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清史學家孟森稱為“嘉道守文”的嘉慶和道光兩位守成之主，處理“教匪”起義，應對漕糧、河工、鹽政等弊政，已耗盡了“鹹與維新”的熱情。鴉片戰争猝臨，道光遭遇清王朝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危機。然而，當這場戰争敗局已定，誰該為此負責？
《清朝内争與鴉片戰争》
[美]詹姆斯·M·波拉切克著
李雯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對中國人而言，19世紀上半葉是近代百年苦澀曆史的開始。醞釀這種苦澀曆史的嘉慶和道光兩朝，在曆史和文學研究領域被貼上“嘉道中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端”等諸多不光彩的标簽。
始自乾隆朝的晚清普遍性社會危機在嘉道時期未得絲毫扭轉。被清史學家孟森稱為“嘉道守文”的嘉慶和道光兩位守成之主，處理“教匪”起義，應對漕糧、河工、鹽政等弊政，已耗盡了“鹹與維新”的熱情。鴉片戰争猝臨，道光遭遇清王朝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危機。然而，當這場戰争敗局已定，為何清政府外交政策仍在嚴厲排外與機會主義之間搖擺？誰該為此負責？
文人該為鴉片戰争負責嗎
《清朝内争與鴉片戰争》作者波拉切克認為，嘉道時期崛起的文人精英應當對此負相當責任。這本關于近代中國研究的經典之作，意在探究“1840年中英戰争或鴉片戰争中明确無疑的失敗為何沒能促使中國對外交及軍事政策進行改革”。與費正清、史華慈等從中國儒家中心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出發不同，波氏更關注“朝堂政治”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在波氏看來，鴉片戰争前後，朝廷的重要決策主要由兩派利益集團左右，一是漢族文人精英，如林則徐、黃爵滋等人，他們傾向于不妥協地戰鬥；一是滿人利益集團主導的親條約派，如琦善、穆彰阿等人，他們更為務實且傾向于締結和約。
全書共分七章，第一章《文人再度崛起》、第二章《春禊派的興起》、第六章《顧祠會祭》，主要論述文人集團勢力如何在嘉道時期崛起，最終形成主導晚清外交的新勢力。第三章《禁煙政治》、第四章《廣東勝利的神話》、第五章《有關戰争的争論》，則圍繞鴉片戰争前後的朝廷政治争鬥，呈現兩派勢力不斷對抗的複雜曆史現場，最終導緻“親條約派力量微弱而其周圍的孤立主義思想家卻影響大增的體制問題”。第七章《滿人外交的終結》，即随着鹹豐皇帝的登基，穆彰阿、耆英随即倒台，那種不受文人影響的外交政策一去不複返，而清政府也不再為适應國際外交環境而扮演積極角色。
波氏認為，鴉片戰争前後，文人在重要節點均犯下諸多錯誤。波氏指出，戰後文人創作的大量關于“海事”的詩文及著述，僅僅是文人主戰派對其行為招緻失敗而作的辯護。
嘉道政壇的“晚明風”
文人是否該為鴉片戰争負責值得商榷，然而文人成為19世紀政壇一股值得矚目的勢力頗值注意。早在1976年，波氏在其博士論文《19世紀早期中國的文人團體與文人政治》中已明确指出，應當注意嘉道時期文人的“聲音”。該文主要探讨宣南詩社、經世派文人的改革事業以及“清議”政治文化的興起。波氏追問：為何文人在19世紀上半葉開始作為一股政治力量崛起，這股新崛起的勢力對整個政壇意味着什麼？需指出的是，波氏所關注的“文人”，主要指19世紀活躍在京師宣南的漢人科甲精英，即“宣南士人”。在其博士論文中，“文人”一詞等同于“士大夫”。
嘉道時期發生了三場聲勢甚大的文人集體活動，分别是宣南詩社、春禊派和顧祠會祭。宣南詩社始于1814年，即天理教起義後一年，衰落于蔣攸铦和陶澍倡議海運失敗的1827年。春禊派與黃爵滋、徐寶善關聯密切，背後則受潘世恩影響，在1826年左右開始活動，至1835年曹振镛去世而迅速獲得政治上的成功，在随後的禁煙運動中發揮重要影響，并與林則徐結盟。随着鴉片戰争失利，春禊派活動消歇，取而代之的是1844年京師慈仁寺修建顧亭林先生祠，以顧炎武為偶像而舉行的會祭活動。顧祠會祭與祁寯藻、潘世恩等人淵源甚深，最終成功促成穆彰阿的倒台。
受翁方綱崇拜蘇轼的影響，三場活動均樹立集體膜拜的偶像。在宣南詩社是鄭玄、蘇東坡、朱彜尊、王士禛；在春禊派，則是歐陽修、王士禛和徐乾學；在顧祠會祭，則是顧炎武。借着為這些曆史人物過生日及春秋修禊的号召，文人們定期集會。這種文人的集體活動，令人聯想到晚明結社及東林黨的活動。事實上，盡管在宣南詩社時期，集體活動的政治傾向尚初萌苗頭，但他們已認證看似純粹的文學活動，物色适合在各省任職的官員，進而組建永久形态的朋黨門生網絡，以參與帝國的改革事務。等到春禊派登場，文人們毫不猶豫地推崇“明朝風格的文學和政治哲學”，認為即便沒有官職，文人也可直接參與政治表達。管同、方東樹、魯一同、姚瑩等人甚至公開為“清議”辯護。當顧炎武成為新的學術象征符号和理想士人典範時，士人的反抗精神得到更大的鼓舞。
波氏對嘉道時期三場文人集體活動的梳理，為研究這一時期文人密切聯系的交往模式、師友門生之間的恩庇關系、審美理念和詩文風尚提供了綱領性的架構。近20年來，中國文史研究界對宣南詩社、春禊派和顧祠會祭的研究均與波氏的研究成果沾溉良多。一些修正性的成果也陸續湧現，如段志強在《顧祠：顧炎武與晚清士人的人格重塑》一書中認為，現有材料無從推斷祁寯藻等人可作為顧祠“保護人”，顧祠會祭也未有明确的政治意圖。然而，筆者認為，政治史研究恰恰需要部分合理“想象”。三場文人集體活動表面看均是尋常文人雅集，現存材料多為平淡無奇的詩文，但集體活動中文人究竟議論了什麼，密謀了什麼，文獻雖無記載卻也不能推斷并無其事。況且，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祁寯藻盡管贊助姻親張穆建造顧祠，在道光年間卻從不參加顧祠會祭，直到鹹豐年間穆彰阿倒台之後，祁寯藻父子才開始頻繁參加顧祠活動。祁寯藻在道光年間刻意保持與顧祠會祭的距離，可能恰恰說明顧祠會祭具備反對穆彰阿的政治企圖。
可能由于無法在朝廷最為核心的政治議題上發言，嘉道時期的文人集體活動才聯翩蔚起，不斷發出參政議政的聲音，也預示晚明“士驕”之風重新興起。波氏此論，對了解嘉道以後的士論興起有重要啟發。
《鴉片戰争》電影劇照
難以承擔的曆史責任
在新近發表的《重估十九世紀中國》一文中，衛周安（編者：上海紐約大學教務長）對近年出版的一系列研究19世紀中國的海外著作評述後認為，對這一時段而言，“認為帝制時期的中國，執念于過去，除非萬不得已，絕不接受新思想”的見解應該抛棄。但來自《清朝内争與鴉片戰争》的啟示仍提醒人們，至少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對新思想的接受确實不容樂觀，這既展現在對文人改革者意見的拒絕，也展現在對滿人親條約派政策的摒棄。問題究竟出在哪兒？
波氏明确表示，他之是以大費筆墨論述文人如何崛起并影響政策，目的是弄清楚“19世紀初的幾十年時間内文人為何特别難以在政治上表達自己”。然而，與其說文人政治表達困難，不如說政治表達被傾聽更為困難。當魏源信心滿懷地寫畢《海國圖志》時，卻不知如何呈遞給朝廷。魏源曾寫信請著名禦史朱琦轉呈朝廷，但後者也束手無策。在《寄魏默深刺史》一詩中，朱琦透露了這種無奈：
魏子别我時，授我一編書。謂是《海國志》，幽遐靡弗宣。方今急邊防，疲氓未息肩。苦心著此書，搜讨頗有年。始議戰與守，繼繪其山川。島嶼涉窮發，一一列簡端。所惜身卑微，無由達天關。捆載悉見付，謂我宜代陳。涼秋事稍暇，按圖窺九邊。孰為佛朗西，孰為彌犁堅。孰為歐羅巴，蔥嶺相鈎連。孰為準噶爾，畛壤接荷蘭。展卷尚茫昧，掩卷為長歎。邊防須整頓，所急惟材賢。天下理萬幾，日昃無餘閑。況聞茲書出，市賈紛雕镌。辇下諸要人，争買不計錢。天聰倘易達，無竢予小臣。持此謝魏子，久要愧前言。（《怡志堂詩初編》卷四）
從詩中所述，可看出這本書對拓展邊疆知識、對處理道光年間邊防危機均大有裨益。但“天下理萬幾，日昃無餘閑”，皇上太忙，根本沒有時間理會進呈書籍這樣的小事。這當然是憤懑之語，這種帶有危險性的牢騷，朱琦毫無保留地傾吐給了魏源。當然，朱琦并未完全斷絕魏源的期待，而是指出《海國圖志》在京城的行銷甚好，與皇帝親近的達官貴人争相購買。朱琦覺得，假如皇帝能聽得進，有那些近臣彙報足矣。朱琦隻能如此向魏源表示歉意，歉意的背後其實已明示，皇帝并非看不到《海國圖志》，而是不想采納。
波氏諸多論說與國内主流觀點均有扞格，而其認為文人導緻鴉片戰争後一系列改革未能啟動的觀點也值得商榷。畢竟，在鴉片戰争期間，恰恰是道光和戰不定的猶疑，才使得整個局勢搖擺不定。戰後，文人勢力和滿人利益集團勢力的消長，也完全取決于皇帝。
從《海國圖志》這個小故事可看出，嘉道時期的文人并非存在政治表達的困難，而是這種表達無法發揮作用。即便是熱衷參與政治運作的宣南詩社成員，如蔣攸铦和陶澍，已官居兩江總督，他們要推動漕糧海運，也困難重重，至多試行半年即告停止。如按波氏言說，蔣攸铦和陶澍的失敗，是因為觸動巨大的滿人利益集團，畢竟漕督、河督、鹽政等重要位置都由滿人把持。可别忘了，皇帝也是滿人。由此，如果波氏關于文人應為鴉片戰争前後清朝外交改革停滞失敗負責的推論成立，那麼文人所對抗的，也不僅僅是所謂滿人集團，還應包括皇帝。可是，文人集團哪怕再壯大，又如何能戰勝皇帝而承擔關鍵性的曆史責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