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晨飾演的盛在片中兩次表達對男人的欲望時,引起不安的不僅是故事中的四根毛發(李九璇飾)、劉光明(袁紅飾)造成不安,也是影院裡的觀衆。在這種情況下,男性觀衆可能會感到不舒服和被刺傷,就像電影中不得不面對盛男的忏悔一樣,對于女性觀衆來說,劇情也可能引發兩種不同的反應,一種是感同身受,另一種是感到害羞甚至羞愧......很大程度上,這也是滕聰執導的《送我去青雲》中最令人吃驚的部分,驚訝是因為我們似乎很少看到女性在國産電影中如此直率地表達和訴求自己的欲望,驚喜是在一群看似非傳統的性别意識形态的當下國産電影中, 影片其實揭示的是前者的存在,是無形的男性性别意識和視角。
我們似乎很少聽說過任何一部電影被稱為具有強烈的"男性氣質",因為它太常見和長期存在,并且作為日常和"正常"模式直接存在于電影的結構中。是以隻有當《送我去青雲》這樣的電影出現時,我們才意識到這些"性别中立"電影中的性别意識。在《送我去青雲》中,有兩個相關的問題值得探讨,一個是關于社會文化中的女性情欲和主流意識形态被壓抑和模糊,另一個是随着中國社會的發展,傳統的男性氣質也發生了變化。在《送我去綠雲》中,不同的男性角色在競争和壓迫之間展現出一種新型的男子氣概。
一、自我對話:女性的欲望
在《性經驗史》一書中,福柯駁斥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性保守主義思想。通過研究當時關于法律、醫學和日常生活的各種資訊和文獻,他發現圍繞"性"有很多新的話語,進而建構了一系列新的性體驗和性觀念。但有趣的是,福柯發現的這些性話語的擴充最終産生了一種直覺印象,即性保守主義,而不是性解放或自由,是結果。這個看似悖論的現象總是存在的。在法國哲學家帕斯卡爾·布魯克納(Pascal Bruckner)的《愛的悖論》(The Paradox of Love)中,他發現,在現代社會中,關于愛和性的話語不斷産生,帶來的不是激情和浪漫,而是對性的焦慮、不安和恐慌。布魯克納發現,性話語的繁榮導緻了性的枯竭。
但在另一個層面上,當我們梳理這些蓬勃發展的性話語和表達時,我們發現它們大多是男性,并且大多表達男性的性态度,欲望和焦慮。在這一點上,女性的表達總是非常有限,而且往往被壓抑和模糊。其實,在東西方的傳統主流乳房社會中,情況是一樣的,那就是女性的和欲望一直被一種不存在的存在所控制甚至抹去。

對于傳統中國來說,女性性愛的主要目的是生孩子,即為父系家庭生下男性繼承人,保證家庭的延伸。此外,婦女的性行為受到限制和忽視,在許多情況下,它受到父權文化和社會的結構控制。除了生育能力之外,傳統文化中存在的女性本性也被男性作為消費、購買和掠奪的商品,是以與母親在家庭倫理秩序中的角色相反,與相反。與母親性不同,的性具有更多的色情和商業色彩,進而将女性性置于交易和流通市場。
無論是為了繁衍還是為了消費,傳統女性的都受到主流男性的控制,也是以為他們塑造和建構,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沒有出現在社會公有領域,而是在特定空間受到嚴格控制。相反,男性性,它無處不在,并滲透到日常生活和實踐中,在不知不覺中鞏固和重新生産。在傳統電影中,這是顯而易見的。
例如,在好萊塢經典中,它們主要描繪了愛情追逐和男女之間的互動,但典型的共同點之一是,它們大多從男性的角度來寫整個故事。正如英國著名女權主義電影理論家勞拉·默維(Laura Murvey)在她的電影中男性凝視理論中指出的那樣,這部電影充滿了男性凝視,而正是主流的父權制意識形态正在建構這一願景。影片中的男人總是被展開的目光所包圍,而被籠罩在眼中的女人仍然被放在物體裡,進而失去了說話和表達自己的能力。
自言自語是建構自我意識和主觀性的重要手段,但"說話"在傳統文化和社會中一般受到女性的控制和壓制。而在這種有限的聲音中,因為性禁忌的存在,讓自己根本無法吐露自己的。是以,在現代中國的女性解放中,性解放一直是一個重要的範疇。在丁玲著名的《莎菲女士日記》中,争議和讨論的是,作為一個女人,沙菲首先說出了自己的,而正是在這種自我對話和掩飾中,她從男性的凝視和管教對象,變成了自己的主人。(補充比較的是于大福關于性困擾、抑郁、的系列小說,雖然主人公是男性,但他仍然能夠因為自己的性取向而自我覺醒和賦權。)
在《送我去綠雲》中,盛對自我的關注源于她患有卵巢癌,在網上看到它後可能會失去獲得性快感的能力,是以她想在手術前再次體驗一下。在影片中,盛男單身時間長久,也就沒有性生活,似乎屬于國内媒體近幾年經常讨論的逐漸"無性"的年輕人群體。正如布魯克納所發現的那樣,在現代消費社會和網際網路上,性無處不在,各種影視圖書資源和各種約會軟體使人們更加了解性和可及性,但現狀是,許多年輕人逐漸失去了性生活,導緻這種情況除了一些年輕人對它失去了興趣, 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伴随着現代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發展,以及城市化的不斷深化,人與人之間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最終,傳統的倫理關系逐漸被市場和資本邏輯中的加減所取代,導緻缺乏親密感, 這使得建立親密關系變得困難。
對于生活在現代大都市的人來說,情況可能也是如此,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患有卵巢癌,這種情況可能會繼續下去。除了得知自己生病了,盛某對自己的性意識的重新覺醒,還與她在給長期被棄用的父親寫自傳的過程中,因需要掙取手術費用而遭受主流男性社會的痛苦、羞辱、冒犯和毆打有關。在影片中,盛雄的一面是男性,除了母親,而這些男人可以按年齡和階級來分解,比如四毛,劉光明和盛的男性年齡和教育程度相似,而李和父親在社會階層和年齡上都與盛男性不同。是以,當這些元素進入性别結構時,我們發現由此産生的網絡将男人牢牢地固定在其中。
其中,李總這樣的人最為典型,在片中一個場景中,在溫泉房裡,四五張凳子,赤身裸體的男人在溫泉裡說話,談論生意和投資等等,而盛男則站在門外,等着李出來簽合同。(在這裡,男人不會覺得他們的身體展示有什麼不對,因為他們站在外面,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身體性别展示會給他人帶來不便。如果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對齊男性與女性角色,我們可能會立即意識到問題:男性的身體和性展示完全是正常和正常化的。而當李總向盛男性傳道時,我們發現上述元素——年齡、階級、男性身份——已經融合在一起,開始管教和壓制盛男性。這種模式由來已久,構成了主流父權制意識形态的最核心手段。
影片還将盛的男性朋友石茅的性活動與他的津津樂道和炫耀進行對比,進一步展示了女性性表達的局限性和控制力。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總能聽到男人在各種場合吹噓自己的性能力和表現,關于性的笑話和話語比比皆是。相比之下,女性對此更為保守,最根本的原因是她們被禁止說出來,特别是當涉及到自己的時。當盛雄以四根頭發說出自己的時,四根頭發作為朋友而拒絕了她,而當盛雄向非常有利的李光明表達了這種意願時,後者卻不敢跑。
在S.M Gilbert和Susan Guba的《閣樓上的瘋女人》中,作者分析了西方19世紀女性作家的作品,發現女性作家所寫的女性世界中總有一個"瘋女人",她們公然無視女性的方式,是噱頭,野心和邪惡,最終被摧毀。這種看似瘋狂的角色,其實是主流父權社會在控制和壓制女性時所創造的,而男性意識形态也利用這一點來管教那些性格失常的女性,進而造就了"好女人——瘋女人"的雙重形象,以達到統治的穩定。在《送我去綠雲》中,一個坦白性取向的男人很可能被當成"瘋女人"。而在電影開頭和結尾出現的精神疾病,最終與男人形成了一定的了解和共鳴,是以他說"我愛你"。在一個由石茂、劉光明、李這樣的男人組成的世界裡,盛雄性就像一個女性外星人,隻是因為她表達了自己的望。
在影片中,與盛男開始直白表達自己的性取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她的母親。朌男媽19歲就嫁給了曦雄父,最終辭去工作成為家庭主婦,但随着丈夫出軌了盛男女同學,對她冷淡,她開始變成一個"沒用的人",不存在的人。為了重新獲得關注,獲得幸福,媽媽開始更仔細地打扮,最終和李的父親産生了後悔的感覺。
晟雄母的悲劇,很大程度上也來自主流性别和性别意識形态對女性自我和性表達的控制和掩飾。人們似乎忘記了盛男媽作為女人的所有,早就開始去性化 / 去性化,導緻她成為傳統帝國社會中的無性女人,正如《紅樓夢》中描述的年輕寡婦李薇所稱的桦樹的死灰。
當影片展現盛男媽等中年女性的望和時,我們發現,對她們的壓抑不僅來自傳統的性 / 其他結構,也來自年輕女性作為女兒的兒子。在她與母親的沖突中,一個重要的沖突是,她下意識地忘記了母親作為一個女人應該擁有的性權利。這種意識形态由來已久,在傳統中國已經根深蒂固,父母受到成年子女的束縛,尤其是在性方面,似乎父母一旦進入中年,就完全失去了"性"、欲望和做愛的權利。是以,當面對母親時,盛男其實是傳統上壓抑着她性表達的男性女性主義性别意識形态的幫手和生産者。
是以,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主流意識形态不僅在占據該領域主導地位的權力中發揮作用,而且還滲透到邊緣化的被壓迫者中,使其成為自身鞏固和再生産的工具。當她面對自己的望時,她被主流性意識形态壓制,成為叛逆者,但當她面對母親的望時,她不知不覺地成為主流意識形态中的一顆螺絲釘。在這個大網中,除了像盛男和媽媽這樣的女性受到管教和壓制外,一些非主流男性也面臨着被侮辱和傷害的局面。
二、"富":新的男子氣概
在澳洲學者R.W.康奈爾的經典著作《男性氣質》中,她指出,傳統中固有的男性氣質也是随着不同社會曆史和文化的變化而建構的,而"男性氣質"本身與經濟、性别、種族、性取向等許多其他曆史範疇有着非常密切的聯系。康奈爾指出,男性氣質領域内也存在等級制度和分歧,導緻女性氣質相對于外部世界的内在壓迫,這本質上壓迫了不符合主流男性氣質的男性。在《送我上綠雲》的幾個男性角色中,我們看到,不同元素下的男人,最終有着截然不同的等級分工,不同的男子氣概被建構出來,成為束縛、羞辱甚至壓迫這些男人的工具。
如前所述,在《送我去青雲》中,石茂和劉光明在年齡、教育程度和社會階層/地位等方面處于相似的位置,而與李某所代表的中年商人形成鮮明對比。在影片中,石茂被李慚愧為主,希望得到提拔,幫助學習或找機會賺錢,而李的女婿劉光明是唯一的諾諾,遭受着嶽父的憤世嫉俗和羞辱。通過這些情節和故事,影片展現了男性群體内部非常典型的等級制度以及由此帶來的諸多壓迫和傷害,而李某,比如中年成功的男商人,能夠占據這個内在領域的主流地位,一個重要原因來自于他的"錢"。
當代中國的主流男性氣質不是一成不變的。戴金華教授在研究1980年代和1990年代流行文化的著作《看不見的文字》一書中指出,在現代中國男性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的知識分子精英,在新中國成立後,由于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的影響而逐漸消失,最終完全失去了依靠知識獲得的主流男性氣質的特權。但随着中國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進入改革開放,被壓抑的男性知識精英再次用他們所擁有的知識和聲音重新獲得了被壓抑的男性氣質。然而,這個結果似乎并沒有持續太久,那就是随着市場經濟的發展,許多知識分子開始"出海"成為商人,賺到第一桶金子,進而掀開了中國現代消費主義的潮流。李克強在《送我去青雲》中取得的成功,必然與上世紀末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直接相關。
正是随着資本的強勢進入,陽剛之氣也在其影響下又發生了變化,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知識的神聖性被破壞,而"富"商人在其基礎上建構了強有力的話語權和選擇權,進而開始成為主流男性氣質的重要模闆。在《送我去青雲》中,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遭遇了來自受教育程度低的李某的憤世嫉俗,尤其是女婿劉光明對最典型人物的嘲弄。在影片中,李總為了招待自己的客人,讓女婿劉光明為大家做一次圓周率的朗誦。這滑稽的場面背後,是當代中國社會的倒影,即在籠罩在一切的資本和消費市場之下,知識已經從價格上掉下來,成為人們娛樂的玩具。代表知識的劉光明,隻能站在鏡子前,在階級、資本和主流男性氣質的圍攻下背誦周長率。
這個極具恥辱感的節目最終被一個看不下去的男人打斷了。因為晟男自己也是高學曆的,而且他們的知識很重要,是以能感受到劉光明的屈辱,另一方面,劉光明作為一個男性群體而受到男性群體的壓力和堕落,最終成為小醜,這種經曆對盛男性來說同樣熟悉。是以,正如康奈爾所指出的,霸權男性氣質的壓迫性,支配着男性氣質,不僅在貶低女性氣質方面起到了作用,而且還傷害了其他不符合主流男性氣質的男性。而一旦在男性社群内部受到排斥和污名化,這些男性的困境可能更加困難,因為他們始終具有"男性"的地位。是以在片中,劉光明選擇了自殺。
正如今天許多文章所指出的那樣,人們,尤其是年輕人,不再崇拜曾經被年輕人追随的哲學家、小說家或詩人,或者像詹姆斯·B·迪恩(James B. Dean)那樣崇拜馬龍。像白蘭度這樣的時代明星,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成為了成功的商人。這大概是市場邏輯和社會的必然情況,即金錢成為一切的衡量标準,男性氣質也與之緊密相連。在《送我去綠雲》中,石茂在思考如何賺錢,如何成功。影片中反複讨論金錢與生活和生活的關系。其中一個典型的概念揭示了一種"貨币經濟學"的态度,這種态度完全被現代社會的資本邏輯所俘獲。
在石茂的案例中,他曾經是一名複仇的記者,但最終因為得罪了權貴而被公司開除,也許是因為這件事,他開始相信隻有"錢"才能擺脫生活和社會弱勢群體的屈辱和差別,進而開始追求如何緻富。這種轉變的背後,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國社會貧富差距的重新出現。
當劉光明面對盛南時,他吹噓自己全知全能,仿佛希望從盛雄那裡得到一些安慰。奇怪的是,他雖然飽了肚子,但還是沒能看到或抗拒人們的金錢的莫大德和堅定的信念的資本邏輯,而是參與其中,忍受屈辱。正是在這裡,通過劉光明,導演再次展現了盛的倔強和勇氣。有趣的是,劉昇同樣驚訝地發現,盛是一名醫生。盛男似乎還刻意"降低"自己的教育水準,以免面對社會上對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很多的污名和諷刺。
在性別結構上,即使被主流男性氣質影響的劉光明,仍然比身為女性擁有更多的性別權利,是以他會轉向她,無休止地跟她說話。也許是因為他徐勝男是個知己,也許隻是為了找個機會炫耀自己的知識。因為無論在妻子還是嶽父面前,他的知識都變成了戲弄和娛樂的東西,完全被金錢所衡量和籠罩,就像他的男子氣概一樣。
結論
在《送我去青雲》中,導演刻意揭開和揭開了傳統男性社會中各種神話和謊言,其中女性的自我放縱是最典型的。石茅與盛男之間關系的細節之一,是傳統男性性觀的諷刺,即盛男最終靠自己獲得性高潮,而不是石茅。男性對此非常敏感,正是因為在傳統的性話語中,男性總是被描述為性行為的主動性或主體,而女性隻能是寬容的對象,是以即使在這樣的性話語寫作中,也常常是男性作為性描寫的中心,而完全忽略了其中女性的體驗和快感。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西方女權運動中,有許多女性互助團體,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鼓勵女性說出自己的身體、經曆、性體驗和快感,使女性逐漸覺悟并恢複主體性。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隻在很多西方電影中看到了對女性自我性情和體驗的讨論,比如經典的美劇《欲望都市》,它圍繞着四個不同女性朋友的生活和展開,展現了現代女性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雷金清的專著《男性特征》中,他用"文字"和"吳"概括了中國傳統男性氣質,但随着現代中國複雜的社會形勢,男性氣質也發生了變化。在《送我去青雲》中,隻有富有成功的商人李總能成為男性氣質領域的強者,不僅壓制女性,還束縛着石茂、劉光明等男性。在電影中,導演似乎想以某種形而上學的方式解決問題,但最終卻受到限制,因為它展示了一場玩家無法控制的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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