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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征收工作中遇到的“問題戶”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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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興地塊居民簽約問題清冊”中的100多戶“問題戶”，各家都有各家的實際情況。其中占比例最大的，就是對征收補償政策（包括征收均價、面積計算方法）不滿意。看過了太多“改變命運靠動遷”的例子，不少居民的心理預估價與實際評估價落差巨大，是以産生了有強烈的不滿情緒。
對征收所和居委會來說，解決這些“問題戶”的過程，都是一場又一場的“攻堅戰”，也是整個舊改過程中最為艱難、狀況疊出的環節。它不僅考驗征收所經辦人的話術、技巧、專業素質，同時也是對居委從業人員工作經驗、心理素質、服務态度等的大考驗。
● 23.1 “我們原本是要死在寶興裡的”
12月23日下午，從征收所經辦人處得知自己塊内的于向新家依然堅決拒絕簽字之後，李琳決定上門去探望下。因為與李琳熟悉，于向新一早就告訴過她：“小李，我們關系老好的，我不想為難你，你嘛也不要來逼我，免得傷感情。”
是以一進門，李琳就跟兩老打招呼：“于老你不要趕我，我知道你不要跟我談。我也不是來勸你簽字的，是來跟你們聊聊，免得你們兩個老的心裡面不痛快，再生個病什麼的，就不劃算了。”
于向新夫妻兩人分别是77歲和75歲，住在寶興裡底樓一間據他們自己說有30多平米的房子裡。房間裡有一間前幾年裝好的整體淋浴房、帶馬桶，做飯則需要用門口的瓦斯竈。
于家是非常典型的老年人家庭：牆上有年代古老的招貼畫，同樣年代古老的箱子摞在大立櫃上直達天花闆，桌上的玻璃闆下壓着不同年代的照片。房間裡林林總總的東西非常多，但收拾得還算幹淨。這間房屋估算下來，可以拿到五百多萬征收款。
這時于老夫婦剛剛從醫院配藥回家，面對居委從業人員的上門，他們顯然是不太歡迎的，但出于禮貌，還是請李琳進了門。兩人自稱患有有高血壓和其他老人病，他們最看重的就是寶興裡就醫環境好，友善，非常不願意離開。
于向新向李琳抱怨：“我看到你，覺得壓力老大的。我們剛剛從醫院回來，還要等确診結果。”
李琳：“是以我說你要放寬心，到了這個年紀，身體健康最重要。”
于向新：“我們是不想離開黃浦區的，老年人活命，就得靠醫院。搬走對我們沒好處的。我們現在住這裡，洗浴也有，廚房也有，就兩個老人，足夠了。你給我這幾百萬打包價，我到什麼地方再去買這樣的房子？再有這樣友善？”
聽到于老提起價格，李琳表示，價格是征收所電腦裡根據各家房卡面積計算的，都是有公式的，人工是沒辦法更改的。“我就擔心你，到時候人家都簽了，你還沒簽，最後你還損失了利息。”
于向新：“這就是你們做事的态度嗎？強迫我們老年人搬出自己住了這麼多年的房子，不管我們死活？”
李琳：“你有什麼具體困難，都可以講出來。我們居委會能幫你解決的，一定會幫你解決。我們解決不了的，還有外灘街道，還有區政府呢。不是說讓你簽了字，就什麼都不管了，随便你住到大街上去。你先不要自己把自己愁壞了，這也不是什麼要死要活的事情。政府最終的目的，還是幫你們改善居住條件。”
于向新：“我們兩個老的，能搬到什麼地方去？找房子、買房子，我們哪裡有這個精力的？事情多得來，想想就頭大。我死在路上怎麼辦？我們都是已經到（死亡）門口的人，老年人不太好随便搬來搬去的。”
李琳：“于老，不要觸自家黴頭。我的意思是，你就算下決心不簽字，你也得想想看過了年自己住到哪裡去。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你，這個舊改是大勢所趨，85%的生效比例一過，你就算不簽字，最終也還是得搬走的。”
于向新：“我不是不相信你，我連自己都不敢相信。你記着一點，自己相信自己都滿困難的，很多形勢都會逼迫着你。我們就等着，等到最後。”
李琳說，于氏夫婦并不是不講道理的人家，隻不過他們多年來住在寶興裡，從未自己買過房子，一想到将來要租房、買房，還要跟中介打交道，内心就充滿了恐懼和抗拒。“這個年紀的老人确實是不願意折騰的，這個可以了解。從居委會來說，我們不可能解決他們對征收補償的要求，但可以跟他們談談感情，讓他們不要覺得兩眼一抹黑，日子沒法過下去。接下去，居委會和街道對确實有實際困難的人家，也是會繼續跟進的。”
在周圍一片簽約潮下，“形勢”顯然出乎于向新原本的預料。最終，于家趕在2020年1月5日之前預簽約結束之前簽了字。
不過，當天于向新對李琳說的“等待确診結果”并非虛言。後來的檢查結果顯示他患上白血病。按照“黃浦區金陵地塊特殊對象認定和補貼辦法”，他可以獲得一筆一次性大病補貼。希望在新的居住環境中，老人家可以安心養病。
● 23.2 “就算過了85%，我也要看看有沒有作假”
2019年12月25日晚，上海大雨。兩位征收所經辦人來找李琳，前往她塊内的鐘向家庭拜訪。聽說這是一個“很難講話”的老人，熱心的唐曉亮表示願意跟着去幫忙說說話：“我也去聽聽，也向你們學習學習。”
鐘向67歲，妻子病逝，女兒在澳洲。他獨居在一間11平米的房子裡，房間裡靠牆擺放着一張雙人床，床邊的牆上是鐘向妻子的黑白照片；一張寫字台，一個立櫃，沒有衛生間，家裡收拾得非常整潔。廚房就在門口的過道上，幾戶人家合用。
鐘向坐在床邊，兩個經辦人坐在僅有的兩張椅子上，李琳坐在矮小的方凳上，唐曉亮隻能倚着門框站着。這個原本就很狹窄的房間，一下子被擠得滿滿當當。
鐘向本人看上去非常溫和。他之前就對經辦人表示過，自己對征收均價不認可，但“如果你們過了85%，那我就去簽字”。
鐘向：“你這個均價，跟我的測算差太遠了，我表示不滿意。假如能原拆原還，我馬上就跟你簽約。現在你給我這麼點鈔票，我搬到哪裡去，我連方向都沒有。”
經辦人：“均價是均價，總價是總價，你這房子總共11個平方，總價300多萬呢。你覺得這還不夠啊？”
鐘向：“這個當中我的損失呢？你叫我搬了，我能立刻就買好房子嗎？我還是得借房子，我的這些家具全部沒法用，這點東西全部沒了。你給我的鈔票裡面，要買房子，要租房子，還得重新買家具。這點鈔票，我去哪裡買？我買到安徽農村去嗎？将心比心，你們也是老百姓，隻不過大家立場不同。動遷到你身上，你怎麼想，你境界怎麼樣？”
李琳：“是的，你一直是很配合我們工作的，我們居委會都知道。”
鐘向：“我原則上就是不想動遷。我住在這裡蠻好，我老婆不在了，我身體又不好，家裡就我一個，我就花錢弄個衛生間，洗澡、馬桶問題解決，很簡單的。我在這裡也不找事，你們居委從業人員可以作證，居委會什麼事我從來沒跳出來反對過，我算很配合的了。”
經辦人：“我們也了解，兩千多戶居民不會完全都是同意的聲音，老先生你算是很配合的。”
鐘向：“我是大海裡一滴水，我要随波逐流。我認為這個均價低，我接受不了，而且我不願意動遷。我這個想法是不是正确，我不知道。但這是國家行為，是以我也再次表個态，你隻要過了85%，那說明我的想法錯誤了，我覺悟低了，那我馬上簽字。如果85%達不到，說明我的想法是對的，大家都跟我一樣想法。85%達不到，那麼你們就要反思了，至少這一塊群衆是不滿意的。你到底是為了民生工作，還是你為了自己的面子工程。”
李琳：“兩位經辦人的意思是，如果我們27号當天過了85%，您是不是就可以過來簽字？”
鐘向：“為啥一定要27号當天，不是有一周時間嗎？後面幾天應該都可以吧。”
李琳：“對您來說，這一周内哪天簽字都是一樣的。但是對兩位經辦人來說，他們有資料上的考量。再說利息也是從您簽字當天開始算的，一天也有五百多塊錢呢。”
鐘向：“一句話，你們都是為了利益。你們是為了你的利益。85%到了，項目成立，我簽不簽，又有什麼關系？”
唐曉亮：“一個是錦上添花，一個是雪中送炭，那怎麼會一樣呢？他們是為了老百姓謀利益，同時也是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這兩點是不沖突的。”
鐘向：“到了85%，我也要了解下是真的嗎，是不是做出來的數字。”
經辦人：“你這個就說遠了，都不相信政府了。”
李琳：“我們哪戶人家簽約，哪戶沒簽，征收所大廳裡的觸屏系統都是看得到的，你可以去查。如果你不信，你去問問那些系統裡顯示簽約的人，問問他們是不是真的簽了，這裡的居民總歸不會騙你吧。”
在兩位經辦人、兩位居委從業人員的勸說下，最終，鐘向讓了一步，答應隻要簽約超過85%，他可以随時簽約。
鐘向：“我其實老反感你們要求我幾點鐘一定去的。但是你們話講到現在，我也會去了解的，了解好了之後，我就去簽字的。我這個人蠻簡單的，我說過的話就能做到，我蠻爽氣的。”
鐘向也确實說到做到，在12月27日預簽約首日就簽了字。
● 23.3 “我家閣樓怎麼被打了這麼大的折扣”
除了總體上不認可征收價格，還有不少“問題戶”的問題，是因為對房價估算中面積的“算法”持有異議，認為這種算法對自家不公平。
許先銘塊内的馮兆家庭，提出了兩點異議：因為馮家是獨棟，底層竈間7平米雖然歸一家人獨用，但因沒有寫在房卡上，不能計入居住面積；二層閣樓總共17.4平米，隻能按照三分之二面積認定居住面積，很不劃算。
按照《黃浦區金陵東路地塊居住房屋征收補償方案》中的規定，“2001年11月1日前租用公房憑證中已有記載、用于居住并已計算收取租金的閣樓，高度在1.2米至1.7米（含1.7米）的部分，按照實際居住面積的1/2及上款規定的換算系數計算建築面積；1.7米以上的部分，按照實際居住面積及上款規定的換算系數計算建築面積。”
馮家的閣樓是斜頂，一面牆高2.065米，另一面牆高1.5米。雖然1.5-1.7米這部分斜頂對應的地面面積非常小，但就因為這一點出入，不能全部認定為居住面積。按照補償政策，本來隻能按照二分之一計算居住面積，但因為馮家的情況确實特殊，征收所開會讨論之後，決定按照閣樓的三分之二計算居住面積。
馮兆認為，這兩項的算法，都大大損害了他們的利益。馮兆一再向許先銘和征收所表示：“我們就兩點、八個字要求：認真調查，實事求是。”
按照許先銘的說法，他也不是一味糾纏、不講道理的人。“這些都是老房子的實際問題。比如馮兆家這個竈間，以前就是公共廚房，不能算進任何一家面積的。但馮兆家是獨棟，這個竈間一直是他一家人用的，他可以改成客廳、改成卧室使用，等于是派實際居住用的。現在一下子不能算面積，他就覺得接受不了。還有這個閣樓，我們覺得這個算法确實對他不劃算，但政策就是照顧絕大部分人的利益，我也幫他們找過征收所，都沒用。”
自家也是被征收家庭，許先銘非常了解馮兆的焦灼和失落。他先後四次與馮兆去征收所，從經辦人一路問到經理這一級，有沒有對這種特殊情況的特殊政策，但都未獲得令馮家滿意的答複。
2019年12月23日，馮兆和妻子又來到居委會。“我們沒有過分要求，先弄清楚基本權益。”六十多歲的馮太太面容憔悴，說話時聲音都在發抖。她告訴許先銘：“我們不知道怎麼辦了，我現在跳樓的心都有了。”
12月25日上午9點，許先銘在征收辦再次遇到馮兆。這次馮兆問他：抑郁症二級算不算大病？許先銘表示回去問經辦人，還特别交代：“還是讓你老婆在家裡呆着吧，别出來。如果急出點什麼毛病來，那真是得不償失。”
李琳塊内的于健家庭，也因類似情況而僵持不下。于健家庭認為自家的私搭閣樓是用于居住的，也應該乘以1.54的換算系數計算建築面積。李琳在電話裡為他算這筆賬：“首先，如果是私搭，還要看閣樓高度，在高1.2米-1.7米之間的情況下，補償價格是面積乘以均價的一半，而且你也拿不到無違章搭建的獎勵費。如果你閣樓得到的補償金額超過無違章搭建的獎勵費，那算價格的時候要先扣掉獎勵費。如果閣樓的補償本身都沒有獎勵費高，那我還是建議你拿這筆無違章的獎勵費。這筆賬你要算算好。”
李琳說，征收所打政策牌，而居委從業人員最常用的，就是“感情牌”。“每個政策制定出來，都是有人歡喜有人憂，你一時間接受不了也是正常的。我就跟你說，這個不是經辦人算計你，錢也不是他的錢，都是國家的。我也不是幫他們說話，我們都是按照政策、按照檔案來幹活，我們手裡都沒有權力幫你算進面積。改天你如果過來，我可以讓他們的經理出來給你解釋一下，但我想結果會是一樣的。”
在征收過程中，确實有不少家庭的閣樓都因無法被計入居住面積而獲得補償，有的隻是比1.2米的标準差那麼一兩厘米。比如李琳塊内的汪某某家公搭閣樓高1.18米，薛某某家的公搭閣樓則高1.19米。
徐麗華說，居委會的工作，往往就在這一兩厘米的出入之間：“隻要居民有複核的要求，我們居委從業人員都會跟征收所的從業人員一起上門測量，但量下來确實就是差那麼一點點。從居民的利益來說，确實非常可惜。但政策放在這裡，如果你1.19米算入補償面積了，1.18米算不算？1.18米算了，1.17米的人家再跳起來怎麼辦？最後還是要一刀切。我們也跟居民講，這跟入學年齡卡在8月31日是一個道理，晚一天，就隻能算入下一個學年。”
● 23.4 “到底有統一标準嗎？我家閣樓到底算什麼面積？”
閣樓、竈間、陽台，這些因年代久遠而被居民們不斷私自搭建或挪為他用的區域，往往會成為舊改征收時最有争議的地方。除了計算标準本身，還有一些其他的“曆史遺留問題”也浮出水面。
李琳塊内的董穎家庭，承租人董穎已經去世。房子裡有董穎的兒子董武（兄）、董維（弟）兩家人的戶口，董維是實際居住人。董武是退休公職人員，家庭條件很不錯。舊改之初，董維就向征收所和居委會表示自己家裡“一個人說話”，他一切都是聽哥哥的。“因為他哥哥相對來說有點文化，跟人打交道也更有經驗，他覺得可以想點辦法，多拿點錢。”李琳是這麼推測的。
在征收所上門測量階段，董維家遲遲不肯讓征收所上門。征收所和居委會都推測他家想再搭建閣樓，或者疏通關系、在測量的時候“搞點花頭”。後來征收所天天盯着他家，李琳也明确告訴董維：“你現在搭什麼都沒用，舊改消息出來之後搭的都不會被承認的，你等于給自己找麻煩。”董維這才允許征收所完成測量工作。
測量完成之後，董維拒絕與征收所聯系，讓征收所直接找他哥哥談，他的說法是“不要引起我們家内部沖突”。一方面是董維拒絕收取“告居民書”等征收材料，另一方面董武一直拒接征收所的電話，無奈之下，李琳隻能找了一天晚上，陪同兩位經辦人到董維家送材料。
李琳與塊内居民很熟，平日見面也一直打招呼，這點再次派上了用場。看在李琳面上，董維打開門讓經辦人進屋，也收下了征收材料。但他明确表示自家房子的面積估算是有問題的，他是不認可的。
在董維的房證上，分别注明居住房屋和公搭閣樓兩部分的面積。前些年董維家申請經濟适用房時，公搭閣樓被算入實際居住面積，這樣董家的總居住面積就超過了可申請範圍，沒能申請到。但在征收評估時，公搭閣樓卻無法與房屋面積一樣乘以1.54的系數換算成建築面積。按照董維的說法，“難道國家想怎麼算就怎麼算，到頭來都是我們老百姓吃虧嗎？這不公平！”
李琳勸董維，材料可以先收下來，有異議可以繼續談，兩者并不沖突。于是，董維勉為其難地收下了材料。沒想到隔了一天，董武就帶着弟弟到居委會找到李琳，讓她去征收所“做個見證”，退回征收所的所有材料。在征收所門口，董武跟經辦人推來推去，材料都被甩到了地上。董武一隻手全程拿着手機在拍視訊，證明自己沒有接收材料。
李琳勸董武，這是政府征收項目，他作為退休公職人員，應該懂得其中的利害關系。“我跟他說不要搞事。他拍着胸脯說，我不是為我自己搞，我是為了我弟弟，他們家條件不好。我一分錢都不要，到時候錢全部歸我弟弟。當時很多人都聽見他說這些話的。”
随後董維一直躲着李琳，拒絕溝通。12月27日當天，董家也沒有簽字。直到10天預簽約期滿，眼看大勢不可逆，董家才簽了約。
沒想到簽約之後，董維又來居委會找到李琳，說之前口口聲聲一分錢都不會要的哥哥，這下開口要分錢了。不過董維告訴李琳：“我的心态很好，我也會給他錢，但前提是分給我的錢得讓我買得起房子，我不能以後沒地方住。”
期間董維多次到居委找李琳談心，發牢騷，請李琳作證哥哥曾承諾過“不要征收款，全給弟弟”。董家兄弟的具體協商過程沒有讓居委會參與，但董維在談妥之後打電話告訴李琳：自己拿到了三百多萬的補償款，哥哥分走了比一半略少點的金額。對這個方案，兩家都比較接受。
李琳說，自己在跟董維接觸的過程中，從始至終都表現出了解和同情的态度，這也使得董維兄弟哪怕跟經辦人翻了臉、但對李琳始終客客氣氣的。“坦白說，換了我碰到這種情況，我也會覺得挺窩火的。但申請經濟适用房，跟舊改征收，是兩個不同的評估體系，這個我們居委會沒辦法，經辦人也沒辦法改變。我也跟董維說，别在這個事情上糾結了，拿了錢，買好房子，就去高高興興地過日子。新買的房子，總歸比寶興裡大，總歸居住條件更好。”
● 23.5 “台胞家屬能獲得特别優待嗎”
2019年12月24日下午5點，外灘街道黨工委副書記許金武來到寶興居委，帶來一個消息：寶興裡有一位居民楊申（72歲，獨門獨戶，房子面積13平米多一點）以台胞家屬身份前往市台辦求助，其夫為台胞，她本人持有往來通行證，這種特殊身份能否得到額外照顧。
徐麗華當即給楊申打了電話，告知她自己會在第二天跟征收所開會的時候詢問相關的征收政策，“之前我們沒遇到過這種情況”。
沒想到當晚9點，正當居委從業人員準備下班的時候，楊申來到寶興居委，将自家的情況又說了一遍。徐麗華和陳冬一起接待了她。
徐麗華：“許書記已經給我們說過你的訴求了，你是台胞家屬、高齡，夫妻兩人在台灣沒有房子，你們是二婚，你們兩人沒有孩子，你問能否适當地照顧一下，對吧？”
楊申：“我先生也是上海人，我到現在也是拿大陸身份證的，但是有長期通行證。現在要舊改了，我糖尿病，血脂高，腿腳不友善。我打電話給我先生，說隻能拿到三百多萬，怎麼買房子？我先生去台灣海協會問過，他們告訴他，可以去咨詢下台胞家屬有沒有适當照顧。我去市台辦問過了，他們拿了我的資料，還打電話給了外灘街道，許書記說一定會給我滿意的答複的。我不曉得你們這麼快。我們現在對台政策是相當好，我們是相信和支援兩岸統一的。我回去要好好宣傳，大陸辦事情很快。”
徐麗華：“針對你提出的要求，我肯定會給你答複。補貼政策是有的，符合政策的所有居民都是有補助的，但裡面沒有關于台屬的特殊政策，晚點你可以仔細看下。還有一點，你說你是高齡老人，我們這邊的高齡補助是截至到80歲。你是72歲，比較起來還算年輕呢，也不符合這一條。”
楊申：“我不怕跟你說，我是跟人家咨詢過的，像我這種情況，是可以獲得照顧的。”
徐麗華：“那你也要問清楚，到底是根據哪條政策的照顧。不是人家随便說一句你就相信了的。你可以看看相關的檔案。”
陳冬：“那你是想問特别針對台胞家屬的優惠政策嗎？”
楊申：“對的。”
陳冬：“我們明天開會的時候，可以問征收所的經辦人，因為這不是一個面向很廣的情況。”
楊申：“我知道這種情況是很少的，征收所可能沒遇到過。你要告訴征收所的人，現在台辦的人也知道這個事情了，我所有的材料他們都影印了。”
12月26日上午8點不到，楊申就來到寶興居委詢問情況。
徐麗華明确告知：“昨天我們特地問了上司，現在像港澳台地區，法律條文上都沒提到特殊的補貼。如果家裡裝修情況好，可以提出來讓征收所去看看，是不是可以給予補償。”
在楊申要求下，徐麗華陪同其前往街道對面的征收所，找相關經理了解情況。楊申再次提到：“我問過台辦的人了，他們說對台屬有優惠政策的。”
征收所經理明确表示：“我們這裡的征收政策，台辦的人不一定了解。如果是台辦的人告訴你有政策，你讓他們把政策拿出來，給我們看看。”
糾纏了半個多小時，無果。楊申慢慢下樓，憤憤離開。徐麗華想要攙扶她，被一把甩開。
同樣的政策，從寶興居委從業人員到外灘街道的書記、主任，從征收所經理到具體經辦人，每個人都跟楊申解釋過一遍政策，讓她打消這個念頭。後來，楊申有親屬在香港去世，她急于趕赴香港，也看到了自己訴求無望，就在預簽約首日簽了字。
<h3>● 23.6 從解決配置設定沖突入手解決“問題戶” </h3>
因為舊改，寶興居委從業人員們見到了太多親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的沖突和沖突。這些沖突雖然與征收補償金額本身關系不大，但沖突一日無法解決，居民就一日不肯簽約。為此，外灘街道組織征收所從業人員、居委從業人員，以及人大代表、律師等公信人士成立調解委員會，幫居民将困難解決在簽約之前，徹底打消他們的後顧之憂。
李琳塊内的藍芷家庭，房子可得征收補償380萬元。承租人藍芷已經去世，老人有三女一子，子女都另有房産。正常來說，舊改對他們是一件好事。但兒子吳亞認為，自己是吳家唯一的男孩，當初母親說過要将這間房子留給他的，是以他要求作為房屋的征收确權人，并且要分走300萬補償款，剩下的由三姐妹配置設定。
吳菁則稱，自己從小在寶興裡生活，房子是母親留下來的；自己在弟弟出國後，承擔了絕大部分贍養母親的責任，母親生病住院時都是自己在照顧；母親的戶口本、房産證也放在自己這裡。而且她指出：母親根本沒說過要将房子給留弟弟一個人。
因為四姐弟無法達成共識，一直遲遲未能簽約。2020年3月20日，根據四姐弟的要求，由寶興居委從業人員徐麗華、李琳、戶籍警曹詠群組成調解小組進行調解，最終決定了确權人。
調解員李琳：“今天大家來到這裡都是希望能解決此事的，是以我希望大家多為對方考慮一下，希望你們雙方友好協商，妥善地解決此事。房子現在被征收是件好事，你們要抓住這次改善住房條件的機會，現在的政策都是公開、公平、公正的，無論你們誰做房屋征收确權人，征收政策都是一樣的、不變的。最重要的一點是，無論你們誰做确權人，征收款都是在你們母親名下，不是在确權人名下的。那另外兩位姐姐什麼意思呢？”
吳萱：“我是建議給弟弟做房屋确權人的，他畢竟是兒子嘛！”
吳卉：“我也是同意給弟弟做房屋确權人的，我們這幾個姐姐都是很寶貝這個弟弟的。我今天可以作個決定，我可以少拿一點，給吳菁多分一點吧，我不想因為這個事情大家姐弟感情都拆散了。”
吳菁：“你們都有房子，風涼話誰都會說，我兒子30幾歲了沒結婚，就是因為沒有房子。吳亞開了兩個公司，條件最好了，還要獨占征收款。”
吳亞：“當初要不是我同意讓你們把戶口都遷進來，你們也拿不到一分錢的，都是我當初太善良了。現在後悔也沒用了。”
李琳：“大家都先冷靜一下，先要把确權人定下來，才可以談怎麼配置設定征收款。現在4個兄弟姐妹，3個同意讓弟弟做确權人，吳菁你看，你是不是可以同意呢？”
吳菁：“既然這樣，也隻能讓他做了。但征收款不可能他拿大頭的。”
李琳：“在座各位都是有血緣關系的同父同母的親兄妹，作為家裡唯一的兒子，認為父母留下來的東西就是兒子的，這個想法太老套了。你們家的征收款我看了一下，總共也就400萬左右，現在看來，吳菁家的住房條件的确差了些，平時照顧母親也很盡孝。吳亞你是否可以考慮一下，稍微讓點出來呢？不至于大家把這個事情鬧到法院去判決，這樣大家都不劃算，征收款是要被當機的，律師費、銀行利息和官司的相關費用，都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吳亞：“這些問題呢我這些天也想了很多，我現在能做出最大的讓步就是我拿200萬，其餘我不管她們怎麼分。不然大家就法院見。”
吳萱、吳卉：“我們也同意我們少分一點，給吳菁多分一點。她拿80萬，我們一人50萬。”
吳菁：“我知道最後讓步的還是我，她們都商量好了，我還怎麼辦呢！念在親情，也隻有我妥協了。”
在調解委員會的努力之下，這例“問題戶”的家庭内部沖突終于獲得順利解決。李琳說這就是調解委員會的好處：“我們都不是利益當事人，跟四位當事人也沒有任何利益關系，可以站在更高的視角看待問題，也更有說服力。”
同樣是李琳塊内的李英家庭，承租的李老太已經90多歲了，她授權兒子負責簽字。這間房子裡人口很多，兒子希望通過舊改多分到一點錢。他認為征收補償價格太低，拒絕簽字。李琳一次一次跟李英的兒子溝通，對方後來直接說李琳：“你就是為征收事務所說話的。”李琳在電話中直接說：“我不是為征收所工作的，我是為國家和政府工作的。”
因為李英的兒子不願意來征收所或者居委會，李琳隻得再次緻電他，說自己可以上門跟他談。李英的兒子就住在李琳家附近，這次面談，促成了李家成為最早簽約的一批居民。
後來，李英的兒子還因自己多次在電話中對李琳出言不遜，特别到居委會來向李琳道歉。
其實更令居委從業人員頭疼的是，居民之間也會互相影響。2019年12月24日晚8點，居委從業人員張雷軍從經辦人處得知，她手上有四家本來已經說好的人家，兩兩之間是親戚，因為内部糾紛，齊刷刷地反悔，拒絕簽約。張雷軍在辦公室跟同僚倒苦水：“心裡拔涼拔涼的，感覺就像是一場飛來橫禍……”
● 23.7 “憑着良心，為弱勢群體多想多做一點”
舊改當然是件好事，但這很可能打破很多家庭内部的平衡關系。居委從業人員們尤其擔心的是，那些本來就處于弱勢的群體，無法從長遠角度保護自己的權益。是以他們在工作過程中，也會從公平、善意的角度出發，做一些提醒工作。
李琳塊内的趙小雨家庭，承租人趙小雨已經86歲了（1934年出生），患有癌症，身體和精神都不太好。她的房子裡有趙小雨本人、趙的兒子兒媳、女兒女婿的戶口。趙的兒子兒媳就租住在寶興裡，兒子前幾年查出喉癌，但一直耽誤着不肯就醫，現在已經無法發聲。他的日常生活就是搓搓小麻将，也不管打牌的房間内煙霧缭繞，對身體有害。
趙小雨家的房子隻有10多平米，是以前的公共竈間，房間朝北，可以獲得300多萬元的征收款。在他們看來，這點錢不夠重新買房子給自己和兒子兒媳住，于是也猶豫着不願意簽約。
12月23日從中午到下午，李琳去了趙小雨家三次，一直沒人開門。鄰居告訴李琳，老太太應該在睡覺。
直到傍晚，李琳才敲開趙阿婆家的門。趙阿婆告訴她，自己每天下午睡到五點鐘，然後晚上11點才開始睡覺。
趙小雨：“屋裡廂太小了，你不要進門，在院子裡講講好來。”
李琳進屋輕輕關上門：“我不打擾你，一會兒就講好。”
趙小雨的家非常簡陋，一面牆是大立櫃，一面牆是床單顔色模糊的床，牆壁上張貼着已經褪色的老式海報。地闆是最原始的水泥地，馬桶赫然就在冰箱旁邊，房間沒有洗浴裝置。房間裡雜七雜八的東西很多，有一種什麼東西發黴的味道。
李琳：“你兒子已經找過經辦人了。但現在的問題是，你兒子沒有權利簽字，承租人是你，你沒有給過他委托書。”
趙小雨：“個麼現在我們怎麼能簽字呢？簽了字也買不到房子，錢太少來。”
李琳：“你聽我說，你這個面積擺在這裡，10多個平米，不可能跟人家三十平米的房子去比。”
趙小雨：“隔壁房子還沒我大呢，我去他們家裡看看，就是個閣樓可以拿鈔票的，算一半面積，拿390萬呢，我這個才360萬。可以選的房子，我們都打聽過了，太遠了。我、我兒子身體都不好，房子一定要靠近醫院的。我現在愁得每天睡不好覺。”
李琳：“經辦人都說過，大木橋那邊有套兩室一廳的房子，離醫院都很近的。人家可以介紹，你這筆錢能買到的。你如果12月27日不簽，每天五百塊左右的利息就沒了。”
趙小雨：“給我400多萬，我就簽字。”
李琳：“你單子上多少錢，到手就是多少。你拖着不簽字，這個數字也不會升上去的。你考慮下，該配合還是要配合的。”
趙小雨：“你跟征收所到底是啥關系？”
李琳：“我跟征收所一點關系都沒有。這個舊改是政府征收，你是我塊裡的居民，我要保障你的利益吧？你兒子說堅決不簽字什麼的，損失的是你自家的鈔票啊。”
趙小雨：“我說這點鈔票尴尬得很。買一套老公房，稍微裝修要鈔票吧？”
李琳：“你就這點面積，你讓人家怎麼給你？你現在的生活條件就是這樣的，以後的生活總比你現在好吧？你拖着不簽字，鈔票隻會少，不會多。我呢希望你也考慮一下，你手裡這些鈔票，看以後跟誰住更可靠。你兒子身體這樣，還在搓麻将，以後能照顧得了你嗎？你的身體不會越來越好，萬一将來有什麼問題，你還要給他添麻煩。或者你女兒那邊，以後能跟他們一起住嗎？”
趙小雨：“我外孫剛生了二胎，我女兒照顧不過來。”
李琳：“你想想以後跟誰住的問題。我呢也是提醒一下你，征收款是一大筆錢，你要想清楚怎麼用，老年人身邊是要留點錢養老的。”
臨走之前，趙小雨表示自己會再考慮一下，也會跟子女商量商量。
李琳說她比較擔心的，是老人和兒子都是大病患者，她的兒子可能沒有能力照顧她的晚年生活。雖然這超出了舊改工作的範圍，但她還是上門，提醒老人多想想，多商量。
做居委從業人員幾年，李琳看到很多有兒有女的老人卻得不到照管，“我這邊就是憑自己的良心，能管一點就管一點。我們說了他們也未必會聽，但不說，我會覺得是我的工作沒做到位。”
最終，趙小雨家庭在12月27日預簽約首日簽了字。
● 23.8 對特困家庭“扶一把幫一段送一程”
舊改地塊内老人多、困難人群多，這也使得征收所和居委會除了政策層面的告知、解釋外，還要承擔一些扶助性的工作。徐麗華曾經說過：“對困難居民來說，舊改當然是件好事。但如果他們突然拿到一大筆征收款之後，自己并沒有能力把這個錢用好，或者上當受騙了，那我們的征收工作也不能算全部做到位。是以我們也會做一些延伸性的服務，確定政策的陽光惠及困難居民，確定他們能從舊改中切切實實受益。”
唐曉亮塊内的汪淇家庭，就是外灘街道和寶興居委的重點幫扶對象。這是一個典型的“老養殘”的家庭：汪淇已經80多歲高齡，老伴去世，她本人患輕度殘疾，幾乎不識字，不要說看政策檔案，就連用銀行卡取錢都不會。汪淇唯一的兒子60歲了，是重病+重度殘障人士，平時隻能卧床。汪淇自己或者帶兒子出門上醫院、取工資，都要靠居委從業人員、小區裡相熟的環衛勞工或者熱心志願者一路幫忙。雖然住在一樓，但因為這種特殊情況，汪淇和兒子平時很少出門，跟社會接觸更少。
從舊改工作開始之日起，唐曉亮就不時上門，詢問汪淇家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她家确實顧慮很多。首先是老太太什麼都不懂，看不懂征收協定，也不會租房子，更不要提以後買房子了。再有就是他們平時去地段醫院看病，醫院已經很熟了，這邊的社工、志願者也都幫了很多忙。如果住到新的地方，他們要從頭适應，而這個年紀的人都是很怕改變的。”
唐曉亮将汪淇家的情況反映給寶興居委和外灘街道的上司。外灘街道為此專門召開會議，逐漸解決汪淇焦慮的問題。外灘街道黨工委書記卞唯敏介紹說：“我們告訴老人家，先簽約，然後我們會有後續的服務跟上去。比如我們發動人大代表、居委從業人員一起，組建一個民主管理小組，由社會公信人幫忙監管征收款。不管她是租房還是買房，我們都會跟中介機構對接，確定老人家的錢不會被騙、被濫用。這個服務，會一直跟到她安頓好為止。”
汪家有一套紅木家具，未來搬家肯定不會帶走，直接丢掉又覺得可惜。外灘街道牽線聯系了一家拍賣所，将這套家具按照市場價格賣掉，最大限度為這個困難家庭争取利益。
2020年初，汪淇的兒子去世，汪淇随後也搬到了外灘街道幫忙租借的房子裡去。原本在寶興裡照顧包括汪淇在内多個老人家庭的阿姨，現在成了汪淇家的保姆。唐曉亮不時打個電話過去，詢問老人的近況。“我問她最近過得怎麼樣。她說兒子過世了，心裡總歸是難過的，但她的現實壓力确實也小了很多。比如她就說，自己一個人，無所謂買不買房子了，如果租的房子住着舒服，可能會考慮把這套房子買下來。”
像汪淇家這樣的案例，并不是極個别的。顧赟塊内的沈台家庭，也是實實在在的特困戶。沈家戶口本上的6個人當中，沈家父母兩個都是殘障人士，平時靠吃低保生活；兩個兒子當中，一個兒子也是吃低保，另外還有一個孫子和一個孫女。現在兩個兒子都是在外租房子住，生活非常拮據。舊改确實給這個家庭帶來了一點希望，但這筆征收補償款無論如何也沒法解決三戶人家對3套房子的需求。
為了争取更大利益，沈家一直拖着不肯簽約。顧赟和經辦人隻能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都知道你們家困難，該申請的補貼都給你們申請到。你未來搬家到新的居委會，我們也會提前做好聯系工作，把你家的情況講講清楚。但你耗着不簽字，到頭來損失肯定還是你自家的。”
● 23.9 被拉黑/拒聯後的上門拜訪
因為對舊改政策不滿，對居委從業人員和經辦人一遍又一遍的勸說也非常抵觸，有少部分居民甚至拉黑了這批人的聯系方式，選擇避而不見。因為寶興裡人戶分離現象特别嚴重，在多次無法聯系上當事人之後，居委從業人員和經辦人隻能選擇上門。
熊長江塊内的井然家庭，在一輪意願征詢中就投了反對票。熊長江清楚地記得：“當時她給出來的理由是，這裡的房子是她爺爺留給她的，她對這裡很留戀，舍不得離開這個地方。”井然自己并不住在寶興裡，這套房子給她姐姐居住。
二輪簽約啟動之後，井然拒絕了所有的聯系。無奈之下，2019年12月23日，熊長江跟随兩位經辦人前往位于陸家嘴的井然工作機關，但再次被拒絕見面，白跑了一趟。“正常來說，我們确實不太願意去别人工作的地方談事，但這家情況比較特殊，我們想盡一切辦法希望可以與她面對面詳談，但都被拒絕了。”
李琳塊内的周純純家庭，因人戶分離，又拒絕聯系，經辦人連相關材料都無法交給她。
12月24日晚上7點半，兩位經辦人來居委會找李琳，一起上門送征收告知書。因房内無人居住，經辦人隻得将告知書黏貼在門上，然後拍照驗證。
周純純家庭的房子十多平米，征收價390萬。房子是周純純的外婆留給她的，周純純作為承租人，她本人和她父母、女兒的戶口 至今都落在這間房子裡。2018年，周純純将房子進行裝修後作為民宿使用，據鄰居們反映，民宿的生意還不錯。
李琳在“關于金陵東路舊改地塊周純純戶簽約的情況報告”中，記錄了周家的相關情況。一輪意願征詢時，周純純表示 2018年小區大修、2019年小區微更新後，居住環境大為改善。自己又花費十幾萬裝修，安裝了淋浴、衛生設施，經營民宿且生意很好，不願被征收。
第一輪意願征詢時，周純純避而不見，居委從業人員天天撥打電話，她偶爾接電話，但态度始終堅決——不同意舊改征收。得知旅客退房後，周純純會親自過來打掃衛生的資訊後，居委從業人員就在她家門口蹲守，經常一等就是半天，為的就是希望可以面對面做通她的說服。就這樣，每次與她的見面就是她來打掃衛生的時候，居委從業人員一邊幫忙收拾，一邊講解征收政策，講舊改的好處等，同時請周圍和她走得比較近的鄰居一起做她的說服，最終周純純在第一輪意願征詢投票的前一天同意征收了。
第二輪簽約時，周純純對房屋評估單價不滿意，受到他人影響後，心理預期高于客觀情況，遲遲不願簽約。
這時候，周純純的民宿已經停止營運，對居委從業人員的電話不接不回，也不去打理民宿，完全避而不見，既不溝通也不簽約。為了能做通她的說服，居委從業人員和征收經辦人堅持電話不斷、短信不停，實時告知其各節點的征收安排，幫助其算好親情賬、經濟賬、時間賬。同時，李琳也積極與其父母的實際居住地居委溝通，希望老人可以勸說女兒。
這種僵持一直持續到2020年1月5日。1月6日就開始正式簽約了，周純純依然避而不談。
這天下午，經辦人和李琳一起，前往住在長陽路上的周純純父母家詢問情況。
得知來訪者的身份後，兩位老人态度非常很氣，但直接表示：我們女兒“是很能搞的，我們做不了她的主”。
經辦人：“就算她不簽字，她能改變這個事實嗎？她現連我們的電話、短信都拉黑了，您兩位能不能讓她過來，我們好好聊聊。”
當着經辦人的面，周母給周純純打電話：“人家征收所、居委會的人都在我這裡，你能不能過來？”
透過電話，都能聽到周純純的聲音：“喊他們回去！”周母把電話交給周父。
經辦人：“我可以跟她通個電話嗎？”
周父：“可以讓負責人跟你說話嗎？我吵不過你，你能過來你就過來，反正我們不參加。”
周純純在電話中說，經辦人屬于“私闖民宅”，再不走的話，她就要打110報警了。
經辦人從周父手中接過電話：“你不想動遷無所謂的，但這個房子的戶口當中，同住人有你父母的名字，我是可以來找他們的，讓他們也知道這個事情，這也是為了他們好。這不是什麼私闖民宅，我們進來的時候都是客客氣氣的。”
周純純挂斷了電話。
周母：“我們都有心髒病的，不能吵架。我女兒脾氣老不好的，我們都說不過她。”
李琳：“我們不是騷擾你們，我們都老客氣的，就是來跟你交流下，聽聽你們是什麼想法。”
周父：“她說政策不靈的。現在的政策跟以前的政策差了很多很多，她心理不平衡。她一個同僚家也是舊改，好像隻有六平米，也拿了三百多萬。我們這套房子，十多個平米，隻有不到400萬。”
周母：“能不能再加一點？”
經辦人：“政策肯定是不會改的，這個不是讨價還價的。你十平米的房子，400萬不到一點，算下來多少一平方？不低了。”
李琳：“而且過了今天晚上12點，這個錢肯定是越來越少的。今天是所有獎金都在裡面了。我是你們塊長，寶興居委現在隻剩下十多家人家沒簽字了。你樓下某某某，算是門檻精的吧，房子情況跟你差不多，12月27号一早就簽字了。”
經辦人（拿出手機）：“你可以看看我們的系統，我們事務所一共1136證，現在隻有十幾家人家沒簽掉了。你女兒就是其中之一。這都是有具體資料的，騙不了人。”
周父：“我們呢不管這個事情。鈔票多鈔票少，我都看不見。我就怕她來吵，今天吵明天吵，這吃得消的嗎？我吓也要吓死了。我不敢簽的，我們隻求太平。”
在一個小時的時間當中，李琳和經辦人詳細講解了補償方案、簽約推進情況、不同時間節點下征收補償款的變化情況，以及一旦啟動司法程式後可能産生的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等等。但因為老人表示不敢為女兒做主，這場談判依然無功而返。
直到正式簽約啟動之後，随着舊改地塊内居民搬遷越來越多，周純純有所觸動，向征收所提出了裝修評估的要求。2020年3月29日，周純純簽約，并于當日交鑰匙搬離。
● 23.10 真實的生活遠比影視劇更複雜
因為舊改，征收所和居委從業人員們見識了比影視劇還要複雜、離奇的家庭故事，也做了更多的協調工作。
李琳塊内的鄭星家庭，鄭星本人是承租人。2008年與前妻離婚後，被跟着前妻生活的親生女兒告上法庭。法院裁決其女兒可以住在寶興裡，直到動遷之日。于是，鄭星從寶興裡搬走，鄭星的前妻帶着女兒、以及不知是否正式結婚的男伴住進了寶興裡的鄭星家。鄭星的女兒後來到北京讀書，寶興裡隻剩下了她的母親和繼父。
鄭星後來再婚，二婚妻子帶着一個女兒，這個繼女的戶口也安到了寶興裡。也就是說，這套寶興裡的有鄭星本人、他的親生女兒、以及繼女三個戶口。
舊改啟動之後，鄭家可獲得300多萬的征收款。前妻一開始撺掇鄭星不要簽約，但在經辦人的勸說之下，鄭星還是簽了字。但因征收款配置設定問題無法解決，鄭的前妻拒絕搬走。
前妻先是一口咬定自己要分300萬，或者要求鄭星拿安置房，給自己和女兒住，鄭星去世之後這套安置房歸女兒所有。鄭星自然不肯，一開始隻願意給女兒10萬，後來升到了50萬。雙方就此僵持不下。
經過經辦人和居委從業人員居中調解，鄭星的前妻最終拿到了120萬，這才搬離住了十多年的前夫的家。
同樣是李琳塊内，邢旺家庭的情況更複雜。這套房子屬于邢旺的父親，而他則是唯一的兒子，一家三口從小在寶興裡居住。但邢旺的爺爺在老伴去世後再娶，這位“後奶奶”自己有個親生兒子，後來又生了孫子。沒想到這個孫子通過蒙騙的手段，也将自己的戶口落到了寶興裡邢旺父親的房子裡。據居委從業人員說，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上海也沒有他的交金、居住資訊。
但舊改消息傳出來之後，這位不同父不同母的“兄弟”來到上海，要求分錢。在簽約的同時，邢旺也寫了很多證明材料，準備跟這位“兄弟”打官司。2020年6月份，邢旺告訴徐麗華書記法院最終的判決結果：征收價按照戶口本上的人口數均分，這位“兄弟”分走了其中一份。
佟詠家庭的情況更加“奇葩”。五十多歲的佟詠是個領養兒，養父母早年已經移居香港，寶興裡的房證上寫的是佟詠的名字。佟詠年輕時未婚未育，二十多年前從天橋上撿了一個兒子。養子後來結婚生女，幾年後離婚，孩子歸女方撫養。令人瞠目結舌的是，這位養子的前妻，後來又與佟詠結了婚。但女方并未與佟詠共同生活，而是回了自己老家。佟詠則與養子一直住在寶興裡，隻不過養子沒能上上海戶口，寶興裡的戶口本上隻有佟詠一個人的名字。
更特殊的是，佟詠的精神健康一直存在問題，這點也是寶興居委格外關注他家的原因。舊改消息出來之後，佟詠法律意義上的妻子來到上海。從外形上看，其妻年輕靓麗，跟她身份證上的照片很不一樣；跟佟詠站在一起時，看起來也不像普通的夫妻。佟詠的妻子帶着他來到居委會，要求李琳見證，自己要當丈夫的全權委托代理人，負責處理舊改簽約等問題，被李琳拒絕。李琳說：“任何一個有正常生活常識的人都能看得出來，這位妻子是不可靠的。我也跟征收所經辦人打過招呼，詳細講過情況，我說一定要給佟詠一套房，讓他以後有房子住。但經辦人也講得很清楚，那要看他家最後怎麼選，他們要錢的話，經辦人也沒法讓他們改。”
妻子帶佟詠去精神病醫院做了鑒定，然後以佟詠法定監護人的身份，負責與征收所對接。佟詠的房子征收款有六百多萬，錢到賬之後沒幾天，佟詠就帶着兩個馬夾袋來到寶興居委，說這就是自己的全副身家，錢全部被老婆拿走了！
李琳幫忙去征收所詢問。征收所表示征收款已經打到了佟詠名下，但如果他再給了自己老婆，那也是其他人無法阻止的。無奈之下，寶興居委隻得跟佟詠說：立刻報警。
在李琳的工作筆記上，羅列了十多個有“故事”的居民的名字。在每個名字背後，都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是一個個柴米油鹽實實在在的家庭。這就需要居委從業人員和征收所經辦人們，投入更多的耐心和善意，于細微處捕捉人情冷暖，尋求破解之道。他們要展現的，不僅是上海舊改的制度，更有這座城市的溫度。
● 23.11 那些突如其來的“抵抗”
對居委從業人員來說，從2019年7月份舊改啟動開始，他們最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這輩子都沒吵過這麼多的架！”平時見到他們客客氣氣、經常有事情找他們幫忙的居民，因為舊改，變成了對他們不理不睬、甚至橫眉豎目的“對頭”。對他們來說，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12月25日，一早上班，許先銘就跟同僚們說：“我昨天做夢又夢到跟人吵架了，頭痛死了。”
徐麗華：“你怎麼也這樣的啊，我也是。”
顧赟說自己這段時間起床根本不需要鬧鐘：“到了5點就自然醒了，然後感覺轟隆轟隆地耳鳴。”
而比這種“吵架”“耳鳴”更嚴重的沖突，也時有發生。
12月25日下午兩點半，陳冬接到經辦人“投訴”，她塊内的一位承租人子女，在拒絕簽約之後，還反過來不斷騷擾經辦人，用虛拟号碼不斷撥打經辦人電話，使得經辦人無法正常工作。經辦人無奈之下，隻得請陳冬居中協調。陳冬也很無奈：“他要是有任何問題，都可以來找我們，我們的辦公室電話也給過他們。行，那我問一下他家裡人，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天下午四點左右，許先銘接到通知，他塊内一位根本沒上過“問題清單”、本以為完全沒問題的一位居民的兒子，當天去市政府上訪。總共13個人過去，5個人進入市政府遞交訴求，他還是5個人之一。關鍵是他是承租人的兒子，許先銘打電話問承租人，承租人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有上訪這事。“承租人說得好好的，連幾點來簽約都說好了。結果他兒子，去上訪了……完全是想不到的意外，真是一口老血噴出來。我猜他們也是抱着試試看的想法，萬一管用呢？這種想法真的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12月26日晚8點半，寶興居委接到消息，數十位寶興裡居民在不遠處申鑫大廈底樓的KTV聚集。許先銘、顧赟與街道從業人員一起過去看看情況。
KTV從業人員迎上來，悄悄告訴他們：“這些居民也不消費，就在大堂坐着，影響我們做生意。”
許先銘和顧赟的出現，讓一些居民開始回避，也有人沖上來質問：“我們這裡沒人歡迎你，不許拍照！不許拍照！”
許先銘：“我們就是來聽聽嘎讪胡的。”
幾位女士開始拿包擋住臉。因為居委從業人員們的出現，有幾位居民迅速離開了。
半個小時之後，看到這些居民隻是聊天，人數逐漸減少，許先銘和顧赟才告别離開。離開之前跟KTV從業人員說：有事随時找我們。
像這樣的“聚集”，在舊改消息傳出之後不時出現，之前比較多的就是在附近的延福綠地上。顧赟說，居委會比較擔心的，是居民們被極少數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或者本來已經下決心簽約了，卻被别人一通天花亂墜的說法影響，随時都能改變主意。“居委從業人員的工作就是正面引導居民，有什麼意見，走正規管道解決，不是吵一吵鬧一鬧，政策就改變了。他們有時候想不清楚，也會過來告訴我們，又聽到有什麼最新消息了，我們就分析這種消息有多麼不靠譜。我們也告訴他們，你要想清楚舊改這個事情是誰說了算數，是你那些号稱有各種‘門路’的朋友嗎？肯定不是。你到時候不簽約是你的損失，他們說不定比你簽得都早。”
來源：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