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行署秘書長，兒子去讀書他想送一個本子，可掏遍全身就兩角錢

八路軍幹部

李建梓，1910年2月出生，壽光東斟灌村人。

李家是壽光曆史上的名門望族。李建梓的爺爺是大家族長，人稱八老爺，是清末最後的舉人，有着七品職銜。他出生前，父親、哥哥相繼去世，由母親和爺爺撫養長大。

1929年，家鄉兵荒馬亂，李建梓偷跑出來，随鄉親闖關東，跑到沈陽，在一家店當學徒，因看不慣日本人在中國土地上胡作非為，辭工回了家鄉。爺爺給他成了婚，生了一男一女。

1930年李建梓考入壽光縣立中學讀書。第二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軍占領了東北三省。

在中共壽光縣黨組織的上司下，壽光縣中學發起了救亡運動，李建梓參加了罷課、遊行、請願。壽光縣當局派軍警到鎮壓學生運動，驅逐學生。李建梓、于庚金、于蘭友、郭如玉等四個同學被宣布開除。

李建梓離開了家鄉，來到北平考入北平私立文治中學進修，于1934年考入北平中國大學。 1935年12月，李建梓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并與本校同學崔嵬、張瑞芳等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革命話劇。他擔任大學生糾察隊隊長，遭受國民黨軍警的拘留、毆打，曾被捕入獄。李建梓不屈服，更加堅定了鬥争意志。

1936年經過鬥争考驗，由北平地下黨齊燕銘、餘修介紹，李建梓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七·七”事變發生時，李建梓正在北平從事抗日救亡活動。日本占領北平後，在黨的上司下，平津學生組成了幾百人的學生南下流亡團。流亡團一路宣傳抗日、号召人民不當亡國奴。學生南下流亡團從天津，轉煙台到濟南。李建梓由濰縣回壽光老家。

回鄉後，他與當時魯東工委負責人魯省三、張文通取得聯系，投入了發動抗日武裝起義的鬥争。

因為李建梓的家庭在當地比較有地位，本人又是北平的大學生，且熱心抗日，張景月多次派人利用親戚、同學等關系前來拉攏，許以政訓部長之職。李建梓斷然拒絕。

張景月見李建梓軟硬不吃，決定綁架。李建梓得到消息，和魏培德、韓克新等數人到趙修德家集合，趁夜出走。拂曉，張部包圍斟灌村，卻撲了個空。

八路軍魯東遊擊隊成立後，李建梓擔任大隊政委，七、八兩支隊合編後，擔任八路軍魯東遊擊隊政治部副主任。

部隊開創初期，鬥争複雜，生活艱苦，并不斷遭受敵人襲擊，戰友不斷傷亡。作為政治工作者的李建梓所到之處，利用一切時機宣傳鼓動，親自教戰士和群衆學唱救亡歌曲，用響亮的歌聲鼓舞部隊殺敵的信心和勇氣。

其時，天寒地凍，雪花紛飛。部隊住場院、草棚，睡草鋪，吃冷飯。晚上大家擠在一起取暖，有時冷得睡不着，幹部戰士圍爐坐談。李建梓給大家講革命故事，講民族英雄，講到動心處，戰士感到天寒心暖，熱血奔湧。

1938年夏天，部隊已發展到五六千人，轄三個區（團）隊、三個直屬大隊，成為一支抗日的中間力量。政治機關印發教材，建立教育制度，出版報紙、刊物。進行黨員登記，上黨課，建立小組、支部。設立文化教員，俱樂部組建宣傳隊，教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歌曲。檢查群衆紀律等。老同志都說李建梓對這支部隊的政治工作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李建梓處理問題，深思熟慮，多方面征求意見，絕不草率從事。

行軍中他總把馬讓給傷、病員騎，自己走路。在戰鬥後，遇到同志們有傷亡、犧牲，他都是親自看望掩埋。他對黨忠誠，為人厚道，同志願意接近他，有了心事願意向他傾述。

1939年冬，魯東遊擊隊奉命開往臨沂地區，改編為山縱第一支隊，李建梓任政治部主任。不久，調往地方部隊魯中軍區第二分區擔任政治部主任。

魯中生活艱苦，戰鬥頻繁，但李建梓非常樂觀。他對戰友講他投筆從戎後，由不會放槍的一個青年學生，經過與僞頑鬥争和日冠的多次大掃蕩戰鬥，現在已習慣于戰鬥生活，學會了打仗，說他最痛快的就是帶領一支人馬打了休整，休整再打。一年春節，他為房東寫下對聯，上聯“寂莫山林都是龍盤虎踞”，下聯“堂堂華廈豈容寇馬縱橫”，反映了他殺敵的決心、信心和氣概。

1942年夏天，李建梓由軍隊轉到地方工作，擔任魯中地委委員、魯中區黨委秘書處主任，魯中行政公署秘書長等職。在魯中根據地，他認識了縣婦救會長程俊英，兩人後來結為伉俪。

抗戰剛剛勝利，内戰就要爆發。在老家的大兒子李明輝找到魯中政府，見到父親李建梓。李建梓當時在魯中行署當秘書長，見到兒子從老家來，因與家鄉失去八年聯系，不知家鄉情況，就叫孩子回家。

李明輝回去後再次找來，要求參加部隊。李建梓嚴肅地告訴兒子，幹革命了，就和在家裡不一樣了，這是為窮人翻身求解放的隊伍，要能吃苦。李明輝答應了。李建梓送兒子到幹部學習班學習，想給他買個本子，掏遍了全身，隻有兩角錢，兒子明輝是以受到很大的震動。

1948年夏，李建梓調沂源縣當縣長。有人為他抱不平，說他是1936年的黨員，1939年就是支隊、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工作認真負責，為人忠厚老實，現在又下去當縣長，不知為了什麼。但李建梓毫無怨言，相反講自己缺乏基層工作經驗，這是對自己學習鍛煉、豐富經驗的好機會。

李建梓拖着病體，在沂源縣工作了一年多，後來又兼任縣委書記。在支援解放戰争中，沂源成為支前模範縣。

1949年，李建梓随軍南下上海，先擔任中共華東局行政處處長，後任中共華東局機關黨委書記。

部隊剛進城，糧食緊張，軍委會規定，軍政幹部任何人吃飯要憑糧票。李明輝所在部隊到了南京，他從報紙上知道父親李建梓在上海中共華東局工作，就請假來上海看望李建梓。

李建梓聽說兒子當了連指導員很高興，帶他到機關食堂吃飯，問他把糧票帶來了嗎？李明輝不在乎地說，你管行政處，我吃飯還要糧票？李建梓嚴肅地說，你這樣做，有三個不好，一是别人會說你不好，老子當官，就可以不交糧票；二是說我不好，管行政處，兒子來吃飯就不交糧票；三是說你們機關不好，總想占别機關便宜。

以後一二十年，李明輝到父親這邊來吃飯，總是帶着糧票。李建梓說不用交了，李明輝說，你說過有三個不好，我記着呢！

1955年，李建梓調北京中共中央編譯局當辦公室主任。進入大城市後，有的人經不起糖衣炮彈攻擊，犯了錯誤，但他始終保持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

李建梓在戰争年代就患了比較嚴重的胃病，解放後曾兩次動手術，組織上為了照顧他，給他買營養食品，他總是婉言謝絕。到北京工作時，住房比較緊張，他被分到一個過去做會議室的大房子住。房子很大，又是通間，住起來很不友善，上司上要給間隔一下。他說，間隔房子需要花不少錢，就這樣住吧。他用幕布把房子隔開住，直到離開北京。

李建梓自幼愛好讀書，到編譯局工作，這對他加深對馬列主義研究是一好機會，但當織織上決定調他到鞍山市擔任組織部長時，他還是欣然接受。其時，遼甯省委組織部的上司人是他在根據地時的老部下，但李建梓對上司非常尊重，該請示的請示，該報告的報告。

他黨性高，組織觀念強。集體研究重大問題時，他有不同意見但未為組織沒采納，他總是不折不扣地按照組織意見去辦，即便有些事後來證明他的意見是對的，他也從來不對組織埋怨，不向外人散布，毫不顯示自己。

同志們都說他同志民主作風好，遇事總是征求别人意見，不論來自同級或下級都能虛心聽取，反複考慮，不自以為是。

他對待同志熱情誠懇，一貫采取循循善誘啟發幫助的辦法。幹部找他談話，總是親自接見，虛心聽取意見，使幹部感到親切溫暖，有時下邊同志們工作出了差錯，他總是首先承擔上司上應該承擔的責任，然後再指出同志的缺點錯誤和應接受的教訓，這樣使犯錯誤的同志心悅誠服受感動。他這種謙虛謹慎、平易近人的優良作風，在廣大幹部群衆中留下了很好的影響。

李建梓對自己、孩子、家人要求嚴格。他到北京後，幹部開始定級别，他主管幹部，為了做好這項工作，他主動把自己的級别從八級壓到九級，還把擔任機要秘書的妻子的級别也壓下一級，順利完成定級工作。

他到鞍山工作時，有少數幹部調級名額，他妻子程俊英也在調級範圍裡，但人多粥少，難以平衡。他做通妻子母親的工作，沒有給她調級。後來他妻子離休時才發現，定級定低了，不能進市裡幹休所，待遇上也受到很大影響，但她沒有怪自己的丈夫，而是自己克服困難。

李建梓進城後胃切除三分之二，肝也腫大，身體很弱，但仍他日以繼夜地堅持工作。在鞍山他經常到鋼鐵廠，深入到工廠中的房間工作，有時夜間還和勞工一道加班勞動。每年的大年三十，他都堅持到鞍鋼為夜班勞工包餃子。他是市委常委、組織部長，是可以配小車的，但他自己買了一輛自行車，每天騎車上班。

1962年李建梓去北京開會，肝部疼得很厲害，去醫院檢查患了肝癌。他問醫生，如果是肝癌，還有多長時間？醫生說一年，或者兩年。

中組部安排他到上海治療。他要抓緊時間工作，不給組織增添麻煩，回到鞍山不提治療的事，堅持工作。後來市委上司堅持讓他到上海治病。

他選擇從大連坐船前往，這樣可以省點路費。海上風浪很大，輪船小速度慢，船走了三天。他暈船不止，病情加重了。他這一去，再沒有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