科技産品的晚明官僚，都将這一切當成了消遣。中國輿圖傳統仍然延續着，到了清代仍是各類政治和軍事地圖的主要制圖方式。
《十七世紀歐洲與晚明地圖交流》書中第四章、第五章就深入分析了晚明官僚和文人，在遇到歐洲地圖為代表的西方科學的困惑。這種困惑主要來源于文化沖突。中國輿圖和繪畫的關系十分密切，而山水畫在中國曆史上一直是文人寵愛的品種，反映出中國文人的旨趣和價值取向，展現着曆代文人對于自然的把握和體驗。而歐洲地圖也同樣集合了歐洲的科學、藝術意識，因為存在完備的地圖制作鍊，而能夠同時彙集各方面的理念和工具成果。因而當文人發現與傳教士們在“形而上學”方面的不相容性後，将包括歐洲地圖科學在内的西洋品統統視為歪理邪說。就這樣，耶稣會傳教士在中國變得越來越無足輕重，而當時的中國是以失去了更早主動融入全球化的機會。
所評圖書：
書名：《十七世紀歐洲與晚明地圖交流》
作者：郭亮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