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範家來
"人們死了，他們活得并不幸福。1944年，25歲的法國作家加缪在卡利古拉寫作。
加缪，一個作家，一個思想家。"阿爾伯特·加缪"，20世紀人類文化史上最耀眼的名字之一。在一張紀念1951年3月至1953年12月的紙上，他列出了他最喜歡的詞：世界，痛苦，地球，母親，人類，沙漠，榮譽，苦難，夏天，大海。這總結了他畢生緻力于的所有事情。
11月7日，華東師範大學外語學院翻譯、院長、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文學博士袁玉毅、"特朗普右派"播客主持人程豔良齊聚香港三聯書店，在加缪誕辰107周年之際，分享他們對加缪和"荒謬"的看法。
袁毅（左）與張波（右）交談
荒謬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但人必須面對它
張波介紹，作為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加缪在二十九歲時随着《局外人》的出版在法國文學界，也在四十四歲時獲得了世界文學界的最高榮譽——諾貝爾文學獎，雖然因為車禍荒謬地結束了他的生命太短了， 但在他僅有的四十七年生命中，他為人類留下了一部經典之作，不僅是《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話》《瘟疫》《反叛者》這些耳熟能詳的傑作，更是一部堪比完成的《戰争與和平的最後一個人》。
袁認為，加缪的創作過程中有兩個重要的三角形，它們證明了加缪作為小說家、哲學家和劇作家的才華和統一性：一個三角形是"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話"——"卡利古拉"，它的中心是荒謬的;在加缪的著作中，真理沒有固定的形式，讀他的小說可以感受到平靜和理性的力量。
她對加缪的喜愛可以用三個詞來概括：真理、激情和英雄主義。面對世界和生活的荒謬，加缪從一開始就清楚地感覺到，人不能屈服于它，需要找到一種方法來抵抗這種情況，在一個怪誕的世界裡重建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具有"意義"的抵抗是"無意義的"，這是加缪抵抗思想的最初起源。
加缪的瘟疫無疑是該流行病最受關注的小說之一。這部極具象征意義的小說為災難中的人們帶來了反思和啟迪。張波提到，瘟疫是加缪繼《局外人》之後的第二部小說，也是他從"荒誕系列"向"抵抗系列"過渡的基礎。張波認為，瘟疫的核心意義不是描述瘟疫本身，而是展示人類如何以自己的方式進行面對面的行動。
比如在《瘟疫》結尾的一次慶典中，Rieu提醒自己，瘟疫所象征的"荒謬"不會完全消失，無論是世界的瘋狂還是心靈的黑暗，沒有人能一勞永逸地取勝。以Rieu為代表的叛亂分子仍然保持警惕。在加缪的筆下，暫時結束的瘟疫，依然像西西弗斯扛起的巨石，随時從山頂上掉下來，叛軍依然扛着巨石的重擔，但每次都盡力壓垮。在這些反叛者身上，有一種被痛苦和勇氣磨練出來的強大生命力。
張先生認為，在《瘟疫》一書中，加缪試圖證明，在危機時期，并不是每個人都隻關心人身安全和舒适。他的目光投向了每一個不知名的反抗者，不僅是駐紮在前線的醫生護士，還有負責統計的辦事員、負責營地的門衛、自發的照顧者等等，他們用微薄的力量，築起了人類最強的抗疫盾牌。"在人類中，值得稱贊的不僅僅是蔑視。
"今天，我們還在讀《瘟疫》。甚至，我們完全有理由将現實生活中的經驗帶入小說中。據信加缪本人會同意。因為這代表着我們開始思考現實生活，通過閱讀文學，通過小說的虛構視角來對待我們的現實生活，去探究生命的真谛。瘟疫的象征意義正是為了這個目的。"
活動現場
加缪和薩特，友誼仍然是敵人
說到法國文學史，加缪與薩特的關系一直備受喜愛。加缪于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薩特于196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但随着政治立場的改變，兩人在現代出版的《薩特》雜志上發生了沖突，并陷入了意識形态競争的情緒反彈中，這種競争一直受到激烈言論的困擾。這種複雜的關系也成為法國文學界曆史上的一個傳奇。
張波提到加缪和薩特是在那一刻相遇的：1943年，當加缪第一次見到薩特時，薩特已經很有名了，加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報紙編輯。當時，薩特的《惡心》剛剛出版，面對存在，薩特用了"惡心"的概念，加缪用了"荒謬"的概念，都否定了人類傳統的本質哲學一個先驗價值的定義，給個人的自由選擇和承擔空間的責任。欣賞彼此的才華和創造力，加缪很快成為薩特名人圈的一員。
"我不認為他們從一開始就是靈魂伴侶，真正與加缪産生共鳴的是勒内·夏爾，加缪與薩特的關系更像是意識形态的對話者。袁征說，加缪和薩特就劇《肮髒的手》的主人公發生了争執。薩特願意為自己的目的犧牲道德，加缪對這種做法的厭惡，反映了他們價值觀本質的巨大差異。"加缪和薩特之間的分手在當時的情況下被加缪誤解了。他沒有單獨與薩特決裂，而是與當時的整個團體和氛圍完全隔絕，當時巴黎文學界至少在公開場合無法接受他。"
但兩人在人性深處也有了解和共性。1月4日死于車禍的塞缪爾在1月7日的哀悼信中說，他自己對曆史的拒絕，"重新确立了我們這個時代中心道德事實的存在"。他提到，在與加缪"分手"後，他"以另一種方式共存"，雖然曾經的親密關系已不複存在，但兩個靈魂的政治和意識形态的對立仍然給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啟示。
負責編輯：陳世懷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