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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讀
日本人為何能頻頻獲得諾貝爾獎？除了科學家善于自我檢討和勤奮工作之外，日本的科研環境、評價機制以及經費保障等因素都功不可沒。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日本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大多有着相對美好的童年，喜歡親近自然、探索自然，喜歡閱讀、善于閱讀，而且父母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啟蒙和引導角色。
”
2021年10月5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日裔美籍美國科學家真鍋淑郎（Syukuro Manabe）、德國科學家克勞斯·哈塞爾曼（Klaus Hasselmann）和意大利科學家喬治·帕裡西（Giorgio Parisi ）榮膺2021年諾貝爾實體學獎，“以表彰他們為我們了解複雜實體系統所作出的開創性貢獻”。
日經中文網報道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進階研究員、現年90歲、已加入美國國籍的真鍋淑郎在1960年代首次明确證明了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對氣候的影響。使國際社會的目光轉向全球變暖，促成了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成立。
至此，包括加入美國國籍的人士在内，榮獲諾貝爾獎的日本人增至28人，其中有12人榮獲諾貝爾實體學獎。
那麼，為什麼日本人能頻頻獲得諾貝爾獎呢？
2001年，日本出台了“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該計劃雄心勃勃地表示，要在“50年要拿30個諾貝爾獎”，從日本國内到國際社會，對此争議都不小。此前，在諾獎的百年曆史中，作為世界經濟大國的日本，還隻有9位得主。
如果把眼光放到20年前來看，日本在進入新世紀以來，在諾貝爾自然科學類獎項方面的收獲更加驚人。在2001年“諾貝爾獎計劃”提出之前，在過往百年諾貝爾獎頒獎曆史中，日本隻誕生了6位自然科學類獎項獲得者，而在這一計劃提出之後，迄今為止的20年内，日本已經有20人獲得諾貝爾獎，而且全部是自然科學類獎項。
如今距離50年計劃實施周期僅過去20年，日本卻已經誕生20位諾貝爾獎得主，既定目标已經實作了三分之二，獲得諾獎勢頭之猛，着實令世界感到震驚。毫不誇張地說，日本已經成為諾貝爾獎頒獎史上唯一一個可以與歐美國家相抗衡的亞洲國家。
而在20年前日本提出“諾獎計劃”時，不僅國際上認為這無異于“癡人說夢”，就連日本國内也譏諷說“不能像量産豐田汽車一樣量産諾貝爾獎”。獲得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的日大學學家野依良治更是直言日本“沒有頭腦”，“50年要拿30個諾貝爾獎”純屬“狂妄之言”。
日本在過往20年誕生20位諾貝爾獎得主，一定程度上确實實作了“量産”諾貝爾獎，得益于日大學研人員層次的厚重，加之持續獲獎帶來的良好口碑，可以預見的未來，日本維持諾貝爾獎“量産國”的地位可能性極高。
20年來，日本雖然與産生了五六十人的美國相比還有一定差距，但是已經超過此前100年曾有多人獲獎的英國法國德國，獲獎人數排名全球第2位。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方面統計的諾貝爾獲獎者雖然包括加入美國國籍的真鍋淑郎，以及此前的南部陽一郎和中村修二在内，但他們都是在日本出生并且在日本本土接受教育。以剛剛斬獲諾貝爾實體學獎的真鍋淑郎為例，他是于1958年在東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才應美國國家氣象局（現為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的邀請赴美。
日本人自2000以來誕生超過20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在二戰結束前出生的超過2/3；在戰後接受高等教育的超過9成；在日本國内讀完大學大學或專科的達到100%；在20世紀最後三十年裡取得獲獎奠基性成果的超過8成。這些數字比較好地揭示了日本新世紀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一些群體特征。
基于這些統計資料，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院長周程曾對日本新世紀諾貝爾科學獎得主所處的社會環境進行考察後指出：
1. 日本新世紀出現諾貝爾科學獎“井噴”與戰後的教育改革有關；
2. 日本新世紀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受到了導師精神氣質的深刻影響；
3. 日本新世紀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得益于研究開發經費的持續增長。
還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日本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大多有着相對美好的童年，喜歡親近自然、探索自然，喜歡閱讀、善于閱讀，而且父母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啟蒙和引導角色。
日本人屢屢獲得諾獎的背後，我們總結了日本教育和科研的以下四大教育和科研創新模式，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第三次教育改革
為科學研究創新奠定基礎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科學技術的影響力在日本社會發展過程中逐漸被重視，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科學研究等領域都可以感受到科學技術所發揮的巨大作用。日本政府察覺到這種變化對國家發展的積極意義，于是向一些發達國家學習經驗以提升自身科技水準。而科技發展的發展本質上是教育水準的更新，如何改善教育體系，合理運用教育手段，提高教育品質成為日本尋求發展的重要難題。在此背景下，日本迎來了第三次教育改革。
第三次教育改革始于1971年，中央教育審議會向文部大臣提出了《關于今後學校教育綜合擴充、整頓的基本對策》的綱領性檔案，檔案中明确指出，今後學校教育的總任務，即擔負培養“人格形成”的使命。
為實作這一目标，第三次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點：
一是提倡建構終身化的教育體系。随着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為了應對各種日新月異的變化，人們對于自己的要求不斷提高，對于知識的需求不斷增加，人們不再滿足于有限的學校教育，而是希望得到更多的學習機會，實作個人終身學習、終身發展的需要。
二是注重個性化學習。以往，日本教育制度的特點是相對統一、講究效率、提倡均等、培養标準化的人才。這種做法在一定時期内确實為日本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但面對時代的發展，這種整齊劃一的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日本社會的進步。是以，日本政府在第三次教育改革中要求，要重視個性化發展、強調獨立思考能力、創造性思維的培養，為培養高素質、個性化、創新型人才提供一個良好環境。
三是強調教育的國際化。随着各國間國際交流與合作日益增多，培養能服務于日本社會發展的國際化人才，是日本政府強調要加強日本的國際化教育的核心目标。教育的國際化使得日本學生在深刻領會本國傳統文化的同時，接觸了外國多樣的文化，在不同文化浪潮的沖擊下，各種新思維、新模式也應運而生，這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經濟社會的發展。
四是重視教育資訊化發展。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政府規定，在高中階段開設資訊技術相關課程。同時，日本政府還在第三次教育改革中明确指出了要運用現代化的科技手段來支撐教育的發展，這些做法都為日本教育資訊化的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從2001年向前倒推十年正是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初見成果的時候，可以說，日本的教育改革為國家教育體系的建構和完善，起到重要作用，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提升了國民科技素養和能力，讓國家的教育水準有了整體提升。
日本基礎教育育人模式：
科普啟蒙、閱讀、獨立精神
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日本教育發展出自己的特色。日大學研之是以能在國際學術界獲得廣泛認同，僅靠政府科研撥款與高等教育本身是難以完成的，更多是依靠社會基礎教育的培養，日本人從小對于科學的探索精神、在基礎教育中打下的堅實基礎，讓國家在科技學術道路上有動力越走越遠。主要有幾個方面值得借鑒學習：
1．接觸大自然萌生好奇心是科研的“原點”
“一個人在幼年時通過接觸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興趣和欲望，這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啟蒙教育，是通往産生一代科學巨匠的路。”2016年度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大隅良典說。
從小，大隅良典非常喜歡自然，采集昆蟲是一大愛好，他還是國小科學教材的編撰者。在他看來，讓小孩子們愛上自然、愛上科學，對世界抱有寶貴的好奇心，是一切的起點。
“（小時候）熱衷于飛機模型、半導體收音機的制作，夏天喜歡在小河裡撈魚、捕螢火蟲、采集昆蟲，手持網子在野外一走就是一天。采築紫、野芹菜、木通、楊梅、野草莓，能夠感受自然的四季變遷。擡頭看見滿天的星星可以很容易辨認出星座，銀河像地上的河流一樣奔騰。這些當時都沒有想過，但今天作為自然科學專業的分子生物學的研究者，這樣的體驗，就是一切的原點吧。”
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下村修談及自己為何走上科學之路時，說：“我做研究不是為了應用或其他任何利益，隻是想弄明白水母為什麼會發光。”應該說，對大自然和周圍世界保持一顆好奇心，是引領諾貝爾獎獲得者走進科研世界的直接原因。
對2002年諾貝爾實體獎得主小柴昌俊來說，他最難忘的就是小時候在學校後山與同學追逐賽跑、拔農家蔬菜、肆意玩耍的那段時光。
從多位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身上，我們也能看到他們親近自然、觀察自然的經曆。
北京師範大學比較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益民告訴記者，雖然日本屬于島國，地理條件有諸多不利因素，但日本人往往對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懷有一種親近感、自豪感，對各種自然現象也比較敏感，這不僅反映到日常民俗之中，也反映在日本的文學藝術之中，如川端康成的《雪國》等小說。日本的學校教育也很重視讓兒童親近自然，很多幼稚園和中國小會結合地理條件，因地制宜地保留了當地的自然特色。
日本很多幼稚園和中國小會結合地理條件建構教育場景。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裡面介紹了日本東京的一個幼稚園——藤幼稚園。這個學校被設計成雙層橢圓結構，下層是教室，上層屋頂是一個環形遊樂場，孩子可以大屋頂上盡情奔跑，像不像一個巨大的甜甜圈？
設計之初，現場有三棵大樹，若保留大樹就增加了建築設計的難度。學校最終決定保留，“如果把樹砍掉，小朋友就沒有東西轉圈玩。我們将大樹作為建築的一部分進行設計，讓大樹從建築中穿出。”
一棵樹從地下貫穿教室，一直長到屋頂外面
為了鼓勵孩子攀爬和探索自然的本能，樹的周圍拉上了網。也就是這麼個簡單的網，讓孩子們樂趣無窮，他們非常喜歡往這個網裡鑽......
有時候，一棵樹的網可以兜住40個小孩
我們常常說“起跑線”。可是，真正的“起跑線”并非年幼就開始的知識灌輸，也非整日刷題擷取好成績、考取好學校，而是幫助孩子培養出學習的熱情、興趣與能力。
正如挪威藝術哲學家讓·羅爾·布約克沃爾德所說：“兒童需要時間，生命需要時間，而學習需要的是成熟。大自然本身給我們啟示是：在露天和陽光照射下慢慢成熟的蕃茄，比在溫室裡成長的蕃茄味道要好得多。對于蕃茄來說，等待是值得的；對于孩子們來說也是如此。”
2.閱讀引領人生成長方向
2002年諾貝爾實體獎得主小柴昌俊在《我不是好學生》一書中坦陳，上國小時班主任金子英夫送他一本書——愛因斯坦著的《實體學是怎樣産生的》，使他對實體産生極大興趣，并最終走上實體研究之路。
1981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福井謙一在《直言教育》中寫道：“在我的整個國中、高中時代，給我影響最大的是法布爾，他于我可以稱為心靈之師，對我的人生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從小就有抄書的習慣，他在書中坦陳：“為了讀書寫下很多筆記，并且持續這種讀書方式，成就了今天在此處的我。”
從幾位獲獎者的言談和著述中，明顯可以感覺到閱讀對于他們成長的重要意義，其中幾位更是因為閱讀而堅定了人生方向。
日本政府非常重視兒童的讀書活動，2001年，日本國會通過了《關于推進兒童讀書活動的法律》，這部法律要求國家、地方、學校、家庭和企業攜起手來，為兒童讀書創造條件，并将每年的4月23日定為“兒童讀書日”，此後又兩次制定具體的計劃對該法加以落實。日本之是以對推進兒童讀書活動甚為急切，一方面因為目前電視、網絡等現代傳媒的發展對紙媒體的閱讀産生了消極的影響，另一方面閱讀紙媒體确實可以作為課堂教育之外的有益補充，能夠提供更加豐富的養分。現在日本各地都大力開展兒童讀書活動，每年都要對推動兒童讀書有貢獻的機關進行表彰。另外，日本有很多報社、研究所和社會調查機構堅持長期對兒童讀書狀況進行調查，比如《每日新聞》社自1954年開始就每年進行一次學校讀書調查，向社會公布結果，引起全社會對讀書的重視。
3.家庭教育注重培養孩子的自立精神
如果說閱讀是諾貝爾獲獎者之是以成功的内在因素，那麼良好的家庭教育則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條件。
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野依良治表示，他之是以立志研究化學，就是父親的影響。12歲時，父親帶他參加了一家公司的新産品展示會，新釋出的一種從水、空氣和煤中提煉的黃色尼龍絲讓他覺得“化學實在是太神奇了”，從那以後他的生活已經離不開化學。
福井謙一受父親影響養成了刻苦讀書、勤于思考的習慣，他在書中寫道：“至于學習，父母倒是采取了不幹涉的态度，一次也沒有講過‘要好好念書’之類的話。但是，我家卻經常籠罩着令孩子不由自主地想去學習的嚴肅氣氛。”
與中國一樣，日本曆來重視家庭教育。家庭注重培養孩子的自立精神，從小灌輸不依靠父母的理念。
4.大量教育實驗，促進教育與現實的聯系
日本教育與一些東方國家的教育一樣，有灌輸式、重應試等弊病。不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受到新教育運動、實用主義教育的影響，民間也開展了大量的教育實驗，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教育與現實生活的聯系。
中村修二，2014年被授予諾貝爾實體學獎，并被瑞典皇家學院喻為“21世紀的愛迪生”。
他出身漁民家庭，在上學期間并不出色，隻考上了日本三流的不知名大學。但他卻獲得了諾貝爾獎，怎麼做到的呢？秘訣隻有一個，堅持鍛煉自己的動手能力。他動手能力非常強，幾乎每天都要将學到的知識，放到實踐中去檢驗。
經過不計其數的反複實驗，中村修二終于研發出了世界上第一束人造藍光，發明了被認為“不可能有”的藍色發光二極管，一舉成為“藍光之父”。
在人工智能的時代，隻要求孩子卷面上的高分是遠遠不夠的，孩子的動手能力、協作能力、科學思維能力正在變得無比重要。
戰後日本也在不斷的探索過程中吸收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教育理論與經驗。例如，日本的幼稚園、國小并不片面強調知識傳授，而是特别強調兒童的生活經驗；與基礎教育相比，日本的中學有應試的傾向，曾一度比較嚴重，但高中卻實行學分制，學生有比較大的選課自由。
日本的基礎教育十分重視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很多學校動員近乎全校的教師都參加到課外俱樂部活動指導之的中，甚至有些學生活動（如全國高中棒球賽、全國學生與兒童發明展等）成為全體國民關心的盛事。
科學研究需要感性和直覺，而培養這種感性和直覺的最佳時期正是玩得滿身是泥的少年時代。
政府和社會對
教育和科學的崇尚與尊重
1.教師入職門檻高，教育資質良好，教學自由空間較大
日本有着世界領先的教師群體，對教師選擇和教育訓練有着嚴格的要求。首先，教師的入職門檻很高，教師考試由當地政府把關，内容很難，并且每三年都會做一次教師業務考核。其次，日本采取的是教師雇傭機制。日本的教師并不是受雇于學校，而是當地政府。教師工作地點每三年發生一次變動，直到後期逐漸穩定下來，這種做法是保證将最優質的教師配置設定到最需要他們的地方，最珍貴的資源傾向最需要幫助的學生。最後，教師對如何增強學生表現擁有很大自主權。日本教師十分關注“教學法”，重視培養學生思考能力，即教給學生如何思考而非灌輸知識，鼓勵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
此外，日本中國小教師的教學自由空間較大。日本理論界傾向于強調中國小教師的教學自由，實際上教師在教學大綱的基礎上開展課程設計和教學探究的空間也較大。
2. 尊重教育、尊重科學：日元鈔票上就差印“好好學習”四個字了
錢币，是一個國家的名片。世界上各個國家通用的鈔票上，大都印有人物頭像，且幾乎都是政治家唱獨台戲。比如，美元上是開國之父華盛頓、富蘭克林，英鎊上是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大元帥威靈頓，人民币從1塊到100塊上都是毛爺爺，盧比上是甘地、越南盾上是胡志明、泰铢上是泰國國王……
反觀日本。目前，市面上流行的2004版日元，沒有一個政治家。那麼日元上都印了哪些人？答案是，思想家、科學家、作家、教育家……在日本，他們地位崇高，遠超一般的政治人物。
比如下面這張1萬日元，印的人物肖像是福澤谕吉，他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明治時期傑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者。日本人認為他是日本強大的最重要的人物，是以，放在了最大的錢币1萬日元大鈔上。
5000日元上印着樋口一葉。她是日本優秀女作家，隻活了24歲，卻為日本人留下了多部文學經典，如《大年夜》《濁流》《青梅竹馬》等。她是日本鈔票史上的第一位出現在正面的女性肖像人物。
1000日元上印着野口英世。他是日本細菌學家、生物學家，被譽為“日本的國寶”。他在非洲研究黃熱病時，因傳染上病毒而去世。在他的墓碑碑文上寫着：“他畢生緻力于科學，他為人類而生，為人類而死。”
在1993年版上，5千日元印的是新渡戶稻造，他是日本著名的教育家，東京女子大學的創立者。
下面這張1993年版的1千日元上，印的是夏目漱石，對日本近代文學稍微有點了解的人，都讀過他的著作，其中最有名的，當屬長篇小說《我是貓》。魯迅曾評價他：“是明治文壇上新江戶藝術的主流，當世無與匹者。”
總體而言，這些都是日本民族的精英人物。他們有的引入外來文化，為日本注入新鮮血液，如福澤谕吉，有的不僅熱心傳播外來文化，還進一步把日本的文化推向世界，讓世界了解日本，如新渡戶稻造、夏目漱石。
在日本人的心中，這些人和政治家一樣，都對日本進步産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是日本強大的功臣。
日本人還有令人敬佩的“工匠精神”。所謂“工匠精神”，就是一輩子隻做一件事，而且将這件事做到極緻。跟日本人的“工匠精神”不同，中國人崇尚的是善變的“網際網路思維”。總是希望走捷徑、抄近道，而不屑于“紮硬寨、打硬仗”。
良好科研機制、寬松科研環境
與巨大科研投入
日本新世紀19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絕大多數出生在二戰結束前；他們幾乎都是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後進入國立或公立大學讀書的；而且大多是在1964年日本舉辦東京奧運會前後進入頂尖國立綜合大學研究所學生院學習的；1972年日本的GDP超越西德，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他們在著名綜合大學或企業研發部門取得了重大研究突破，進而為新世紀榮獲諾貝爾科學獎奠定了基礎。是以，日本良好科研機制、寬松科研環境與巨大科研投入是培養諾貝爾獎獲得者的重要因素。
1. 日本新世紀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得益于研究開發經費的持續增長
搞科研隻靠主觀意願不夠，還得有先進的儀器裝置和充裕的研究經費，這些都需要有堅實的技術經濟基礎的支撐。所幸，日本新世紀諾貝爾科學獎得主投身科研領域時，正好遇上了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日本在大多數年份都保持了兩位數的經濟增長。結果，日本的經濟增長大幅超過了1960年“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定下的在今後10年中将國民生產毛額提高兩倍以上的目标。1960年日本的GDP隻有16萬億日元，但到1970年時日本的GDP已猛增至72萬億日元。除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日本還制定了與此目标相呼應的“科學技術10年計劃”，提出有必要按歐美國家的水準，盡快将研發經費投入總額提高到國民生產毛額的2%。實際上，日本1970年的研發經費投入總額達到了1960年的6.48倍，其中投給大學的研發經費更是增長了7.1倍。2%的數值目标也于1970年宣告達成。
日本政府和企業非常重視對科學研究的經費投入，其科研經費占GDP的比例為3.67%（2007年），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學的研究經費雖然在整個科研經費中隻占18.3%（2006年），但是，大學的研究經費的結構與企業和其他科研機構完全相反，基礎研究經費占主要部分（約占55%），而基礎研究正是無限接近諾貝爾獎的溫床。
在科研這件事上，尤其是像化學、生物、工程、醫學這些側重于應用的科學領域，若沒有資金的扶持，很難做出關鍵性突破。
比如2015年的日本諾獎得主，實體學家梶田隆章在“中微子”領域做出的關鍵性成果，就離不開超級神岡探測器——探測器建于1991年，耗資約104億日元（約6.3億人民币）。業界普遍認為，如果沒有這台領先世界的儀器，梶田想要作出諾獎級研究幾乎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說，國家經濟實力的強大，為科學家的個人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并成為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
在科研投入的比重上，日本比美國還要高。日大學研經費約占國内生産總值的3％，居發達國家首位。
北京師範大學比較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益民曾向媒體介紹，日本政府和企業非常重視對科學研究的經費投入，其科研經費占GDP的比例為3.67%（2007年），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學的研究經費雖然在整個科研經費中隻占18.3%（2006年），但是，大學的研究經費的結構與企業和其他科研機構完全相反，基礎研究經費占主要部分（約占55%），而基礎研究正是無限接近諾貝爾獎的溫床。
在上個世紀最後20年裡，除去泡沫經濟破裂之初的三年，日本的研發經費投入總體上呈不斷攀升之勢。這一時期，日本的研發經費年度投入總額由4.7萬億日元進一步增長至14.7萬億日元。而且，這20年裡，日本的研發經費投入強度也由2.1%進一步攀升至2.9%，甩開德國0.5個百分點，高出美國近0.3個百分點。
主要國家研發經費投入總額變化趨勢圖
主要國家研發經費投入強度變化趨勢圖
2.科研至上，基礎研究在大學科研中“最受青睐”
1992年、2007年的卡耐基大學教師國際調查顯示，七成左右的日本大學教師在教學與科研中更重視後者。在國立綜合大學，這種“科研至上”的風氣可謂更濃。這樣一來，在日本，客觀上能夠搞科研，主觀上也很想搞科研的大學教師比比皆是。雖然這種重視知識生産勝過知識傳播，甚至知識應用的辦學模式曾引起日本群眾的不安，但它在創新型人才的選拔和培養上确實存在諸多優勢。
日本新世紀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在大學讀書時的導師，無論是年長者，還是中生代，大都經曆過二戰，對科技競争的殘酷性和重要性有着深切的感悟，是以人人都可以說是拼命三郎，而且對解決科技問題與發表期刊論文之間的關系有着非常清醒的認識，對科研選題的新穎性和科研資料的準确性要求非常嚴格。這種精神氣質當然會通過言傳身教的方式傳遞給他們的弟子。他們的弟子在其耳提面命下，對日本走科技立國的道路、迅速跻身世界科技強國行列的必要性也有着與今日青年學子完全不同的了解，并且都甘願為增強日本的科技實力而不懈努力。
1964年，東京奧運會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日本的科技實力；1965年，朝永振一郎又繼湯川秀樹之後再度摘得諾貝爾實體學獎桂冠。這些成功使日本新世紀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導師們迅速恢複了自信，同時也極大地提振了他們的弟子的科技自信心。這些青年學子相信一切皆有可能，隻要自己勤奮努力、勇于攻堅克難，就有可能做出世界一流的科技貢獻。是以，他們不願意再繼續簡單地模仿西方學者，而是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大膽地向無人區挺進。如果他們當時為了多發論文，隻肯做跟蹤研究，不願挑戰世界科技難題，很難想象他們之後能取得那麼多令世人矚目的原創性科技成果。
3.科研環境獨立自由不受幹擾是重要原因
除了科研環境的保障，日大學學家始終如一的勤奮刻苦、堅韌不拔的工作精神是他們能在很多領域迅速追趕歐美發達國家甚至保持世界領先地位的一個重要因素。日本研究人員自由獨立研究也是研究領域不斷出成果的關鍵。
日本的大學教授和研究所人員申報課題的管道和形式，實際上是課題注冊制，不必層層審批，一定份額的經費就很快撥下來，保障其數年的研究。
換句話說，獨立自由和不受幹擾是日大學學家頻頻獲得諾貝爾獎的主要原因。而日本大學多半是研究型大學，以科研帶動教學，而不是教學型學校，這是日本頻出高品質科研成果的重要原因。
日大學學家的職業威望高、工資待遇豐厚也為他們全心緻力于教學、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在經濟收入方面，日本厚生勞動省“工資結構基本統計調查”結果顯示，2008年日本大學教授的平均工資約為1122萬日元（約合90萬元人民币），大大超過了國家公務員的663萬日元。
4.全面改良科學技術創新 “土壤”，似比定向培養科學技術創新“苗子”成效更大
日本新世紀19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有不少人在做出獲獎奠基性成果之前表現并不突出。例如，下村脩在長崎醫科大學附屬藥學專科部畢業後，隻在名古屋大學進修過兩年，他是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博士後期間發現綠色熒光蛋白的；田中耕一在東北大學讀書時留過級，獲獎時既無研究所學生學曆和海外留學經曆、又無 SCI 期刊論文和進階職稱；中村修二從名不經傳的德島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長期在一家隻有幾百人的“鄉鎮企業”——日亞化學工業公司工作，并在那裡研制出高效率藍色發光二極管；和中村修二同時獲諾貝爾實體學獎的天野浩做出獲獎奠基性成果時隻是名古屋大學赤崎勇實驗室的一名研究所學生；小柴昌俊早期學習成績很差，過了創造力高峰期之後科研才漸入佳境。這意味着無論日本政府如何遴選拔尖人才進行重點扶持，都很難相中這些在做出獲獎奠基性成果之前條件一般且表現平平的科研人員。是以，依靠現有的科技權威遴選能夠逸出常軌、取得重大突破的未來科技之星存在很大的視野盲區。
事實上，日本政府上個世紀從未實施過拔尖人才科研資助計劃。因為日本的大學實行高度自治，文部省和科技廳的官員權力受到嚴重制約，很難直接幹預大學的運作與治理；而且這些官員遠離基層，對科研工作的性質和科技人才的特點的了解有限，要他們牽頭遴選具有獲諾貝爾獎潛質的拔尖人才，并為之承擔決策後果難度非常大。是以，日本新世紀出現諾貝爾科學獎“井噴”，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日本政府對科學文化的培育和科研環境的改良，而不是對科學技術創新“苗子”的選育。
無論如何，日本能夠将當初放出的“狂言”變成“科技立國”的現實，以上四大科研和教育模式創新，都非常值得尊重和學習。
本文根據新華社、财新網、南方都市報、澎湃新聞網、知識分子、《閱讀的旅程》、果殼網等進行内容補充和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