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時年48歲的謝飛憑借電影《人生之年》獲得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成為首部在柏林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的中國電影。時光飛逝，31年過去了"生命之年"，而英雄李慧泉的命運，卻成為經典形象的記憶，讓無數粉絲難以忘懷。
2月4日，小年之際，"首屆藝術聯盟經典回顧——北京品味兒童電影新年展"拉開帷幕，本次展覽《生命之年》《大薩爾》《有話要說》《有話要說》《站直，不躺下》五部電影，除了《找點樂子》四部電影都采用原版電影呈現， 更符合老電影，老故事的懷舊。除了電影放映外，還将放映兩次數字修複版本。2月5日晚，謝飛導演在"第一藝術聯盟"直播室客串亮相，與觀衆交流，暢談自己最喜愛的電影和他對《北京的味道》的看法。
蔣文改名為《生命之年》
成就 謝飛和劉恒在今年獲獎的一句好話
該片改編自劉恒的小說《黑雪》，講述了勞動變身的故事，囚犯李惠泉（姜文飾）出獄後，回到了自己長大的小巷。那一年，哥哥叉子因為女朋友愛上别人，生氣了，但是，拉着李慧泉的施舍，教了那個男人，結果無意中使人命，兩人都入獄。李慧泉在警察小劉（劉斌飾）的幫助下選擇了訓練攤位謀生，期間遇到了三條教九條溪流，讓他嘗到了世界的暖和冷。在音樂廳裡，李慧泉遇到了歌手趙亞秋（程琳飾），之後成為她的護花者，但當他決定開始新的生活時，卻陷入了意想不到的困境......影片以悲劇性的宿命論氛圍，表達了社會轉型時期商業化、現代化所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和精神上的孤獨。
謝飛導演剛從歐美通路回來，感覺自己的藝術思想、思路、視野都變得開闊了，"藝術作品的創作者要了解人物形象，真實、充滿人物，挖掘複雜的人性，始終是藝術作品最重要的核心， 這是我當時在美學方面的一個大變化。"
正在思考什麼能練自己的藝術心謝飛，剛剛被朋友推薦去讀劉恒的小說《黑雪》，讀了這部15萬字的作品，謝飛非常欣賞，主人公李慧泉印象深刻，"這個角色是真、複雜的：既是好人又是壞人，既強又弱。這個角色真實而複雜的人性狀态引起了我的共鳴。"
謝飛随後找到劉恒，邀請他把小說改成劇本，當時劉恒說他隻寫過小說，從來沒有寫過劇本，不明白。謝飛建議劉恒，一定是自己寫的，"因為人物，故事是你想出來的，他們活在你的腦海裡。你的小說完全是文學性的，而電影叙事需要場景、表現當下、一個場景、一舉一動、文字都要寫得詳細。是以，由你來"翻譯"小說到劇本。"
30多年後，謝飛導演回憶起這件事，他說，電影和小說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體系，各有特點，不可調和。在改編小說時，導演既不能複制，也不能過于松散，而應把握原作核心主旨的本質，同時遵循電影創作的規律，将原著故事翻譯成電影語言。
謝飛認為，《生命之年》之是以能受到普通觀衆的青睐，重要的原因在于影片對人性複雜狀态和惡善懲罰的分析。影片以冷靜而現實的方式展現了主角李慧泉心态的轉變，他在善與惡、善與惡之間的掙紮與困惑，"影片真實地展現了人的生活，以及他們的複雜性，通過這種描述和挖掘出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主題思想，讓觀衆在看完後得到啟示， 為了更好的生活，追求更好的人生價值，而不是副作用，電影人生很長，對我來說很開心。"
為什麼把影片從《黑雪》改成《生命之年》，謝飛說因為北京拍攝時不下雪，人造雪景效果不好，是以隻能改名。變為"人生年"或江文的想法，江文當時問謝飛："導演，我想到了一個想法，你看我長得不像24歲？謝飛道："你咯咯笑的時候，顯得很幼稚，很幼稚。姜文說："那部電影叫《生命之年》，龍年，泉子才24歲。謝飛覺得這個名字有點宿命論，和"黑雪"在"黑雪"的意思上是一緻的，同意了。巧合的是，1990年的電影獲得了銀熊獎，不僅是謝飛48歲的人生年，還有劉恒36歲的人生年，成就了一個好故事。
謝飛還透露，原著劉恒小說的名字是"紅漩渦"，意思是泉子生活在血漩渦中，但出版社編輯覺得這個名字不是很了解，改成了《黑雪》。劉恒還有一部關于智力婚外戀的小說叫《白色漩渦》，在《生命之年》拍完之後，謝飛本來想繼續拍攝這部，但未獲準許，隻能轉身拍攝《魂女》。
蔣文喜歡想出點子
這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導演，也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演員
《人生之年》是一部單人秀，每個人都有一個春天，扮演角色的演員表演任務很重，如果表演很弱，電影就站不起來。謝飛曾經說過："找到姜文，李慧泉的塑造成功了一半。對于姜文，謝飛甚至形容他是"天才導演和才華橫溢的演員"。
一開始，全子由誰來演，謝飛一直沒有下定決心下來，後來有人說江文打得好，但看完姜文的《芙蓉鎮》後，謝飛覺得江雯估計四五十歲，年紀大了，帶着試探的态度，謝飛讓副導演把劇本發給江雯， "結果副主任回來了，人才26歲，年齡合适！"蔣文看劇本很多，說願意拿，但要給他至少三個月的時間，他要熟悉生活，熟悉人物。
在演《生命之年》之前，姜文曾出演過《芙蓉鎮》《紅高粱》、《春桃》等幾部電影，但隻有《今生年》最接近他真實的年齡和人生，蔣文在泉子這個角色上傾注了不少心血。有觀衆評價說，這部電影是江文的"價值巅峰之作"，謝飛笑着說，江文和劇組的服裝要水買衣服，服裝藝人打電話給他，說江文要買一件特别貴的風衣，謝飛同意了。他說，拍完效果不錯，姜文"穿得真的很帥"。
謝飛透露，江文特别體貼，喜歡想出點子，在小組裡也積極參與各種事情。影片中有一群四五百人，是在中山公園拍攝五色土，怎麼這麼多人總是合作是一個難題，蔣文想出了一個主意，他在那裡找了兩個朋友說"雙簧"，"我們拍了很久，如果沒有雙簧性能， 我們跑得很早，群衆看到很開心，我們拍得很順利。"
梁天在片中飾演姜文的朋友刷子，作為第一次獲得金雞獎最佳男配角提名的角色，刷子是閑置的小混搭，每天都知道打牌、泡泡吧、徘徊、欠一屁股還是繼續混搭，他在片中有一句經典台詞： "怎麼過得這麼無聊，工作，無聊。不要去上班，沒有精力。吃起來很無聊，吃起來也沒有精力。參與物體，沒有能量，不參與物體，也沒有能量。你為什麼這麼無聊？謝飛導演透露，這句台詞也是姜文加，原來隻是第一句話，他覺得有點平淡，讓江文和梁天再想一想，結果姜文編造了這樣一段話。
在拍攝《生命之年》時，謝飛建議熱愛一切的姜文應該當導演，"他适合"。"在謝飛看來，江文近期的幾部作品，雖然是市場化行為的商業電影，但并不像他早期的作品那麼簡單，但它們的才華卻令人驚歎。
1990年，謝飛和姜文去柏林電影節，謝飛笑着說，他們帶了二三十張電影海報，然後放上去，第二天，街上到處都是巨大的外國電影海報，"我們的海報很快就被淹沒了，沒有人注意到。同年柏林電影節上還有奧利弗·斯通（Oliver Stone）的《生于7月4日》（Born on July 4th）和阿莫多娃（Amodova）的《綁住我》（Tied Me Up）等電影，這些都是備受矚目的傑作，真的沒想到《生命之年》會獲獎。"
謝飛國江文聰明又善于學習，讓他更驚訝的是，他發現江文的英語很好，"在那些日子裡，對于戲劇學生來說，能有這麼好的外語水準是很難獲得的。雖然我們的海報沒有引起注意，但電影上映後有很多正面評價，一位外國記者告訴姜文，他表現得像羅伯特·德尼羅和馬龍·白蘭度，問姜文是否受到了他們的影響，姜文回答說："對不起，我沒有看過他們的電影。"其實，姜文在拍攝《生命之年》時，從我這裡借用了羅伯特·德尼羅的《憤怒的公牛》。"
當你在拍攝"生命之年"時，很難找到咖啡館和舞廳。
《第一藝術聯盟經典評論——京式電影新年展》本次展覽《人生之年》《達紮爾》《找樂子》《有話要說》《挺直身子，不躺下》這五部電影都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它們都非常準确地描述和記錄了在那個社會高速發展、思想多樣性的時代， 北京，這裡既有傳統的氛圍，又緊跟時代脈搏的城市，它的顔值和魅力，以及城市裡人們的生活畫面和心情。當《我生命中的一年》在柏林電影節上獲得銀熊獎時，評委們将這部電影評為"一部反映時代面貌的動人電影"。"
謝飛說，《生命之年》是在太平巷新街口拍攝的，現在雖然街道變了，但院子裡還在那裡，但是院子裡的樹被砍掉了。當時，拍胡同并不難，難點就是咖啡店舞廳這些新事物，"那時候的北京，7點.m後外面就黑了，幾乎沒有夜生活，我們想拍咖啡店的舞廳，我沒有去過那裡，找過，找到了西四地質大禮堂的地下室， 在那裡你可以喝咖啡蹦迪，後來在海澱影院的側樓發現了霓虹燈，是以我們拍攝了舞廳的場景，舞廳是在國際酒店拍攝的。酒店讓我們在半夜12點以後拍攝，當費用可以更便宜時，咖啡店内部設在演播室裡。"
謝飛也想用影片中的聲音來展現新舊交替的時代，現代與傳統的碰撞，于是他選擇了當時飛翔的《冬火》的火，以及老白玉霜唱的戲曲評，還有平劇、雙簧片等。
謝飛表示，在傳統的北京式文化中，像其他區域文化一樣，戲曲占有重要地位。不僅如此，歌劇也是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關鍵部分，曆史上第一部中國電影就是《定君山》。他說，"北京式電影新年展"也讓觀衆重新審視了"北京式的孩子"，就像東北文化和四川文化現在滲透到其他藝術創作領域一樣。當時，北京品味文化，也是更具代表性的一種地域元素。後來，随着電影産業的發展、地域文化的融合、新年等産業概念的興起，北京式的兒童文化逐漸成為一種固定的創作風格，可能不再局限于在北京制作的電影，講述北京人的故事。
現在是2020年
137 電影和電視作品
我讀了9本書
雖然已經将近八十歲了，但謝飛卻是一個人才網絡。謝飛1986年來到美國參觀學校，發現人們已經開始使用電腦，于是在1988年從海外帶了一台486台，用于文字處理。後來他學會了用手機上網、網上購物......
謝飛原本有寫這篇影評的習慣，謝飛導演在2014年注冊，很快成為"豆瓣第一影評人"，據其2020年豆瓣書音像記錄顯示，謝飛在2020年看了137部影視作品，讀了9本書，發表了8篇影評，3篇書評。但有趣的是，在網上"自由沖浪"的謝飛導演并不熟悉流行的網絡術語，并笑着說他可能無法玩螢幕。
作為"網絡人才"，謝飛導演對網絡電影也非常看好，他認為無論是電影、數字還是網絡電影，都是一個東西，就像一個商品中的三種不同形式的銷售。謝飛認為，電影的概念要打破這個界限，随着科技手段的發展，電影的玩法媒介一直在變化，觀衆的需求也發生了變化，電影的供給方式也會發生變化。在他看來，随着科技的發展和網絡電影機制的不斷完善，網絡電影将成為未來主流電影的一部分。
2003年，這位61歲的導演被診斷出患有SARS。剛入院時，謝飛病情非常嚴重，胃痙攣，肺供氧嚴重不足，體溫高達39攝氏度，經過50多天的治療和康複出院，謝飛主任說，他現在身體健康，沒有後遺症， 是以對于新冠疫情，我們做好了保護工作，不必驚慌失措。
近八十歲
仍在逃亡中
電影教育處于最前沿
作為第四代導演中的領軍人物，謝飛18歲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學習導演，五年後從學校畢業，在導演系任教至退休，他在2014年寫道："我23歲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10年因政治運動， 農村勞動耽擱，33歲開始教書并擔任導演助理，36歲拍攝處女作品，導演的生涯隻有22年左右。幸運的是，我仍然有我的主要職業 - 教育，已經做了50年了，如果我的身體允許，我可以再做10年的教學。"
時至今日，80多歲的謝飛導演依然站在電影教育的前線。2020年7月29日，謝飛導演從北京飛往西甯，這是他自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的首次飛行，參加在西甯舉行的FIRST青年電影展。謝飛導演認為，現在的年輕人過得比他們好，但誘惑也特别大，為了吸引更多的觀衆觀看電影，内容的掌握和技巧永遠是學生藝術學生必須打下堅實的基礎，而不僅僅是一幅畫面的新形式。
在他看來，影視制作、影視、聽手段很簡單，以前是很昂貴複雜的技術，現在都是傻瓜裝置，任何人都可以，拿手機拿平闆電腦就能補片。但是，沒有天賦，就沒有人文素養，即不是學校可以管理，也不是技術可以決定，是以，如果每個人都有電影夢想，挖掘自己的才華非常重要，人文素養的積累，作品有價值，"要成為一名優秀的電影藝術家，我們必須學習這個時代的精神， 是以，學生的學習，一是學習基本技能，二是敏銳觀察社會生活的能力。"
謝飛導演認為，藝術學習最終歸結為人的了解，影片應該藝術地表達個人對生活、曆史、社會的看法。真正的藝術作品是由對自己國家的精神和文化有深刻了解的藝術家創作的。
溫/本報記者 張佳為地圖/第一屆藝術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