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變身”記

朱耷 墨蘭圖

有關八大山人的種種解與不解，

由來已久，

其中最令人感慨的是，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

八大山人都被認為是一個“道士”。

溯其源頭，可謂波詭雲谲，驚心動魄。

個山小像（黃安平繪） 97cmx60.5cm 1674年

現藏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紀念館

“和尚”變“道士”

1955年底，剛剛調入江西省博物館不久的李旦被下放到奉新縣羅塘村墾殖場文化站工作，在這裡，他聽說羅塘村中有一許姓人家，曾收藏有大量古代字畫，其中有一幅是八大山人的《個山小像》，“畫中題跋表明了個山的身世與思想”，原來藏在奉新縣奉賢寺内，後被許氏以谷米換去，視為鎮宅之寶。土改運動開始後，許氏遭到沖擊，這些字畫被賤價處理，《個山小像》據說被人帶到了北京，入藏故宮博物院。

三十六歲的李旦得此消息後極為興奮，暗下決心要找到這幅《個山小像》。1958年，湯顯祖紀念會在南昌召開，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來前來參會，在這期間，他視察了位于南昌市南郊的青雲譜道觀，得知八大山人曾在此地參道修身，并看到了很多藏于此處的八大山人書畫“真迹”。夏衍當即拍闆，要将青雲譜道觀改造為“畫家八大山人紀念館”，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大陸第一個古代畫家紀念館”，向國慶十周年獻禮。

大議既決，八大山人紀念館的籌備工作随即啟動，對古代字畫及八大素有研究的李旦被借調來館，參與籌備。此時，館中雖然有幾幅八大的作品，但真假莫辨，且無一幅可稱為代表作。為解決這一問題，上級決定委派李旦前往文化部反映困難，請求調支其他地方的八大藏品。1959年7月，李旦到京，得到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的支援，獲得了一些八大的代表作。同時，李旦又向王冶秋說明了《個山小像》的情況，王訓示文物處副處長張珩向故宮博物院詢問，幾天後，故宮博物院證明，的确藏有《個山小像》。李旦立即申請，希望能夠将其支給八大山人紀念館。幾天後，故宮博物院同意撥付。國慶前夕，八大山人紀念館正式落成，《個山小像》從此成為館内永久藏品，李旦也被任命為首任館長。

青年時期的李旦（攝于1953年）

李旦是第一個看過《個山小像》的八大學者。1960年10月，他在《文物》雜志上，依據最新發現，發表了《八大山人叢考及牛石慧考》一文，對八大山人的名号、生卒、墓葬、世系等進行了比較全面的闡釋，最後，他得出了兩個重要結論：八大山人與清初青雲譜道士朱道朗是同一個人；牛石慧有可能是八大山人的胞弟。

牛石慧是與八大山人同時期的畫家，而将其看成是八大山人的兄弟，最早的說法來自葉德輝的《觀畫百詠》，在該書第四卷中第一詠中收有一詩：“八大山人牛石慧，石城回首雁離群。問君哭笑因何事，兄弟同仇不拜君。”，并在文下有大段自注，其中寫道：

這一說法問世後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同，李旦在寫《八大山人叢考及牛石慧考》一文時，更是從《青雲譜志略跋》中一句“辛醜之夏，爰予弟先迎吾母于南昌”，進一步坐實了“八大山人就是朱道朗、牛石慧是八大山人胞弟”的說法。

此文一出，從者甚多，國内“八大學”也由此而起。《個山小像》上的大量跋語相反卻沒有引起重視。

《個山小像》上的八大，戴鬥笠、盡發須、披粗服、腳點地，是典型的空門僧人形象，怎麼到了青雲譜和李旦這裡，就成了一個道士呢？難道他曾經既事佛又事道嗎？這顯然有諸多的破綻與疑點。

八大山人《花鳥圖冊》局部 西泠印社

“八大山人”成了“朱道朗”

青雲譜道觀原為道教“淨明派”在南昌的祖庭，其開山祖師正是朱道朗（1622—1688），原名朱朗，号良月，道号破雲樵者，因皈依道教，更名朱道朗。順治十八年（1661），朱道朗在距南昌東南十五裡的定山橋附近修建宮觀，曆時六載，于康熙六年（1667）建成，取名青雲譜，奉道教“淨明派”教義。落成之際，朱道朗編修了一部《青雲譜史略》，詳細記載了道觀“青雲譜曆史；青雲譜規模建制；道教‘淨明派’的教義、教法；參與建立青雲譜并與青雲譜有關或所交往人物、吟詠青雲譜詩、文等”，成為後世“追溯朱道朗及青雲譜真實曆史最值得信賴的可靠憑證”。但是，後來的研究者發現，這部文獻中根本沒有八大山人的半點蹤迹出現過，更沒有任何人認為八大與朱道朗是同個一人。

“淨明派”青雲譜自朱道朗之後一直延續到了二十世紀初年，見證了滿清王朝的興盛與衰落，在這一過程中，八大山人的藝術成就逐漸得到認可。晚清以降，各地義旗高舉，“匡扶漢室”、“驅除鞑虜”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八大山人獨特的“遺民”身份，“以及作品當中‘白眼向青天’所包含的豐富内容和它具有的現代意義”，更加受到時人追捧，“各種傳奇和神秘附會”亦在暗流湧動，這時候，八大山人已經在藝術和政治上具有了雙重的象征意義，成為名副其實的一代巨擘。

朱 耷 草書 愛蓮說

但此時的青雲譜，卻走向了沒落。有清一代，除了雍正曾優待正一道外，其他曆代政府都對道教的發展嚴加限制，青雲譜到了嘉慶末期，更是“道院百間随風寥落，一片荒煙”。近代之後，西方宗教傳來，道教的生存空間更是被一再擠壓。十九世紀末期，曆經二百多年風雲變幻的青雲譜已經“草木含悲”，岌岌可危。

光緒二十六年（1900），徐忠慶（1868—1928）接管青雲譜，成為該道觀的第十九代主持。和前任主持不同，徐忠慶年富力強，一心想着功追祖師，中興道觀。是以在他上任後，頗有一番作為。先是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對青雲譜進行了一次修繕和擴建，恢複了以前的規制，繼而又在民國元年（1912）買下一處房基，民國四年（1915）買下一處山地，民國七年（1918）買下一處田地，“功當不讓良月、養真，專美于前也。”但是，僅僅這些還不夠。徐忠慶明白，道觀真正想要恢複昌盛，必須取得政府支援。最終，徐忠慶絞盡腦汁想出了一着“妙招”——将明朝王孫八大山人移花接木，說成是青雲譜的開山祖朱道朗。

民國九年（1919）一月，徐忠慶上書江西省督軍陳光遠及财政廳，“請撥公産，以助香火”，為了確定能夠得到官方支援，徐忠慶謊稱青雲譜開山祖朱道朗實為名滿天下“四大畫僧”之一的八大山人，不久，徐即獲得省财政廳正式批複，并得“本城坐落賜福巷洋式樓房一所……德勝門古章江廢廟廟宇一棟及廟外官地一片，以撥歸青雲譜道院住持管業”。

八大山人 《臨河序》 美國弗利爾博物館藏

一年後，徐忠慶在金主陳筱梅等人的襄助下，編修了一部《江西青雲譜志》，并假托“江西按察使司周體觀”之名撰寫了一篇《青雲譜道院落成記》，其中寫道：

除此之外，《江西青雲譜志》中又有多處将八大山人與朱道朗混為一人，此後，八大山人就是朱道朗，青雲譜是其“參道”之地，便成了流行之說。

針對“八大山人就是朱道朗”一說，在1949年之前，也曾有過質疑的聲音，比如時任江西省高等檢察廳廳長的範仲淹三十世孫範之傑、參與編修《江西青雲譜志》的江西商會會長曾章桂、《江西青雲譜志》主撰者之一的黃翰翹之子黃禮陶、時任江西省警察廳廳長劉棠等，都以知情者等身份對這一造假行為進行了批駁與否定，但他們畢竟人輕言微，很快就被“主流”意見所湮沒。

1949年以後，官方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不再打算重定八大山人的身份。但在1959年修建八大山人紀念館時，仍有來自江西省文化廳、文管會以及南昌市文化局的有識之士建議對朱道朗與八大山人的身份再做一次确認。他們根據一些線索，對青雲譜附近兩座所謂的朱道朗墓進行了發掘，試圖揭開其真正的身份，遺憾地是，兩次發掘，隻有遺骸而沒有其他任何能夠表明身份的物證。不久，李旦的《八大山人叢考及牛石慧考》出爐，世人對八大山人即朱道朗、青雲譜即八大山人參道之處的說法從此堅信不疑。1962年，先前發掘的那兩座不能确定墓主身份的墓，最終分别被安上“八大山人之墓”、“牛石慧”之墓，保留至今。

八大山人紀念館景區内的“八大山人墓”

八大山人紀念館景區内的“八大山人塑像”

“八大”畢竟是“八大”

雲開見日，雨過天晴。李旦的《八大山人叢考及牛石慧考》問世數年之後，海内外的學者們終于開始發聲，對八大山人和朱道朗的關系做出了新的闡釋，這期間，最為主要的幾篇文章和專著是：王方宇（美國）的《八大山人書畫紀年方法》（1968）《八大山人和朱道朗》（1976）、葉葉（台灣）的《讀朱道朗〈跋癯仙筮吉肘後經〉後》（1982）、汪世清的《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1982）《再論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1986）《八大山人的世系問題》（1990）、蕭鴻鳴《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1997）等，這些文章依據朝野史志、《個山小像》跋語、作品遞藏等史料，從各個角度對八大山人的名号、生卒、世系、經曆、禅門、法系等做了詳細考證，并且一緻認定，朱道朗和八大山人是兩個人，八大山人也從未在青雲譜“參道”。

針對徐忠慶在《江西省青雲譜志》中僞托周體觀撰寫的《青雲譜道院落成記》造假，蕭鴻鳴在《道教淨明派青雲譜開山祖朱道朗》中有過非常清晰的反駁：

學術上的徹底翻轉終于引起了官方的重視。1980年代，位于南昌青雲譜的八大山人紀念館曾數次更名為“八大山人陳列館”，2006年，在“紀念八大山人誕辰380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讨會”上，“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的觀點得到了理論界的完全認同，最終在學術層面形成了共識。

安晩帖引首及題識

紙本行楷書 31.5x57cm 泉屋博古館藏

1920年，徐忠慶在《江西青雲譜志》中撒下的彌天大謊欺騙了幾代學人，李旦便是其中之一。作為第一個過手《個山小像》的八大學者，他本來是有機會厘清這段公案的，但最終卻張冠李戴，走向了更加偏頗的境地，實在令人喟歎不已。

1959年，《個山小像》被八大山人紀念館永久性收藏，但卻從未展出過真迹，直到1986年，“八大國際學術研讨會”召開的時候，這幅在八大研究中占據重要地位的作品才匆匆和觀衆見了一面。此後，又是一個漫長的雪藏期。直到現在，它又一次将要和世人見面了。

這一次，當人們再次與《個山小像》相遇時，會不會感到，對它的矚目，來的略微遲了一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