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絲路與古絲路接續的故事

絲綢之路在外國文物沈衛星主編光明日報社

光之道

《外國文物中的絲綢之路》是在2017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撰寫的，當時首都是世界之都。29位外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以及來自130多個國家的約1，500位貴賓，彼此相距甚遠，但有利于開放合作和共赢。當時，我正在讀彼得·弗蘭克潘（Peter Frankpan）的新書《絲綢之路：世界新史》（Silk Road：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作者是一位當代外國學者，他基于對絲綢之路正在複興的認識，有意識地擺脫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傲慢，發現絲綢之路在連接配接東西方文明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并強調中國的"一帶一路"正在為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複興做出貢獻。書中許多曆史資料和觀點，為東西方讀者了解絲綢之路和"一帶一路"概念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更加開放的思維。這觸動了我對世界各地這一領域最新研究趨勢的關注。

一

要觀察曆史，你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你需要不同的畫筆來描繪曆史。對于古絲綢之路來說，也應該有來自各個領域的聲音，隻有這樣，曆史才會更加完整和忠實。弗蘭克·潘的觀點畢竟是一個人，如果能邀請國外有代表性的專業人士來寫古絲綢之路，這樣的散文集就不會呈現出更多的角度、更多的論據、更多的外表。這個想法揮之不去，它開始像種子一樣生根發芽。那麼，您會選擇哪些領域呢？我一遍又一遍地想着，最後決定從文學界的考古發現和國家博物館收藏的解釋中切入。畢竟文物承載着燦爛的文明，博物館是曆史文化藝術的寶庫，是以這本書的名字是"絲綢之路上的外國文物"。

當然，還有其他幾個因素促成了這一決定，是以讓我在這裡說清楚。

首先，"一帶一路"從曆史的深處看，文藝界最能把古今融為一體，承接中外，有世界共同的語言。從考古遺迹出發，可以讓中外讀者更真實地看到，中國的"一帶一路"與古絲綢之路之間有着怎樣的血脈延續和精神聯系，進而打開一扇審視、欣賞和思考的新視窗。

其次，雖然對絲綢之路的考古遺迹和博物館藏品有很多研究，但許多國家的許多作者的橫向聲音并不多，進行更集中和全面的掃描将是一個新穎的想法。此外，考慮到考古發現和博物館藏品也是公衆最感興趣的，是以很容易接近讀者。

第三，主體參與越多樣化，就越需要多樣化的聲音共鳴。講好絲綢之路的故事，就是要引進更多的外國專家、學者、實踐者來發聲。在中國已經說了很多關于古絲綢之路，如何引進更多的外國專家學者來發聲，向世界講述中國等國家在古絲綢之路上的貢獻，這是絲綢之路乃至"一帶一路"傳播的重要課題。如果說出版外文版，以"走出去"一書的方式進行國際傳播，有利于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文化的悠久曆史和與其他國家友好交流，突出中華民族早在絲綢之路時期，擁抱世界的開放态度，增強世界對絲綢之路和"一帶一路"的關注，為"和平"提供智力支援， 發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我認為，這是我決心主動尋找加強對話、了解和互相信任的途徑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

2019年7月，我正公務出差南疆地區，沿着帕米爾高原行駛時，無論是紅旗拉府口岸的喧嚣，還是塔什庫爾幹瓦漢走廊的寂靜，仿佛在講述新絲綢之路和固始路相繼的故事， 這也為彙編注入了新的動力。

考古學是曆史的顯微鏡，文物是曆史的見證。古絲綢之路蘊含着豐富的自然資訊、曆史謎題和人文内涵，蘊含着豐富的物質、社會文化，是文文化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礦山。

與中國對古絲綢之路的熱點研究相比，國外文藝圈處于怎樣的境地？特别是古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正在進行什麼樣的文物考古發掘？開展哪些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哪些新成果？博物館中的藏品是否有新發現和展示？哪些專家學者在他們的研究領域具有代表性？我怎樣才能向他們表達這本書的定位和寫作要求呢？......一旦在實踐中，就會出現許多問題。

幸運的是，經過觀察和研究，發現自中國提出"一帶一路"重大倡議以來，世界文化界在古絲綢之路上，考古學有了新的發現，研究有了新的拓展，收藏有了新的發掘，許多方面都在不斷取得新的進展。是以，當我真正接觸到外國專業人士時，我發現古絲綢之路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文物和考古領域的一座富礦。

不知不覺中，應邀稿件從桌上摘下幾篇，要逐漸疊起來越來越厚，有時感覺來自各個國家的文章内容越來越充實，資訊也逐漸變得清晰多樣。我從國外專家的著作中發現，在中國和絲綢之路沿線的全國，雖然有沙漠和大川、草原和戈壁、山村和澤國等上千道屏障，但陸地、海、草絲綢之路，在車裡在高地屋頂和海洋深處的聲音中， 在城邦和興埠村之間，月亮、風帆、駱駝鈴聲，早已形成。與此同時，榮耀與衰落不斷變化，新舊不斷交替，重心不斷變換，封閉的地方逐漸成為一座開放的城市，動人的故事在精緻的瓷盤中傳遞，精彩的交流隐藏在絲綢燦爛的圖案中。

最後，我選擇了來自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日本、以色列、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别克斯坦、泰國、印度等國的17位外國作家，包括大學和文化機構的專業研究人員，也是文學文化界的行業領袖，他們都是權威專家地位，學術态度開放，來自各自的考古、 文化等領域将最新的發現和成果、新穎的觀點、獨特的研究視角、讨論過程嚴謹，在判斷中盡可能多地使用"可能"和"也許"這兩個詞，而不是匆匆下結論，表現出應該采取的客觀、現實和務實的探究風格。

三

以海洋、城市、陵墓、港口等為核心的野外考古，是一項繁瑣而冒險的工作，但背後也有令人驚訝的收獲，如英國杜倫大學考古系的古鐵雷斯教授和傑拉德教授，在研究了西班牙水域的考古發現後指出：海上絲綢之路的終結可能早在唐代就已經延伸到西歐， 而不是明朝晚期，這一重大發現将中歐陶瓷貿易的開始向前推進了500年。"巴基斯坦真納大學的阿什拉夫和阿裡夫，伊朗德黑蘭大學考古學系前系主任Donnesip和印度喀拉拉邦跨學科考古科學研究所所長Cherian等專家的喜悅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取得了突破。

牛津大學考古學院名譽院士奈傑爾·武德（Nigel Wude）、美國大學安達分校人類學教授庫尚巴教授、日本沖繩縣教授等考古學家，他們在先進技術和儀器的應用方面堪稱楷模，不僅大大提高了擷取資訊的能力，而且提出了科學和有見地的了解， 其結果充分展示了當代高科技在考古發掘中的作用。

善于以新發掘出的文物為研究對象和配套依據，結合曆史文獻，對古絲綢之路在演進過程中做出獨特的诠釋和規律的了解，是本手稿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專家包括法國馬賽大學波特教授，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孔子學院院長，哈薩克斯坦中央國家博物館考古中心主任，塔吉克斯坦國家博物館考古和硬币學系主任Hammett和Dowoodi。

還有來自俄羅斯莫斯科國家東方藝術博物館館長西奧·西多夫，耶魯大學藝術博物館亞洲藝術系主任萊迪，烏茲别克斯坦撒馬爾罕國家博物館首席專家拉克馬托娃，土耳其安卡拉哈吉·拜拉姆·魏利大學藝術學院吉萊·菲丹教授， 和阿爾派，土耳其總統府國家宮殿管理局的藝術史學家，以及塔吉克斯坦國家博物館保守黨和群衆部負責人Kenzav。泰國文化部藝術局進階顧問Resuchat等專家為他們在國家博物館的絲綢之路收藏感到自豪，絲綢，陶瓷，金銀作為手工藝品遺迹的切入點，并告訴人們古代絲綢之路的深遠曆史背景及其無盡的魅力。

這些再次表明，近年來，國外對古絲綢之路的重大考古發現，各國博物館都有更深入的挖掘和更多的專題展覽，這不僅極大地引發了人們對幾千年前這個繁忙的貿易通道的看法，也加深了人們對古代絲綢之路社會不同曆史階段的認識， 經濟、農業、手工藝品、城市建設等許多原創事件和細節變得更加直覺、直覺、清晰。更重要的是，它們彌補了曆史記錄的不足，重新整理了學術研究的高度，為進一步探索和揭示古絲綢之路的曆史奧秘提供了新的起點和新的可能性，也為人們真正感覺其魅力找到了新的載體，更是今天"一帶一路"建設開辟了物質和精神血脈。

（作者：沈衛星，院長，教授，博士導師，光明新聞傳播學院，中國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