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上的除奸英雄 ：谭忠余
2018年12月21日，宝山区顾村镇党委和政府在盛宅村篮球场边的绿地内，树立起革命烈士谭忠余纪念碑，成为党性教育的现场教学点。中共中央特科除奸英雄、革命烈士谭忠余早在1936年就牺牲于陕北的定边县。2013年10月1日，定边县人民政府在定边革命烈士陵园专门为其建造了一座墓碑，并题写“中共中央军委特科三科科长谭忠余烈士”一文，介绍谭忠余的革命事迹。
周蕙年（右二）与女儿、外孙与谭忠余妹妹等亲属合影
谭忠余，又名谭洪江，亦作谭钟余、谭宗余，学名谭维岳，化名周平、陈平信等，1906年出生于顾村镇盛宅村谭家宅，兄弟姐妹共6人，排行第三。忠余从小习武，会拉二胡，5岁开始在家乡私塾读书，但由于家庭困难被迫辍学，15岁到上海北四川路新成米店当学徒。由于他为人正直、聪明能干，有一位思想进步、家住浦东的师傅华金根经常给他讲革命故事，带他参加工人集会，并借一些进步书籍给他看，启发他的思想觉悟。1923年，他参加红色工会，经常参加上海米行的罢工等活动。1927年3月，他参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在沪中区担任交通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军委直属的特务工作科，年底中共中央机关重返上海后，特科改由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周恩来直接指挥，下分总务、情报、行动、交通4个科。三科的主要构成是令国民党特务和叛徒闻之胆寒的“红队”，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及其领导人的安全，劫持、营救被捕的中共领导人，镇压出卖组织的叛徒和对中共构成威胁的奸细、特务等。谭忠余不久后调到中央特科行动科，成为特科前期主要的青年党员干部。作为红队的负责人之一，从1927年到1932年，他积极勇敢，参与领导红队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以及为党筹集经费等工作，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轰动一时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暗杀”的击毙出卖南川彭湃等人的叛徒白鑫的行动。
1929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秘密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自首，出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等5人。8月30日，彭湃等即遭国民党枪杀。消息传来，引起全党悲愤，周恩来亲自草拟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等文，号召人们“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同时明令：“一定要把敌人消灭掉，要把叛徒白鑫干掉。”特科研究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决定由谭忠余等10名红队队员，在白鑫住宿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合坊四弄43号范公馆附近，用手枪射杀白鑫，然后迅速撤离。11月11日午后，谭忠余等潜入白鑫住所周围的弄堂，分别装扮成小贩、修补匠、送衣人或过路者。入夜10点，两辆车开到范公馆门前，保镖和佣人搬运行李忙活了好一阵，可白鑫仍未露面。约摸一小时后，有六七个人从公馆后门走出，白鑫也在其中，红队队员迅速扑过去向白鑫射击。由于夹裹在人群之中，白鑫没有被第一排子弹击中。他意识到大难临头，一面拔枪还击，一面夺路而逃。三名红队队员对狂奔的白鑫紧追不舍，终于在他跑出20多个门院时，将他击倒，其中谭忠余打出一颗致命的子弹，将其击毙。白鑫在众多保镖护卫之下，仍然未能逃脱特科的追杀，使整个上海震惊。数十家报纸，争相报道白鑫被击毙一事。有的报纸还用红色标题大加渲染，称之为“东方第一大暗杀”。11月13日出版的《时报》发表了《前晚霞飞路暗杀真相》一文，其中写道：“白鑫则在七十一号门口，侧身蜷卧，背傍门旁……其创在后脑，子弹出处白脑赤血殷然而流。”
1930年8月，特科三科科长蔡飞被捕叛变，谭忠余继任为三科科长。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以后，党中央派陈云和康生领导特科工作，康生兼任三科科长，谭忠余任副科长，继续领导“红队”。在此期间，谭忠余与从河南信阳到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特科成员周惠年结为夫妇。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周恩来获悉向忠发被捕，马上布置营救，可不久又有向已叛变的消息传来。周恩来对此将信将疑。向忠发当时跟周恩来同住，有房门钥匙，如若叛变，必会带特务前来搜捕。为了查证向忠发是否真的叛变，周恩来指示谭忠余带人监视自己原来的寓所。谭忠余带领一名红队队员，在小沙渡路摆了个馄饨摊。半夜时分，他们看到一队特务押着一个人，来到周恩来的寓所，并用钥匙打开后门……很明显，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是确切的。在核实和确认向忠发叛变的几天里，周恩来躲避到了谭忠余和周惠年的家中。周惠年晚年回忆道：周恩来来后，和谭忠余同在大床歇息，她则搬出小床睡到另一处。11月，由于特科成员王世德被捕叛变，谭忠余在上海的处境更加困难，于是党组织决定派他们夫妇到鄂豫边苏区工作。谭忠余到红26师任师政委，周惠年则到了苏区特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工作。由于敌强我弱，仅仅几个月，根据地失守。谭忠余和周惠年被迫于1932年初回到上海。可谭忠余在上海还是难于开展活动，中央遂派他到苏联学习。周惠年因刚刚分娩，留在特科工作。
谭忠余烈士故居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美国作家哈森.索尔兹伯里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记载“自从陈云于1935年8月抵达莫斯科以来，共产国际加紧恢复同中国的联系。这个工作并不容易。他们曾经从外蒙古派出一个代表团，装扮成商队，携带了无线电设备，试着穿过沙漠进入中国，但在戈壁沙漠以南，被马家军骑兵或者流窜的土匪歼灭了。”这个代表团，就是由谭忠余（化名陈平信）担任领队。1936年3月，谭忠余等6人装扮成商客，牵着10多头骆驼，穿过沙漠来到定边县学庄乡的高庙湾、耿庄一带。由于他们操着南方口音，路途又不熟，被当地反动民团发现。经过两天战斗，谭忠余在与民团谈判时被抓，其他5人牺牲。在6月下旬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反动民团把谭忠余与被抓的25名红军战士一起活埋于安边城内西北角。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定边县人民政府于1955年将当年被反动民团杀害的革命英烈遗骨，迁移到定边革命烈士陵园进行了安葬。
吴淞铁路工人领袖：孙津川
孙津川烈士
孙津川，1895年1月22日生，又名方淦，曾用名孙竟川、孙继生，安徽省寿县双桥镇孙厂村人。孙津川6岁开始读书，毕业后考取中学。1908年，因家庭生活困难，孙津川全家迁居南京，辍学开始学徒生活，进金陵制造局学手艺，当钳工。1917年，孙津川到上海日晖兴发机器厂做工，后因替一工伤工人打抱不平被厂方无理开除，又回到南京金陵制造局工作。1922年，其父因积劳成疾去逝，孙津川带领全家7人，搬迁到张华浜吴淞机厂对面的赵家宅二号住下。孙津川和弟弟孙晴川进入大中华纱厂做工。1923年春，两人又进入上海铁路吴淞机厂（中车集团戚墅堰机车公司前身，1937年抗战爆发前搬迁至常州戚墅堰），在一号厂冷气间当钳工。艰苦生活的磨练，造就了孙津川特有的刚强、正直和见义勇为、敢于斗争的优秀品格。
1923年下半年，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执行委员、负责上海劳工运动的徐梅坤为在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通过大中华纱厂地下党员陈念之介绍，与吴淞机厂的孙津川建立了经常联系。从此孙津川在党的领导下，开始积极投入工人运动，走上了革命道路。1924年4月，孙津川会同同济大学医科学生何志球联合创办吴淞工人学校(即平民学校)，吸收铁路工厂、华丰纱厂、大中华纱厂的工人入学，学习文化知识、传播革命思想。4月20日，吴淞工人学校开学，团中央执行委员邓中夏出席开学典礼，并多次来吴淞联系工人，推动工人运动发展。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5月31日深夜，吴淞机厂100多名工人，在孙津川领导下，不顾英国厂长毛尔维及工头们的阻挠和威胁，与吴淞地区永安二厂、华丰纱厂、中国铁工厂和同济大学、中国公学、商船学校，水产学校等上千名工人和学生一起，摸黑徒步向上海市区进发。翌日，他们参加了南京路上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游行示威活动。6月初，中共上海地委、全国铁路总工会和上海总工会中共黄埔特支成员彭干臣和刚从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的全国铁总总干事、上总特派员王警东等三人到吴淞机厂开拓沪宁、沪杭甬两路铁路工运工作。他们与孙津川商议决定在吴淞机厂开办一个工人义务夜校（简称工人夜校），以学文化为掩护，用合法的组织形式团结、教育工人群众。8月21日，孙津川由彭干臣和王警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党组织安排他参与吴淞独立支部的工作和领导“沪宁沪杭甬”两路铁路工人运动。不久，孙津川又被全国铁总任命为沪宁铁路特派员。年底，吴淞机厂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技术支部，孙津川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1926年冬，周恩来来到上海，参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周恩来到沪不久，就来到张华浜赵家宅二号孙津川家里，受到孙家人的热情接待。孙津川汇报了吴淞机厂和两路工运的历史和现状，周恩来对铁路工运、罢工、起义准备工作作了详细的指示。两人第一次相见、交谈，都给对方留下良好而深刻的印象，成了莫逆之交，从此周恩来与孙津川一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占领杭州。2月23日，为了夺取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领导人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即汪寿华）等8人组成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和指挥机关，同时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事委员会（简称“特别军委”），周恩来、赵世炎被任命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正副总指挥。3月中旬，孙津川以沪宁铁路总工会和罢工委员会的名义，把吴淞机厂和上海铁路罢工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有600人的铁路工人纠察大队，由孙津川任大队长，吴淞机厂的周长福、陆林庆、孙晴川担任中队长。3月21日，中共特委发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令。当天中午，这支铁路工人纠察队主力被起义指挥机关安排在铁路北站和南站的闸北区和南市区参加起义。孙津川亲自带领200多名铁路工人纠察队参加南市起义。铁路工人纠察队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发挥了突击队的重要作用，配合全市工人取得了起义的胜利。4月7日，吴淞地区各工会联合会召开工会代表大会，周恩来赶来祝贺，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选出18名委员、6名候补委员，陈鸿、孙津川被选为正副主任(又称委员长和副委员长)。
1927年11月中旬，孙津川到南京市委工作，1928年3月任南京市委书记。同年7月，由于叛徒出卖，孙津川被捕入狱。阴险的敌人知道孙津川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妄图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进行收买。他们对孙津川说：“只要你说出来，就可以放你，还可以重用你，否则……”孙津川斩钉截铁地回答：“投了红旗，决不投白旗”。10月6日天未亮，敌人把孙津川押向刑场。孙津川怒斥敌人：“枪毙我一个，还有十个！枪毙十个！还有一百个！千千万万个革命者，你们是杀不完的！”并高呼 “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急忙用毛巾堵住孙津川的嘴，用绳子将孙津川等绑在黄包车上拖往刑场，孙津川壮烈牺牲。10月20日，由上海总工会编辑出版的《上海工人》第21期，刊登了悼文《悼我们的死者，孙津川同志》：“孙津川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员，是我们工人阶级领袖……工友们！孙同志是为主义而奋斗而死，是为我们无产阶级争利益而被杀，我们应该不要忘记他的死事，设法替他报仇。” 1982年，孙津川烈士墓迁入雨花台“知名烈士”墓区。在南车集团戚墅机厂工房区的花溪公园内，在1980年代树立了孙津川的塑像。
著名抗战英烈徐克强
2015年8月24日，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民政部颁布了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战英烈（英雄群体），其中新四军第1师1旅兼苏中军区第3军分区泰州独立团政治委员徐克强名列其中，成为唯一被列为著名抗战英烈的宝山人。
徐克强（右排右二）在上海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与难民们合影
徐克强，乳名开甲，学名世祥，1908年出生于宝山县殷行乡南徐家湾（今属淞南镇）的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加入共青团，次年2月任共青团吴淞区委委员。由于叛徒出卖，1933年5月徐克强被捕入狱。暗无天日的铁窗生活和非人的折磨，严重摧残着徐克强单薄的身体，从此染上了肺结核病。他和难友们一起，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开展狱中斗争。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徐克强获释，经组织考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上海党组织派徐克强以普通难民的身份，到第一国际难民收容所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先后任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他团结难民，宣传抗日，发展党员，陆续培养、输送了数百名骨干，为壮大革命力量作出了贡献。
1941年，徐克强先后任中共苏州县委组织部长兼肖陆区委书记、苏州县委书记和中共苏、常、太工委组织部长。7月，日伪以4万兵力发动对苏（苏州）、常（常熟）、太（太仓）地区“清乡”，在苏常太公路沿线筑起篱笆，围了铁丝网，气焰十分嚣张。这时，担任苏常太工委组织部长的徐克强，根据东路特委指示，为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积聚革命实力，布置大部分人员撤向包围圈外的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西部）地区。在外线集结时，徐克强忽然发现还有一个叫王靖的苏州县委女干部没有消息，很可能还被包围在芦苇荡里。抱着决不能让一个同志落入敌人虎口的决心，徐克强不顾自身生命安危，拔腿就往好不容易撤出来的包围圈内跑。他一处又一处地仔细搜寻，终于在一处芦荡内的小船上找到王靖。只见王靖满脸通红，奄奄一息地躺在船上。原来王靖由于连日高烧，粒米不进，无力从敌人眼皮下撤出，只好躲在船上听天由命了。王靖突然见到徐克强泪珠滚滚，百感交集。最终，在徐克强的帮助下，她安全地脱离了险境。
据当时担任苏州县肖陆区区委委员的徐野（后为纪念徐克强，特改名钱野）回忆：1940年夏天，我奉上海党组织的命令，撤到江南敌后游击区苏州县肖陆区工作，上级就是当时担任苏州县委组织部长兼肖陆区委书记的徐克强。徐书记虽然人很瘦，脸色苍白，还常常咳嗽，可常常赤着脚，卷起裤腿，腋下夹一双布鞋，风风火火地往返在县、区的通行道上，遇人遇事一杆子到底，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好象有使不完的劲似的。一次，他在安排工作以后，显得格外疲劳，要我为他找个安静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县里去。我在房东大嫂家的堂屋里给他放好藤椅，让他躺下闭目养神。没有多长时间，只听他急促地叫我：“小钱、小钱、快，给我拿只碗来！”我以为他要喝水，就顺手在灶台上拿了只大碗给他。哪知他对着那只碗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顿时被这眼前的情景吓得目瞪口呆，一时不知怎么办好，只是两眼直直地瞪着他手上那碗里的血。他见我吓得如此光景，就一个劲地朝我摇手。待他略一缓过气来后，就轻巧地对我说：“你别慌，已是老毛病了，没有事，休息休息就会好的。”他根本没有把自已的病放在心上，只是没日没夜地把心扑在革命工作上。
同年，根据东路特委的指示，徐克强撤离苏、常、太地区，转到了苏中三分区，年底任中共泰县（今泰州姜堰区）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1年下半年开始，日伪在苏南“清乡”屡屡得手之后，又调集力量气势汹汹地向苏中地区扩展，所到之处民不聊生。徐克强所在的泰县，处在敌伪包围之中，是苏中三分区中斗争形势特别恶劣的地区。泰县县委、县政府机关在这里经常遭到敌人的袭击，斗争局面很难打开。1942年5月，徐克强调任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面对险恶环境，徐克强无所畏惧，组织全县地方武装，协同新四军积极展开反“清乡”、反“扫荡”斗争，对敌人予以狠狠的打击。他们在泰州西伏击敌人，进攻泰州东南生祠堂敌伪据点，袭击姜堰东板桥，在东官垛突围，在王家桥拦击扫荡日伪，取得一系列战果，给敌人以重挫。
6月30日，为了打开局面，泰县县委、县政府和独立团一部由中心区雅周庄向姜（堰）、黄（桥）河西挺进。7月1日，到蒋垛区缪家野宿营。徐克强不顾长途行军疲劳，连夜找地方干部和群众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指导工作，直至深夜。2日拂晓，哨兵突然发现千余名日伪军从三个方向包抄而来，情况危急。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徐克强从容决策，主动要求县长带队突围，自己留下断后，带领阻击人员沿着小河沟边打边撤。这时徐又大口吐血，身体十分虚弱，在危急时刻，他将文件包递给通讯员小马，命令他冲出去，不能让文件落入敌手。看到通讯员还在犹豫，徐克强突然举起盒子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壮烈牺牲。后来，当地干部和群众把徐克强遗体秘密埋葬在顾高乡千佛寺。
解放后，当地党和政府把烈士忠骨迁葬至泰州烈士陵园，并在原烈士墓地建立纪念碑。1982年，为纪念徐克强烈士，原烈士墓所在地“千佛大队”改名为“克强大队”，后改为“克强村”，2012年复名为“千佛村”；1978年又建立了“克强中学”，后改名为“克强实验学校”。1997年6月，在徐克强烈士家乡淞南镇淞南公园内，树立了徐克强烈士塑像，成为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区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
编辑：朱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