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鈞的故事：鐵血丹心扶社稷

踏破璀璨的曆史長空，瞭望星輝裡斑駁的流光閃爍，千年的風霜，當機了多少英雄傳說，那古今橫貫的天地長線，串聯着生命最初的力量，帶給人驚奇，帶給人追憶，那曆史的浩繁畫卷，是永不老去的心靈天宇!

李烈鈞

讨袁第一槍

　　1913年3月，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遇刺身亡，引發了民初政局的極大動蕩：

　　國民黨方面，黃興等人認為已經抓到兇手，可以啟動國會，彈劾幕後指使、臨時總理趙秉鈞；孫中山認為趙秉鈞不過是袁世凱的爪牙，不如武力讨袁。兩派一時争執不下。

　　袁世凱擔心南方會起事，一面拉攏湖北共進會和浙江光複會，一面對國民黨控制的安徽、江西、廣東等省施壓。

　　江西都督李烈鈞早就看出了袁世凱的野心，在1912年2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時，李就感歎：“國家從此多事矣”，并與其同鄉摯友楊赓笙相約：“一旦有事，當以貴縣湖口為抗拒袁世凱的大學營。”不幸言中。

　 　李烈鈞擔任江西都督不久，就邀孫中山赴江西巡視，袁世凱派人來贛遊說：“李都督如果赴北京與大總統一晤，當以二百萬元為酬，并晉勳一位。”李拒絕道： “餘思建勳業于國家，豈醜類所誘耳？”袁世凱見李不上鈎，就想安插親信做江西民政長，用以牽制。李以“省議會堅決反對”為由，将來人給踢了回去，袁惱羞成 怒，将李視作異己。

　　宋教仁遇刺後，袁世凱擔心江西會鬧事，幹脆于1913年6月下令免除李烈鈞江西都督職務，接着又免除安徽柏文蔚、廣東胡漢民、湖南譚延闿三省國民黨籍都督。

　　江西省政府議會請李烈鈞起義，李不同意，說：“中央免除吾職，吾即起義，是反也，非義舉也，若袁世凱違法，重襲帝制，以民意伐之，吾赴聽命。”決定先去上海，拜訪孫中山再作計較。

　　當時國民黨已陷入被動，孫中山、黃興終于達成一緻認識“袁氏将撥專制之死灰，而負民國之付托”，必須興起二次革命。國民黨重要成員在上海開會商讨讨袁事宜，卻分歧很大，因力量分散，很難一時發難。

　　李烈鈞見大家莫衷一是，表示願意回江西首先發難：“漢賊不兩立，吾侪和袁賊不能并存，有袁無我，有我無袁，讨袁義舉，萬死不辭。”孫中山深為感動，說：“知我者，協和（李烈鈞字）也。”

　　早在赴上海開會之前，李烈鈞就委派幹将楊赓笙回湖口做讨袁準備。會議一結束，李便兼程趕回湖口。

　 　1913年7月12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就任“江西讨袁總司令”，釋出檄文通電全國：“乘時竊柄，帝制自為，意圖破壞共和，為全國之公敵。”另有《江西 讨袁軍總司令檄文》、《江西讨袁軍對外通電》和《江西讨袁軍對黨團公啟》三大文獻，昭示中外，與人民約法三章：1、誓誅民賊袁世凱，2、鞏固共和政 體，3、保障中外人民财産。

　　袁世凱即派駐防湖北的北洋第六師李純部入贛，江西新任都督歐陽武擔心戰亂禍及百姓，要求湖北都督、副總統黎元洪把将軍隊調回湖北。黎元洪電令李純撤兵，李純置之不理，更将前鋒推進，同李烈鈞義軍的防地僅距數裡之遙，戰争一觸即發。

　 　歐陽武對李烈鈞也不斷勸導：“此間皆不主戰，請君速速返滬。否則，本人即會同北軍夾攻湖口。”允諾隻要李烈鈞離境，表示願出3萬元作為出洋考察經費。李 烈鈞大義凜然道：“烈鈞亦知歐陽兄素主和平，但烈鈞已到此，決無返滬之理。請為歐陽言，好則回頭見，否則來生見可也。”

　　歐陽武企圖調動兩團兵力進攻湖口，但江西軍中多是李烈鈞的舊部，他指揮不動，隻好宣布辭職，聲稱：“今既無調遣軍隊之能力，武何顔任此重職。”

　　李烈鈞起義兵力并不多，當時江西駐有陸軍兩個師和1個混成旅，共計10個團，由于袁世凱收買分化，第1師師長倒向袁世凱；第2師師長動搖不定。完全服從李烈鈞的隻有林虎的第1師第1旅（兩個團），方聲濤的新編旅，李明揚的第10團，周璧階的第9團以及一個機關槍大隊。

　　面對北洋大軍壓境，李烈鈞兵分三路迎戰，他自己指揮中路，方聲濤為右翼軍司令，林虎為左翼軍司令。激戰數日後，李純抵擋不住後撤，讨袁軍連連獲勝。

　　袁世凱見狀不妙，又調動駐孝感的王占元第二師配合李純；同時任命段芝貴為第1軍軍長兼“江西宣撫使”，統一指揮前線作戰部隊；海軍次長湯芗銘也随艦隊配合北洋軍進攻。

　　北洋軍大肆前來，讨袁軍頓時不支，退往南昌。

　　本已“辭職隐居”歐陽武見李烈鈞回來，便逃到吉安青源山剪了個光頭，自稱“止戈和尚”，奉勸雙方罷手。北洋軍當然不幹，很快逼近南昌城，李烈鈞孤軍難支。湘督譚延闿來電勸他赴湖南，部下等也勸他先行撤退，無奈之下，李隻得去了長沙。

　 　安徽、上海、福建等地的讨袁義軍也很快失敗，譚延闿擔心北洋軍乘機打到湖南，通電取消獨立。李烈鈞9月2日到達長沙時，譚延闿不好公開接待，特安排一乘 大轎将李擡到日本駐長沙領事館，在那裡同李會晤。在譚的安排下，李烈鈞由日本領事館掩護，經上海去了日本。江西義軍則由譚延闿電請袁世凱同意，由湖南收繳 槍械，以“退伍”之名出資遣散。

　　這年9月，四川最後一支反袁義軍被剿滅，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命下令通緝戰犯，以黃興、陳其美、鈕永建、何海鳴、岑春煊五人為首，孫中山、李烈鈞、柏文蔚、陳炯明亦在通緝之列。

　　二次革命是民國建立後的首次南北戰争，後果卻很為惡劣：

　　北洋軍源源進入南方各省，除了廣西、貴州、雲南、四川四省外，其他都成為了北洋軍的征服地；

　　國民黨方面，孫中山認為内部渙散，決定重建“中華革命黨”，規定入黨者都要蓋指模、立誓約，絕對服從總理。黃興、李烈鈞等許多革命元老認為此舉過于荒謬，拒絕參加，黃興後來去了美國，李烈鈞則赴歐洲考察各國政情，國民黨顯然出現分化。

江西都督，非李莫屬

　 　李烈鈞字協和，1881年2月生于江西武甯，他是孫中山麾下能文能武的全才，孫曾稱贊雲：“協和先生上馬能武，下馬能文，誠不可多得之當代儒将。”曾任 孫中山秘書長的楊赓笙回憶：“總理每語黨員，言及先生，常稱之為協和先生，先生往谒總理，總理必起而迎之，是可知總理重視先生矣。”

　　 提到李的身世，得先講太平天國，因其父李駿興曾是忠王李秀成部下。起義失敗後，李駿興傳回故裡，反清壯志不移，手臂上針刺“太平天國”四字。李烈鈞自幼受 父輩熏陶，以反清為人生信條，曾在自傳中回憶：“先嚴兄弟四人太平天國時均棄儒從軍，事敗傳回故裡……稍長，見先嚴與諸伯叔面部或手臂均有針刺‘太平天 國’四字，叩問其故，心怦怦欲動焉。及年十二，聞父輩述甲午戰争，國軍挫敗，餘雖幼，憬然若有所悟，思雪斯恥，始蓄投筆從戎之志。”

　　1902年，李烈鈞考入江西武備學堂，兩年後被清廷保送日本士官學校習炮科。當時孫中山在日本宣傳革命，李烈鈞欽佩不已，加入了同盟會，自此為民主革命奔走幾十年。

　　在日本學成回國後，李烈鈞進入江西新軍中擔任管帶，負責訓練新軍。他在新軍中宣揚革命，深受下層士兵歡迎，也讓上司頗為忌憚。後雲南總督李經羲重聘有為青年，李烈鈞被聘任雲南講武堂教官和陸軍國小堂總辦（校長），協助同盟會雲南支部在學堂和軍隊中宣傳反清活動。

　　1911年秋，李烈鈞奉命北上參觀清政府在天津馬廠舉行的秋操，就在這段日子内，湖北爆發了起義。他迅速折回江西聯系故舊，意欲起兵響應。

　 　适時在雲南新軍中工作的九江人蔣群也趕到了江西，蔣與駐九江的新軍第53标标統（團長）馬毓寶是舊交，與九江炮台總台官徐公度是老友，後二人早秘密加入 了同盟會。10月23日，九江宣布獨立，馬毓寶、蔣群、徐公度等在道台衙門召集各界召開大會，選舉馬毓寶為“九江軍政府”都督，蔣群為幫辦軍務兼參謀長， 徐公度為炮台總司令，吳鐵城為總參議等等。

　　等九江的上司班子基本确定，李烈鈞才到，這下便難堪了——李在江西新軍中具有“偶像”地位，不給他一個名分，軍中不服；在雲南的時候，蔣群便是在李烈鈞的協助下才能順利展開活動，現在故友一來，他也十分為難，以總參謀長想讓，李烈鈞推辭不過，勉強上任。

　　當時南昌尚未光複，李烈鈞部署軍隊占領長江要塞金雞坡炮台和馬當炮台，将長江防線攔腰截斷，清廷由武漢順水東駛上海的十一艘軍艦和兩艘魚雷艇行到江西不敢觸雷池，李得知海軍中有老友，便派人前去遊說，大清海軍居然宣布起義。

　　李烈鈞在九江大出風頭，被江西軍界推舉為“海陸軍總司令”，軍政府中的都督馬毓寶反而不為人重視了。

　 　再說南昌，九江光複後，南昌新軍聞風而動，10月30日晚發動起義。江西巡撫逃走，南昌獨立。在推選軍政府上司人時，軍隊方面推舉第27混成協協統吳介 璋為都督。吳上任後弄了一堆立憲派組織軍政府，江西各界紛紛表示不滿，吳自覺能力不夠，通電辭職，去了上海。吳走後，南昌吵成一團，幾派争執不下，隻得讓 人到九江迎接馬毓寶來省城做都督。

　　九江有李烈鈞搶風頭，馬毓寶樂得離開，喜滋滋去了南昌。

　　其實李烈鈞在九江也沒呆多久。1911年11月，安徽安慶革命黨起義，敦請李烈鈞支援，李親率大軍前往。安慶各界召開盛大歡迎會，推李烈鈞為安徽都督。

　 　李烈鈞任安徽都督不久，馮國璋重兵進攻武昌，黎元洪一日五次急電向李烈鈞求援。安徽内部尚有很多人不滿江西人李烈鈞當都督，李也知道安徽不是用武之所， 便決意援鄂，他将皖督大印傳遞給戰友胡萬泰後，立即下令海陸軍集合率艦西上。抵武昌後，李部署海陸兩軍控制武昌要地，黎元洪任命其為“五省聯軍”總司令。

等到孫中山回國，袁世凱重新出山，南北慢慢有了議和趨勢。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江西省臨時參議會向孫中山電控馬毓寶，認為馬實在不能控制江西局勢，請李烈鈞擔任江西都督。

　　幾番周折，李烈鈞于1912年3月19日就任江西都督。

　　李烈鈞主贛期間，大力進行改革：軍事上整編新軍，裁減舊軍，提高軍隊戰鬥力；政治上改組都督府，精減人員，選賢任能；同時創辦軍事學校，培養幹部。

　　無論做啥事都需要大筆銀子，江西短短三個月換了三個都督，軍政府府内人事變動頻繁，不少人乘機A錢。李烈鈞上任時，鹽封、厘封、官銀錢号就早被劫一空。另外江西各地均将款項截為己有，導緻軍政府财政極為困難。

　 　為擺脫困境，李烈鈞下令取消江西其它地方“分府”，又聘請一幹能人抓經濟：先是開辦銀行發行地方紙币，又抓鹽運鹽稅，還極力發展交通運輸，借款改組“南 浔鐵路有限公司”。李烈鈞認為，“此項借款成立，除撥還息金舊欠，以之購備材料，克日開工。一年之後，全路通行，商務運輸，營業必旺，三四年之後，積存公 司所入之赢餘，備還本息，不緻無著，且該公司既歸公家監督，弊端可以剔除，借款歸還，較易為力”——不得不佩服李的戰略眼光。為發展農業，李烈鈞采還下令 撥款興修水利和修築圩堤。

　　在李烈鈞的治理下，江西經濟逐漸好轉。

　　當時江西境内治安很不好，存在着廣泛的“黑社 會”勢力。其中洪門分支洪江會最為活躍，反清時洪江會曾多次參與起義，辛亥後一些大佬以功臣自居，大肆開堂收弟子。李烈鈞采取“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的分 化分治的方針，将嚣張的首領抓獲槍斃，強行解散各社團——不過此舉也大大傷害了洪門兄弟，在二次革命反袁的時候，幫會就站在了袁世凱那邊，如何協調革命黨 與幫會之間的關系，在民國初年是個很難的議題。

　　為了建設好江西，李烈鈞很重視扶植青年才俊，他選拔本省優秀青年，官費派往日本、歐美求學，造就專門人才。其中陳寅恪、程孝剛等人後來成為世界知名學者。

護國三傑

　　李烈鈞本想好好治理江西，但宋教仁遇刺引發政壇動蕩，接着二次革命失敗，國民黨一幹大員紛紛逃亡日本。孫中山認為此次革命失敗是因為國民黨部分黨員不聽調令，要樹立黨魁絕對權威。李烈鈞認為“發誓效忠”違背了民主初衷，拒絕入黨，進而離日赴歐考察憲政。

　 　袁世凱以武力鎮壓了國民黨後，得意洋洋“被”國會選為正式大總統，随即解散國民黨，踢開國會，做起了當皇帝的美夢。1915年初，袁世凱宣布複辟帝 制，5月9日，又公然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激起全國人民反對，李烈鈞适時在南洋，聞訊後異常氣憤，決意回國召集舊部反袁，又感革命不能離開組織， 便毅然加入了中華革命黨。

　　孫中山知道李烈鈞在雲南有很深的基礎，雲南軍政人物唐繼堯、李根源、羅佩金、黃毓成等均是他的同僚，便委托他到雲南策反滇督唐繼堯。

　 　12月底，李烈鈞借道越南，電勸唐繼堯舉起義旗。唐繼堯十分猶豫：反袁吧，又擔心北洋大軍打過來；不反吧，李烈鈞一号召，雲南肯定大亂！李烈鈞等候多日 毫無動靜，電促唐說：“此來為國亦為兄，今到越南多日矣，三日内即闖關入滇，雖兄将餘槍決，送袁逆報功，亦不敢計也。”

　　唐繼堯深知李烈鈞說到做到，如若不通電反袁，李回雲南後一定會讓自己難堪；另一方面，革命黨也不斷敦促，唐權衡得失，決心反袁，并派其弟唐繼虞迎接李烈鈞到昆明；雲南前都督蔡锷在俠妓小鳳仙的幫助下逃脫袁世凱的監視，離開北京回到雲南。

　　唐繼堯的雲南都督之位本是蔡锷推薦，蔡一回來，唐反袁意志更為堅定。于是唐繼堯、李烈鈞和蔡锷三人歃血為盟，成立“護國軍政府”，宣布雲南獨立，三人是以也被稱為“護國三傑”。

　　三人署名釋出護國軍政府讨袁檄文，曆數袁世凱20條罪狀，号召全國人民：“修我矛戟，盍賦同仇……共扶社稷。誓與民國同生死，誓與四萬萬同胞共生死，擁護共和，反對帝制，中華民國萬歲。”

　 　雲南“護國軍政府”成立後，大家決定仿照辛亥革命時的武昌軍政府形式，推舉一位都督，又推舉一位總司令（那時候黎元洪是都督，黃興是總司令）。蔡、唐二 人互相推讓，最後由于蔡锷的堅持，唐繼堯為都督，“總司令”選了三個：第一軍由蔡锷任總司令，出師四川；第二軍由李烈鈞任總司令，向兩廣進發；第三軍由唐 繼堯任總司令，坐鎮雲南。

　　護國軍擇日北上，蔡锷第一軍連戰皆捷，四川、貴州相繼獨立。

　　李烈鈞率第二軍向滇桂邊境 進發，先在廣西百色擊潰北洋軍，順勢入廣西。接着經南甯沿江直下廣東肇慶，然後沿粵江北上攻打韶關，對方聞炮聲逃走，軍中有“李烈鈞三炮定韶關”之美談。 當時陳炯明的“共和軍”在廣州也占領數縣，徐勤的“廣東護國軍”、林虎的反袁部隊、李福林的民軍等各種反袁力量遍布廣東，廣東都督龍濟光被迫宣布獨立。

　　接着湖南、湖北、陝西、山西、浙江先後獨立，袁世凱徹底失了人心，連北洋大軍也指揮不動，不久憂懼而死。

　 　袁世凱死後，副總統黎元洪繼任，段祺瑞擔任内閣總理。黎元洪手無兵權，便想着為了拉攏各地實力人物，最值得籠絡的便是李烈鈞——當年武昌首義被北洋圍攻 時，李曾帶着江西子弟兵協防武昌，而且李是辛亥元老，在軍界地位頗高。黎元洪派人給李封官授勳，授予“嘉禾大勳章”一枚，李對北洋政府無甚好感，根本不領 情，将所授的大勳章挂在自家養的一條狗脖子上。

　　有人問李烈鈞，護國三傑誰的功勞最大？李隻是笑笑：“我是革命者，沒啥功勞。如果非要 評價的話，護國起義，唐繼堯起的作用最大，唐掌握雲南軍政大權，沒有他，護國起義發動不起來。”袁世凱死後，李烈鈞通電各界辭職，将軍權還給唐繼堯。朋友 勸他留一點子弟兵，他根本不在乎，說“我不要地盤、不要軍隊，隻願天下太平。如若再有人踐踏共和，我李烈鈞一樣反他！”

　　話還真被李将 軍說對了，黎元洪當總統後與内閣總理段祺瑞不合，兩人請盤踞徐州的辮帥張勳到北京來調停，結果張勳把溥儀請出來“複辟”——辮帥玩了12天就被打得鼻青臉 腫開溜。段祺瑞回到北京城趕走黎元洪，将北洋大哥馮國璋請出來當“代總統”，同時繞過國會，直接安排人馬組成中央政府。

　　段祺瑞以軍代政，大舉借外債準備武力統一全國，引起西南軍閥們的極大不安。廣西陸榮廷、雲南唐繼堯請孫中山到南方“護法”，召集國會議員南下成立“合法中央”與北洋對抗。孫中山與汪精衛、胡漢民等趕到廣州，同時電邀各界，李烈鈞再起征程。

武安邦，文治國

　 　1917年9月1日，南下的國會議員召開“非常會議”，孫中山以84票當選為“護法軍政府”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各部部長依次是：外交伍廷 芳，财政唐紹儀，陸軍張開儒，海軍程璧光，内政孫洪伊，交通胡漢民；軍政府這邊，秘書長章太炎，總參謀長李烈鈞，軍政府第一軍總司令陳炯明，“高等顧問” 吳景濂等。

　　李烈鈞再次與孫中山站在了一起，從此悉心相随，一直到孫中山逝世。

　　西南軍閥們根本沒打算與北洋動武，孫中山眼見南北為一丘之貉，離開廣州赴上海，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

　　1918年8月，國民黨陳炯明控制的軍隊趕走桂系軍閥，再請孫中山南下重組軍政府，繼續進行護法鬥争。

　 　孫中山到達廣州後，覺得要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僅靠“護法”的旗幟斷斷不行。他在國會議員的支援下，決定另組“中華民國政府”。可陳炯明隻是想廣東自 保，并不支援，軍政府中既有擁孫派，也有擁陳派，沖突重重。李烈鈞一直在前線，率領召集的滇軍與陸榮廷的桂軍開戰，李精于用兵，兩年後居然将部隊打入廣西 桂林，兩廣連成一片。

　　李烈鈞在軍事上的成功，為孫中山奠定了政治基礎。孫建議啟動國會，選舉産生正式政府，并指出“洋人不肯傳遞關稅 給軍政府，北方徐世昌又以總統名義向外借款。是以，廣東應迅速成立正式政府，選出總統以謀對抗。如果國會不同意，我将離開廣州。”陳炯明雖不願意，卻不敢 違背衆人意願，李烈鈞手上的滇軍、許崇智控制的第二軍、李福林的民軍均能對其構成威脅。

　　1921年4月7日，“非常國會”由參議院院長林森主持召開兩院聯合會議，會議通過了《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接着進行大總統選舉，出席會議的議員222人，孫中山以218票當選。

　 　5月5日，孫中山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釋出對内、對外宣言，随後又任命了正式政府軍政要職：李烈鈞為參謀總長，胡漢民為秘書長，馬君武為總 統府秘書長，陳炯明為内務總長兼陸軍總長，湯廷光為海軍總長，唐紹儀為财政總長，徐紹桢為總統府參軍長，徐謙為大理院院長。

　　南方政權建立後，孫中山以“總統”名義舉起“護法”旗幟，後世稱之為“第二次護法運動”。

　　陳炯明不甘心，秘密與北洋聯絡倒孫。1922年5月間，李烈鈞率北伐前鋒已經打倒江西吉安，即将攻取南昌。陳炯明卻在廣州圍攻總統府，孫中山上“永豐”艦避難，令李烈鈞迅速回師平亂。可惜等李烈鈞趕到廣東邊境，孫中山已經去了上海，第二次護法運動失敗。

　　孫中山離開後，廣東的局面卻更為複雜。陳炯明控制不住局面，很快被趕到潮汕一帶。李烈鈞電請孫中山再到廣州，孫于上海通電：自己未回廣州以前，由李代行職權。

這時，在直皖戰争後下台的段祺瑞企圖東山再起，他見李烈鈞在廣東聲勢煊赫，便派人攜大洋100萬元贈李，意圖拉攏。李烈鈞如數收下，放到總部的一間辦公室裡，并将這間屋命名為“藏金室”，一是作為革命經費，二是接濟經濟困難的故友。

　 　每當有朋友來訪，李烈鈞就帶他們到“藏金室”參觀，笑着介紹：“這是段祺瑞送來的禮物，見者有份，你們可以随時取用。”湖南有一位老同盟會員覃振，與李 烈鈞是莫逆之交，也是李最窮的一位朋友。覃來看李，李烈鈞帶其到“藏金室”，要他随意取用。覃振便用包裹包了1000塊大洋，但走到門口就提不動了，最後 還是李烈鈞派人替他拿到旅館。有人笑李太傻，如果把這筆錢裝進自己腰包，下半生就不用愁了。李烈鈞聽後置之一笑：“錢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何必 看得那麼重要呢！”孫中山得知也是哈哈大笑：“李率性得可愛。”

　　1923年2月，孫中山傳回廣州。當時控制北洋的曹锟、吳佩孚打出 “恢複法統，恢複國會”的旗幟，以衆議院議長吳景濂牽頭，吸引不少國會議員北上，孫中山的“護法”失去了名義，便宣布進入讨賊時期，所謂的“賊”，就是各 自為政的軍閥。為了在“法理”上說得過去，孫中山在廣州組成“大元帥府”，自己任“大元帥”，胡漢民為大學營總參議，廖仲恺為财政部長，譚延闿為内政部 長，伍朝樞為外交部長，朱培德為參軍長等。

　　李烈鈞為選為“閩贛邊防督辦”，駐軍汕頭對付陳炯明殘部。李在汕頭旗開得勝，緻電孫中山：“此間情況日來甚有進步……現計劃将全力離開潮梅，而兇寇方面進行詳情，确定續報”。

　 　廣州讨賊軍北伐逐顯成效，曹锟卻在北京賄選，“正式”被選為大總統，孫中山痛感民國成立隻有國号，而無民國之實，“革命的失敗在于沒有建立革命的武 力”。李烈鈞也覺得要鏟除軍閥割據，必須建立一支革命武裝，于是向孫中山提出創辦軍校，他在自傳中說：“餘向總理建議，為了健全本黨，急應培儲黨軍幹部， 總理然之，乃創辦軍官學校于黃埔。廖仲恺時長财政，乃請其充分籌款，冀收速效。開學之日，餘及譚延闿随總理莅該校，參加典禮。餘奉總理命，說明本黨建軍之 旨。”黃埔軍校橫空出世。

　　1924年1月24日，孫中山以大元帥身份任命蔣中正為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會長”，標明距離廣州市40裡的黃埔島為校址。

　　孫中山也看出國民黨内弊端重重，決定采取“聯蘇、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聯合共産黨人北伐。不久，廣州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李烈鈞被選為中央委員。

　　北洋方面，張作霖入關擊垮直系曹锟、吳佩孚，與馮玉祥共同把持了北京政權，兩人推舉段祺瑞和孫中山共同出面統一南北。1924年10月，孫中山應段祺瑞邀請北上。李烈鈞以大元帥府參謀總長的身份随行，同行者還有孫科、戴季陶、汪精衛等人。

　 　拟定的行程是取道日本，再到天津，然後到北京，孫中山當時已經重病在身，途中孫肝病複發，李烈鈞建議在日本小作停留治病，孫說：“國事當頭，無暇顧此， 俟到津後再議。”到天津後，孫中山特意造訪張作霖，對張說：“此次奉直之戰，賴貴軍之力，擊破吳佩孚，實可為奉軍賀。”張答：“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為 賀。”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傲而無禮。

　　李烈鈞見此立即站起身來：“話别這樣說，如果不将國家之障礙，如曹锟吳佩孚這類人鏟除，那麼想求國之進步與人民幸福，終屬無望。總理孫公之賀，實有價值，也就是您張大師能當之。”

　　張作霖聽後大笑：“李參謀長武能安邦，文能治國，張某不才，總理謬贊了。”李烈鈞正色道：“張大帥響應共和，李某佩服得緊。”氣氛為之緩和。

　　孫中山接着說：“協和之言是也，自民國成立以來，得我之賀詞者，亦惟兄一人耳。”張作霖出身草莽，瞧不起汪精衛、胡漢民等文人，對軍人出身的李烈鈞卻是相當佩服：“孫總理有李将軍這樣的能人，看來咱隻能選擇合作了，我可不想與李将軍為敵。”

羞與蔣介石為伍

　　可惜孫中山到了北京後病情更重，而馮玉祥也被擠兌去了西北，南北和談一事再次擱淺。1925年3月12日上午9時，孫中山病逝，舉國震驚，萬民哀痛。宋慶齡、汪精衛等人聯名請李烈鈞主持治喪事宜。

　 　衆人認為在社稷壇為總理停靈和舉行治喪儀式最為合适，于是通知臨時執政段祺瑞。段派代表與汪精衛接洽，趾高氣揚道：“隻能在西山碧雲寺公祭，在社稷壇治 喪不行。”汪不知所措，急告李烈鈞。李勃然大怒，将來者狠狠教訓了頓：“孫總理德高望重，勞苦功高，這次抱病北上，不幸病逝，理應在社稷壇舉行國葬公祭， 社稷壇為國家所有，非段祺瑞的私人财産，他有什麼理由不同意……”

　　這些消息第二天便見諸報端，段祺瑞迫于輿論壓力，隻好同意李烈鈞的要求，還假惺惺地表示：自己要親臨緻祭，然而到了公祭那一天，段又借口有病拒絕前往，改派内務總長代表緻祭。李烈鈞對段祺瑞這種言而無信的行為非常氣憤：“段祺瑞人昏庸老朽，焉能主持國事。”

　 　公祭時，李烈鈞親拟挽聯：“才逾湯武，功蓋桓文，九萬裡震威名，天授如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出秉節钺，入贊戎機，二十年共患難，山頹安仰！上為國 恸，下為私哀。”并發表演說諷刺段祺瑞：“……從今天的事實看來，總理遺容易見，段大執政的身影卻難一睹……那些昏庸腐朽的敗類，是絕難擔當起國家、民族 振興的重任的，他們與帝國主義都暗恨總理，怕見先生的面，總理活着的時候他們害怕，死後還是害怕……”

　　段祺瑞奈何不了李烈鈞，又擔心 放虎歸山，就聘請李為政府“參謀總長”，李拒不赴任，當時廣州政府由胡漢民代理大元帥，李烈鈞覺得胡心胸狹隘，而且屬于革命後輩，也沒回廣州。“西北邊防 督辦”馮玉祥早聽聞李大名，特意請其去張家口擔任西北軍總監。西北軍從北洋軍中演化而來，不屬于國民黨控制之列，李烈鈞覺得馮玉祥可以熏染，自己到西北軍 中推動官兵思想轉化，也能為國民黨在北方培養一支軍事力量，于是欣然前往。

　　馮玉祥對李烈鈞一直很欽佩，稱贊其“集大仁、大智、大勇于 一身”，“今之奇才也”。李烈鈞利用合作共事機會，積極向馮玉祥及其官兵灌輸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在李烈鈞影響下，馮及其所率隊伍發生積極變化。不久，馮 玉祥緻電國民黨中央，聲明“全軍20萬将士一律加入國民黨”。

　　控制北京政權的張作霖顯然不願意北方出現一支“國民黨軍隊”，很快調集大軍朝馮玉祥壓來，1926年8月，馮玉祥在張作霖、閻錫山、吳佩孚的三路夾擊之下戰敗下野，李烈鈞隻得回到家鄉。

　　10月，蔣介石帶領的北伐軍進入江西，并以“北伐總司令”的名義電請李烈鈞“代理”江西省政府主席。李再次主持贛政，江西人民敲鑼打鼓歡迎“都督重回故裡”。

　 　在管理地方政務中，李烈鈞執法嚴格，是非分明，深負衆望。在江西流傳着很多李主席治贛的故事，話說某天李烈鈞外出巡視，見衛隊抓來一“土匪”，準備押送 官府問罪。李見被抓者器宇軒昂，便上前詢問，得知其是因生活所迫才铤而走險，于是講其訓導一番，讓手下人把他放走，還送了一些錢糧。第二天那人就帶着十幾 個同夥來歸，說感謝都督（其實應該叫主席了）不殺之恩，願鞍前馬後跟随，旁人懷疑有詐，勸李烈鈞加以戒備。李說：“我至誠待人，從不妄殺一無辜，彼懷德畏 威，何詐之有。”将其全部收編，妥善安置，從此“遠近來歸者日衆”，李烈鈞将這些民間力量編入北伐隊伍——孫傳芳經營江西數年，拉攏不少幫會為其服務，如 果這些民間零散勢力與北伐軍搗亂，也會造成不小麻煩，李烈鈞以德服人，江西海清河晏。

　　李烈鈞的義子楊仲子先生在《回憶義父李烈鈞》一 文中寫道：“義父執法雖嚴，但從不妄殺一無辜，他常說‘我所殺之人皆系人人曰可殺，如民國初年督贛期間肅清匪患，将害民最酷的龍正文、陳細鬼等正法，乃是 彼等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凡是可殺可不殺之人，我是不殺的。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仁者之心，溢于言表。”

　　 1927年春，蔣介石攻下南京後另立“國民政府”，推胡漢民為主席，與武漢國民政府對抗，史稱“甯漢分裂”。武漢政府主席汪精衛派人來江西拉攏李烈鈞，李 未表态，汪很是不滿，任命朱培德為江西省政府主席，同時煽動江西部分人倒李。李烈鈞相當憤慨：“我若不是害怕糜亂桑梓，便要揮軍打它個落花流水。”随後， 李烈鈞把省政交給朱培德，自己離贛入浙，并賦詩表明心迹：“哂矣無能我去也，留将心迹待公平”。

　　南京蔣介石為了拉攏李烈鈞，特意派人 請其去南京擔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兼“軍委會常務委員”。李烈鈞不願上任，對人說“羞與蔣介石之流為伍”。果然，蔣介石很快受到桂系李宗仁、武漢汪精 衛聯合壓制，被迫下野。武漢政府于8月19日宣布遷都往南京，汪精衛亦于9月初抵南京，甯漢複合。

　　就在南京政權交接之際，孫傳芳乘機反撲。南京方面各派不服，桂軍、粵軍、滇軍、贛軍很難精誠合作，李烈鈞聞之迅速趕往南京，因李的地位尊崇，各路将領方團結起來，在其指揮下打敗孫軍，使南京政權得以站穩。

　 　蔣介石雖下野，卻暗中緻使心腹搗亂，汪精衛、李宗仁、孫科控制不了政局，漢、滬、甯三派在“贊同清黨反共”的基礎上取得和解，組織“中央特别委員會”， 并聯合發表宣言擁護蔣介石複職，通知國民黨全體中央委員在上海舉行會議，李烈鈞拒不參加。蔣介石複職後，想請李烈鈞當參謀總長，李鄙薄其人，離開南京，自 此告别中樞。

緻力抗戰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小日本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内侵占了我東北三省。民族危機 之下，全國掀起抗日浪潮。李烈鈞一再緻電蔣介石，要求“改良政治、尊重言論自由，以維系人心，一緻禦侮”，并奔走南北，呼籲團結抗日。他先往泰山訪隐居的 馮玉祥，勸其“并力扶危”，贈詩：“并力扶危志待伸，撫懷天地亦艱辛，匡廬歸去東山遠，五老峰頭望故人。”還在蓬萊閣手書一聯抒懷：“攻錯若石，同具丹心 扶社稷；江山如畫，全憑赤手挽乾坤。”随即又赴山西，勸閻錫山一同抗日。

　　隻是國民黨新軍閥均不願實力受損，蔣介石甚至喊出“攘外必須安内”的口号，李烈鈞義憤填膺，在《過金陵舟中晚眺》中寫道：“歎息故園多鶴唳，懶從滄海看龍争。阋牆畢竟緣何事，孰挽銀河洗甲兵。”諷刺蔣介石這時候還不顧名族大義圍剿工農紅軍，盡幹些兄弟阋牆的事兒。

　 　1933年，馮玉祥在張家口召集舊部組織抗日同盟軍，應者雲集，不到一個月将日僞軍全部趕出察哈爾。蔣介石擔心馮玉祥坐大後對自己不利，既不承認抗日同 盟軍的合法性，又不給予物資支援。李烈鈞緻電國民黨中央，為馮玉祥說項，認力贊馮“舉義張膽，志在收複失地”，并提出“請授大權，俾當大任”。還帶病多次 往返于南京、上海、張家口、廬山等地，但始終未能說動蔣介石，失望之餘，他隻能賦詩譏諷蔣介石的愚傲：“回望茫天際，狂濤滾滾來，盲人操巨艦，猶自逞雄 材。”把蔣介石當做政治上的盲人，治國不當，不知要把中國這艘巨艦引向何方？

　　盧溝橋戰争爆發後，李烈鈞已年過五旬，且重病纏身，便把 五個兒子全送到軍隊——其中有兩個正在大學讀書，也動員他們中斷學業奔赴疆場。為勉勵兒輩英勇殺敵，他寫詩相贈：“我送兒輩出鄉關，殺盡倭寇方回還。埋骨 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後來，李的大兒子李贛鵬在中條山戰役中犧牲。

　　1937年12月，李烈鈞抱病來到武漢，以當面奉勸蔣介石。在某會議上蔣介石見到這位辛亥元老，趕忙起身讓座，問：“先生有話要說嗎？”李說：“我來就是想說話的。不過我說的話蔣先生可能不會聽的，還是不說算了……”

　 　蔣介石明知李會諷刺自己，但他是國民黨元老，又礙于衆人的情面，隻得請其上座。于是李烈鈞慷慨陳辭：“對蔣先生我隻有四句話奉告：一、團結抗日莫動搖； 二、趕走身邊投降派；三、去請蘇聯來幫忙；四、時刻想着老百姓……”蔣介石十分恭敬地聽着，不住點着頭，說道：“這個……這個……好的……好的”。李烈鈞 說完便走。

　　周恩來當時在國民政府内擔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李烈鈞與其在黃埔軍校時便已相識，他打聽到周的駐地後，專程上門拜 訪。房中室内光線很暗，周連忙表示歉意：“這房子太暗了，隻好請先生随意坐坐，實在對不起……”李烈鈞風趣地說：“莫關系，莫關系，周先生，我們都是習慣 在黑暗裡講光明話的人，我們都不怕黑暗啊！”

　　抗戰勝利後，李烈鈞積極呼籲早日成立聯合政府，寫道：“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戰 事爆發，全國一緻抗日，流血犧牲，盟邦助我，終獲勝利，不平等條約一律廢除，已跻于四強國之一，誠盛事也。惟總理創造之三民主義，允為建國之本，切盼全國 賢達，推誠相與，期其早日實作。”

　　可惜蔣介石悍然發動内戰，疾病纏身的李烈鈞已經不可能再為國事奔走了。

　　1946年2月22日，辛亥元老李烈鈞因高血壓心肌梗塞病在重慶逝世，終年64歲，消息傳出，舉國悲痛。中共中央除發來唁電外，周恩來和董必武等還親臨吊唁，國民政府明令國葬，歸葬于将軍故鄉江西省武甯縣。

好了今天的文章到這裡就結束了，喜歡曆史和房産知識的朋友，可以關注一下小甲，每天都會更新好文章哦^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