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求真，執着的求美——蒲松齡人生奮鬥記(一)盧之梭按：一世的追求，伴随着一生的痛苦。即使到了生命的終點，蒲松齡還是沒有釋懷。

<h1 class="pgc-h-arrow-right">盧之梭按：一世的追求，伴随着一生的痛苦。即使到了生命的終點，蒲松齡還是沒有釋懷。</h1>

首先，我這裡所說的“真”，既不是中國傳統倫理意義上的真，也不是審美意義上的真，而是指邏輯哲學體系的真。它來源于邏輯實用主義理論，它的特點就是凡是好的，有用的，就是真。真的本義是，一切外在客觀事物的邏輯。追求物質及其過程中衍生出來的客觀事物、規律的，就是我所說的求“真”。

蒲松齡先生的求真，包括求生計、求功名。盡管追求功名也有求“善”的一面，因為有功名自然會有利祿，屬于外在物質的内向沿伸，這一方面也是屬于求“真”。

求生計，原本是為了穩定生活，進而更好的求功名，誰科，恰恰是安逸穩當的生計（他40歲以後在畢家設賬，經濟安穩很多），加上蒲松齡先生對待科考的自負與高傲，自始至終沒有把科考制藝擺放在重點攻讀的重要地位，可以這麼說，求生計，間接造就蒲松齡求功名的失敗。這一點不是本文的重點，是以不再詳述。

反倒是他的求功名，看似執着，卻道盡命運的滄桑與悲涼，也暴露了蒲松齡先生對身外之物的滑稽甚至荒唐。是以非要大寫特寫一番才是。

開始風和日麗，旗開得勝，年輕的蒲松齡躊躇滿志，志在千裡。沒人想到，随後的50年裡，陰雲密布，凄風慘雨，科考屢屢敗北。蒲松齡窮且益堅，砥砺前行，終其一生，終究未盼到雲開霧散、揚眉吐氣的那一天，給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命運史留下了沉重而又悲壯的一頁。

蒲松齡先生在人生的初期就把自己牢牢綁定在科舉路上，這一點本身不足為奇，因為這種先天的“學優則仕”文化基因遭遇後天書生狹窄的發展機遇，使得搏取功名成了那個年代讀書人唯一的理性選擇。蒲氏是淄川大戶，其家族一直熱衷于追求功名。父親蒲槃時家道已漸沒落，蒲松齡在4個兒子中最為聰穎惠達，19歲時更在鄉、府、院試獨占鳌頭，這給不甘平庸的蒲氏家族帶來不少希望，蒲松齡故而承擔了比其他兄弟更多的期望和責任，從小在骨子裡被蝕刻着要以“正”業振興家族，以追求功名作為自己一生的終極意義。

于是，他一生的前途就此被劃定了方向。

讓現代人感到無法了解的是：他何以能在長達50多年痛苦卓絕中堅持“求真”理想？因為這誇張式角色隻有在虛構小說中才能見到的啊。可曆史的的确确告訴我們：蒲松齡就是“範進”這類人物在現實社會中的投射。

早在康熙18年（即1679年），清政府首開博學宏詞科，天下士林為之震撼，蒲松齡也大為興奮，連夜撰寫兩篇《拟上征天下博學宏詞親考揀用以備顧問群臣謝表》，模拟科考形式進行練筆。參加科舉制藝（制藝即撰寫八股文章）數十次，蒲松齡更将經驗結內建冊《與諸弟侄書》，一是展現其“豐富成果”，同時也達到傳授自己八股創作觀的目的。

他從19歲一直考到72歲，參加歲試30餘次（有學者認為并無這種考試），科試10餘次，另有鄉試10餘次，在搏取功名的道路上一走到底，從不怠懈，何其執着！

康熙26年（即1687年），蒲松齡參加鄉試因“越幅”（超出篇幅）被黜，他痛心疾首，在日記中說：“得意疾書，回頭大錯，此況何如，覺千瓢冷汗沾衣，一縷魂飛出舍”，可以看出：他是非常在意科舉制藝。

（待續，請繼續閱讀第二、三、四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