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戰線上的除奸英雄 ：譚忠餘
2018年12月21日，寶山區顧村鎮黨委和政府在盛宅村籃球場邊的綠地内，樹立起革命烈士譚忠餘紀念碑，成為黨性教育的現場教學點。中共中央特科除奸英雄、革命烈士譚忠餘早在1936年就犧牲于陝北的定邊縣。2013年10月1日，定邊縣人民政府在定邊革命烈士陵園專門為其建造了一座墓碑，并題寫“中共中央軍委特科三科科長譚忠餘烈士”一文，介紹譚忠餘的革命事迹。
周蕙年（右二）與女兒、外孫與譚忠餘妹妹等親屬合影
譚忠餘，又名譚洪江，亦作譚鐘餘、譚宗餘，學名譚維嶽，化名周平、陳平信等，1906年出生于顧村鎮盛宅村譚家宅，兄弟姐妹共6人，排行第三。忠餘從小習武，會拉二胡，5歲開始在家鄉私塾讀書，但由于家庭困難被迫辍學，15歲到上海北四川路新成米店當學徒。由于他為人正直、聰明能幹，有一位思想進步、家住浦東的師傅華金根經常給他講革命故事，帶他參加勞工集會，并借一些進步書籍給他看，啟發他的思想覺悟。1923年，他參加紅色工會，經常參加上海米行的罷工等活動。1927年3月，他參加上海第三次勞工武裝起義，在滬中區擔任交通員，并加入中國共産黨。1927年中共中央成立中央軍委直屬的特務工作科，年底中共中央機關重返上海後，特科改由中央特别委員會上司，周恩來直接指揮，下分總務、情報、行動、交通4個科。三科的主要構成是令國民黨特務和叛徒聞之膽寒的“紅隊”，主要任務是保衛黨中央及其上司人的安全，劫持、營救被捕的中共上司人，鎮壓出賣組織的叛徒和對中共構成威脅的奸細、特務等。譚忠餘不久後調到中央特科行動科，成為特科前期主要的青年黨員幹部。作為紅隊的負責人之一，從1927年到1932年，他積極勇敢，參與上司紅隊鎮壓叛徒、營救被捕同志以及為黨籌集經費等工作，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轟動一時被稱為“東方第一大暗殺”的擊斃出賣南川彭湃等人的叛徒白鑫的行動。
1929年7月，身為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的白鑫，秘密向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自首，出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農委書記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彭湃，政治局候補委員楊殷等5人。8月30日，彭湃等即遭國民黨槍殺。消息傳來，引起全黨悲憤，周恩來親自草拟了《彭楊顔邢四同志被敵人捕殺經過》《中國共産黨反對國民黨屠殺工農領袖宣言》《以群衆的革命鬥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殺》等文，号召人們“踏着死難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鬥争！”同時明令：“一定要把敵人消滅掉，要把叛徒白鑫幹掉。”特科研究了嚴密的行動計劃，決定由譚忠餘等10名紅隊隊員，在白鑫住宿的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和合坊四弄43号範公館附近，用手槍射殺白鑫，然後迅速撤離。11月11日午後，譚忠餘等潛入白鑫住所周圍的弄堂，分别裝扮成小販、修補匠、送衣人或過路者。入夜10點，兩輛車開到範公館門前，保镖和傭人搬運作李忙活了好一陣，可白鑫仍未露面。約摸一小時後，有六七個人從公館後門走出，白鑫也在其中，紅隊隊員迅速撲過去向白鑫射擊。由于夾裹在人群之中，白鑫沒有被第一排子彈擊中。他意識到大難臨頭，一面拔槍還擊，一面奪路而逃。三名紅隊隊員對狂奔的白鑫緊追不舍，終于在他跑出20多個門院時，将他擊倒，其中譚忠餘打出一顆緻命的子彈，将其擊斃。白鑫在衆多保镖護衛之下，仍然未能逃脫特科的追殺，使整個上海震驚。數十家報紙，争相報道白鑫被擊斃一事。有的報紙還用紅色标題大加渲染，稱之為“東方第一大暗殺”。11月13日出版的《時報》發表了《前晚霞飛路暗殺真相》一文，其中寫道：“白鑫則在七十一号門口，側身蜷卧，背傍門旁……其創在後腦，子彈出處白腦赤血殷然而流。”
1930年8月，特科三科科長蔡飛被捕叛變，譚忠餘繼任為三科科長。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以後，黨中央派陳雲和康生上司特科工作，康生兼任三科科長，譚忠餘任副科長，繼續上司“紅隊”。在此期間，譚忠餘與從河南信陽到上海從事革命工作的特科成員周惠年結為夫婦。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周恩來獲悉向忠發被捕，馬上布置營救，可不久又有向已叛變的消息傳來。周恩來對此将信将疑。向忠發當時跟周恩來同住，有房門鑰匙，如若叛變，必會帶特務前來搜捕。為了查證向忠發是否真的叛變，周恩來訓示譚忠餘帶人監視自己原來的寓所。譚忠餘帶領一名紅隊隊員，在小沙渡路擺了個馄饨攤。半夜時分，他們看到一隊特務押着一個人，來到周恩來的寓所，并用鑰匙打開後門……很明顯，向忠發叛變的消息是确切的。在核實和确認向忠發叛變的幾天裡，周恩來躲避到了譚忠餘和周惠年的家中。周惠年晚年回憶道：周恩來來後，和譚忠餘同在大床歇息，她則搬出小床睡到另一處。11月，由于特科成員王世德被捕叛變，譚忠餘在上海的處境更加困難，于是黨組織決定派他們夫婦到鄂豫邊蘇區工作。譚忠餘到紅26師任師政委，周惠年則到了蘇區特委婦女工作委員會工作。由于敵強我弱，僅僅幾個月，根據地失守。譚忠餘和周惠年被迫于1932年初回到上海。可譚忠餘在上海還是難于開展活動，中央遂派他到蘇聯學習。周惠年因剛剛分娩，留在特科工作。
譚忠餘烈士故居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在美國作家哈森.索爾茲伯裡所著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記載“自從陳雲于1935年8月抵達莫斯科以來，共産國際加緊恢複同中國的聯系。這個工作并不容易。他們曾經從外蒙古派出一個代表團，裝扮成商隊，攜帶了無線電裝置，試着穿過沙漠進入中國，但在戈壁沙漠以南，被馬家軍騎兵或者流竄的土匪殲滅了。”這個代表團，就是由譚忠餘（化名陳平信）擔任領隊。1936年3月，譚忠餘等6人裝扮成商客，牽着10多頭駱駝，穿過沙漠來到定邊縣學莊鄉的高廟灣、耿莊一帶。由于他們操着南方口音，路途又不熟，被當地反動民團發現。經過兩天戰鬥，譚忠餘在與民團談判時被抓，其他5人犧牲。在6月下旬一個月黑風高之夜，反動民團把譚忠餘與被抓的25名紅軍戰士一起活埋于安邊城内西北角。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定邊縣人民政府于1955年将當年被反動民團殺害的革命英烈遺骨，遷移到定邊革命烈士陵園進行了安葬。
吳淞鐵路勞工領袖：孫津川
孫津川烈士
孫津川，1895年1月22日生，又名方淦，曾用名孫竟川、孫繼生，安徽省壽縣雙橋鎮孫廠村人。孫津川6歲開始讀書，畢業後考取中學。1908年，因家庭生活困難，孫津川全家遷居南京，辍學開始學徒生活，進金陵制造局學手藝，當鉗工。1917年，孫津川到上海日晖興發機器廠做工，後因替一工傷勞工打抱不平被廠方無理開除，又回到南京金陵制造局工作。1922年，其父因積勞成疾去逝，孫津川帶領全家7人，搬遷到張華浜吳淞機廠對面的趙家宅二号住下。孫津川和弟弟孫晴川進入大中華紗廠做工。1923年春，兩人又進入上海鐵路吳淞機廠（中車集團戚墅堰機車公司前身，1937年抗戰爆發前搬遷至常州戚墅堰），在一号廠冷氣間當鉗工。艱苦生活的磨練，造就了孫津川特有的剛強、正直和見義勇為、敢于鬥争的優秀品格。
1923年下半年，中共上海地委兼區委執行委員、負責上海勞工運動的徐梅坤為在鐵路勞工中開展工作，通過大中華紗廠地下黨員陳念之介紹，與吳淞機廠的孫津川建立了經常聯系。從此孫津川在黨的上司下，開始積極投入勞工運動，走上了革命道路。1924年4月，孫津川會同同濟大學醫科學生何志球聯合創辦吳淞勞工學校(即平民學校)，吸收鐵路工廠、華豐紗廠、大中華紗廠的勞工入學，學習文化知識、傳播革命思想。4月20日，吳淞勞工學校開學，團中央執行委員鄧中夏出席開學典禮，并多次來吳淞聯系勞工，推動勞工運動發展。
1925年5月30日，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發生。5月31日深夜，吳淞機廠100多名勞工，在孫津川上司下，不顧英國廠長毛爾維及工頭們的阻撓和威脅，與吳淞地區永安二廠、華豐紗廠、中國鐵工廠和同濟大學、中國公學、商船學校，水産學校等上千名勞工和學生一起，摸黑徒步向上海市區進發。翌日，他們參加了南京路上規模空前的反帝愛國遊行示威活動。6月初，中共上海地委、全國鐵路總工會和上海總工會中共黃埔特支成員彭幹臣和剛從蘇聯東方大學學習回國的全國鐵總總幹事、上總特派員王警東等三人到吳淞機廠開拓滬甯、滬杭甬兩路鐵路工運工作。他們與孫津川商議決定在吳淞機廠開辦一個勞工義務夜校（簡稱勞工夜校），以學文化為掩護，用合法的組織形式團結、教育勞工群衆。8月21日，孫津川由彭幹臣和王警東介紹，加入中國共産黨。随後，黨組織安排他參與吳淞獨立支部的工作和上司“滬甯滬杭甬”兩路鐵路勞工運動。不久，孫津川又被全國鐵總任命為滬甯鐵路特派員。年底，吳淞機廠建立了第一個中共支部——技術支部，孫津川擔任第一任黨支部書記。
1926年冬，周恩來來到上海，參與上海勞工武裝起義的上司工作。周恩來到滬不久，就來到張華浜趙家宅二号孫津川家裡，受到孫家人的熱情接待。孫津川彙報了吳淞機廠和兩路工運的曆史和現狀，周恩來對鐵路工運、罷工、起義準備工作作了詳細的訓示。兩人第一次相見、交談，都給對方留下良好而深刻的印象，成了莫逆之交，從此周恩來與孫津川一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27年2月17日，北伐軍占領杭州。2月23日，為了奪取上海勞工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上司人陳獨秀、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何松林（即汪壽華）等8人組成特别委員會（簡稱“特委”）作為起義的最高決策和指揮機關，同時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特别軍事委員會（簡稱“特别軍委”），周恩來、趙世炎被任命為上海勞工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正副總指揮。3月中旬，孫津川以滬甯鐵路總工會和罷工委員會的名義，把吳淞機廠和上海鐵路罷工勞工組織起來，成立了一支有600人的鐵路勞工糾察大隊，由孫津川任大隊長，吳淞機廠的周長福、陸林慶、孫晴川擔任中隊長。3月21日，中共特委發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指令。當天中午，這支鐵路勞工糾察隊主力被起義指揮機關安排在鐵路北站和南站的閘北區和南市區參加起義。孫津川親自帶領200多名鐵路勞工糾察隊參加南市起義。鐵路勞工糾察隊英勇善戰、不怕犧牲，在整個起義過程中發揮了突擊隊的重要作用，配合全市勞工取得了起義的勝利。4月7日，吳淞地區各工會聯合會召開工會代表大會，周恩來趕來祝賀，并發表重要講話。大會選出18名委員、6名候補委員，陳鴻、孫津川被選為正副主任(又稱委員長和副委員長)。
1927年11月中旬，孫津川到南京市委工作，1928年3月任南京市委書記。同年7月，由于叛徒出賣，孫津川被捕入獄。陰險的敵人知道孫津川是共産黨的重要人物，妄圖用威逼利誘的手段進行收買。他們對孫津川說：“隻要你說出來，就可以放你，還可以重用你，否則……”孫津川斬釘截鐵地回答：“投了紅旗，決不投白旗”。10月6日天未亮，敵人把孫津川押向刑場。孫津川怒斥敵人：“槍斃我一個，還有十個！槍斃十個！還有一百個！千千萬萬個革命者，你們是殺不完的！”并高呼 “打倒反革命的國民黨政府！”“中國共産黨萬歲！”敵人急忙用毛巾堵住孫津川的嘴，用繩子将孫津川等綁在黃包車上拖往刑場，孫津川壯烈犧牲。10月20日，由上海總工會編輯出版的《上海勞工》第21期，刊登了悼文《悼我們的死者，孫津川同志》：“孫津川同志是中國共産黨員，是我們勞工階級領袖……工友們！孫同志是為主義而奮鬥而死，是為我們無産階級争利益而被殺，我們應該不要忘記他的死事，設法替他報仇。” 1982年，孫津川烈士墓遷入雨花台“知名烈士”墓區。在南車集團戚墅機廠工房區的花溪公園内，在1980年代樹立了孫津川的塑像。
著名抗戰英烈徐克強
2015年8月24日，在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民政部頒布了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戰英烈（英雄群體），其中新四軍第1師1旅兼蘇中軍區第3軍分區泰州獨立團政治委員徐克強名列其中，成為唯一被列為著名抗戰英烈的寶山人。
徐克強（右排右二）在上海國際第一難民收容所與難民們合影
徐克強，乳名開甲，學名世祥，1908年出生于寶山縣殷行鄉南徐家灣（今屬淞南鎮）的一個農民家庭。1927年加入共青團，次年2月任共青團吳淞區委委員。由于叛徒出賣，1933年5月徐克強被捕入獄。暗無天日的鐵窗生活和非人的折磨，嚴重摧殘着徐克強單薄的身體，從此染上了肺結核病。他和難友們一起，在黨組織的上司下，堅持開展獄中鬥争。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徐克強獲釋，經組織考察後加入中國共産黨。同年9月，上海黨組織派徐克強以普通難民的身份，到第一國際難民收容所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先後任支部組織委員、支部書記。他團結難民，宣傳抗日，發展黨員，陸續培養、輸送了數百名骨幹，為壯大革命力量作出了貢獻。
1941年，徐克強先後任中共蘇州縣委組織部長兼肖陸區委書記、蘇州縣委書記和中共蘇、常、太工委組織部長。7月，日僞以4萬兵力發動對蘇（蘇州）、常（常熟）、太（太倉）地區“清鄉”，在蘇常太公路沿線築起籬笆，圍了鐵絲網，氣焰十分嚣張。這時，擔任蘇常太工委組織部長的徐克強，根據東路特委訓示，為暫時避開敵人的鋒芒，積聚革命實力，布置大部分人員撤向包圍圈外的澄（江陰）錫（無錫）虞（常熟西部）地區。在外線集結時，徐克強忽然發現還有一個叫王靖的蘇州縣委女幹部沒有消息，很可能還被包圍在蘆葦蕩裡。抱着決不能讓一個同志落入敵人虎口的決心，徐克強不顧自身生命安危，拔腿就往好不容易撤出來的包圍圈内跑。他一處又一處地仔細搜尋，終于在一處蘆蕩内的小船上找到王靖。隻見王靖滿臉通紅，奄奄一息地躺在船上。原來王靖由于連日高燒，粒米不進，無力從敵人眼皮下撤出，隻好躲在船上聽天由命了。王靖突然見到徐克強淚珠滾滾，百感交集。最終，在徐克強的幫助下，她安全地脫離了險境。
據當時擔任蘇州縣肖陸區區委委員的徐野（後為紀念徐克強，特改名錢野）回憶：1940年夏天，我奉上海黨組織的指令，撤到江南敵後遊擊區蘇州縣肖陸區工作，上級就是當時擔任蘇州縣委組織部長兼肖陸區委書記的徐克強。徐書記雖然人很瘦，臉色蒼白，還常常咳嗽，可常常赤着腳，卷起褲腿，腋下夾一雙布鞋，風風火火地往返在縣、區的通行道上，遇人遇事一杆子到底，不論白天還是夜晚，除了工作還是工作，好象有使不完的勁似的。一次，他在安排工作以後，顯得格外疲勞，要我為他找個安靜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再回縣裡去。我在房東大嫂家的堂屋裡給他放好藤椅，讓他躺下閉目養神。沒有多長時間，隻聽他急促地叫我：“小錢、小錢、快，給我拿隻碗來！”我以為他要喝水，就順手在竈台上拿了隻大碗給他。哪知他對着那隻碗大口大口地吐着鮮血，我頓時被這眼前的情景吓得目瞪口呆，一時不知怎麼辦好，隻是兩眼直直地瞪着他手上那碗裡的血。他見我吓得如此光景，就一個勁地朝我搖手。待他略一緩過氣來後，就輕巧地對我說：“你别慌，已是老毛病了，沒有事，休息休息就會好的。”他根本沒有把自已的病放在心上，隻是沒日沒夜地把心撲在革命工作上。
同年，根據東路特委的訓示，徐克強撤離蘇、常、太地區，轉到了蘇中三分區，年底任中共泰縣（今泰州姜堰區）縣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1941年下半年開始，日僞在蘇南“清鄉”屢屢得手之後，又調集力量氣勢洶洶地向蘇中地區擴充，所到之處民不聊生。徐克強所在的泰縣，處在敵僞包圍之中，是蘇中三分區中鬥争形勢特别惡劣的地區。泰縣縣委、縣政府機關在這裡經常遭到敵人的襲擊，鬥争局面很難打開。1942年5月，徐克強調任縣委書記兼獨立團政委。面對險惡環境，徐克強無所畏懼，組織全縣地方武裝，協同新四軍積極展開反“清鄉”、反“掃蕩”鬥争，對敵人予以狠狠的打擊。他們在泰州西伏擊敵人，進攻泰州東南生祠堂敵僞據點，襲擊姜堰東闆橋，在東官垛突圍，在王家橋攔擊掃蕩日僞，取得一系列戰果，給敵人以重挫。
6月30日，為了打開局面，泰縣縣委、縣政府和獨立團一部由中心區雅周莊向姜（堰）、黃（橋）河西挺進。7月1日，到蔣垛區缪家野宿營。徐克強不顧長途行軍疲勞，連夜找地方幹部和群衆了解情況，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和指導工作，直至深夜。2日拂曉，哨兵突然發現千餘名日僞軍從三個方向包抄而來，情況危急。在敵衆我寡的情況下，徐克強從容決策，主動要求縣長帶隊突圍，自己留下斷後，帶領阻擊人員沿着小河溝邊打邊撤。這時徐又大口吐血，身體十分虛弱，在危急時刻，他将檔案包遞給通訊員小馬，指令他沖出去，不能讓檔案落入敵手。看到通訊員還在猶豫，徐克強突然舉起盒子槍，對準自己的頭部，扣動了扳機，壯烈犧牲。後來，當地幹部和群衆把徐克強遺體秘密埋葬在顧高鄉千佛寺。
解放後，當地黨和政府把烈士忠骨遷葬至泰州烈士陵園，并在原烈士墓地建立紀念碑。1982年，為紀念徐克強烈士，原烈士墓所在地“千佛大隊”改名為“克強大隊”，後改為“克強村”，2012年複名為“千佛村”；1978年又建立了“克強中學”，後改名為“克強實驗學校”。1997年6月，在徐克強烈士家鄉淞南鎮淞南公園内，樹立了徐克強烈士塑像，成為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區黨性教育現場教學點。
編輯：朱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