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行署秘书长，儿子去读书他想送一个本子，可掏遍全身就两角钱

八路军干部

李建梓，1910年2月出生，寿光东斟灌村人。

李家是寿光历史上的名门望族。李建梓的爷爷是大家族长，人称八老爷，是清末最后的举人，有着七品职衔。他出生前，父亲、哥哥相继去世，由母亲和爷爷抚养长大。

1929年，家乡兵荒马乱，李建梓偷跑出来，随乡亲闯关东，跑到沈阳，在一家店当学徒，因看不惯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胡作非为，辞工回了家乡。爷爷给他成了婚，生了一男一女。

1930年李建梓考入寿光县立中学读书。第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

在中共寿光县党组织的领导下，寿光县中学发起了救亡运动，李建梓参加了罢课、游行、请愿。寿光县当局派军警到镇压学生运动，驱逐学生。李建梓、于庚金、于兰友、郭如玉等四个同学被宣布开除。

李建梓离开了家乡，来到北平考入北平私立文治中学进修，于1934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 1935年12月，李建梓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与本校同学崔嵬、张瑞芳等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革命话剧。他担任大学生纠察队队长，遭受国民党军警的拘留、殴打，曾被捕入狱。李建梓不屈服，更加坚定了斗争意志。

1936年经过斗争考验，由北平地下党齐燕铭、余修介绍，李建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发生时，李建梓正在北平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日本占领北平后，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学生组成了几百人的学生南下流亡团。流亡团一路宣传抗日、号召人民不当亡国奴。学生南下流亡团从天津，转烟台到济南。李建梓由潍县回寿光老家。

回乡后，他与当时鲁东工委负责人鲁省三、张文通取得联系，投入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斗争。

因为李建梓的家庭在当地比较有地位，本人又是北平的大学生，且热心抗日，张景月多次派人利用亲戚、同学等关系前来拉拢，许以政训部长之职。李建梓断然拒绝。

张景月见李建梓软硬不吃，决定绑架。李建梓得到消息，和魏培德、韩克新等数人到赵修德家集合，趁夜出走。拂晓，张部包围斟灌村，却扑了个空。

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成立后，李建梓担任大队政委，七、八两支队合编后，担任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政治部副主任。

部队开创初期，斗争复杂，生活艰苦，并不断遭受敌人袭击，战友不断伤亡。作为政治工作者的李建梓所到之处，利用一切时机宣传鼓动，亲自教战士和群众学唱救亡歌曲，用响亮的歌声鼓舞部队杀敌的信心和勇气。

其时，天寒地冻，雪花纷飞。部队住场院、草棚，睡草铺，吃冷饭。晚上大家挤在一起取暖，有时冷得睡不着，干部战士围炉坐谈。李建梓给大家讲革命故事，讲民族英雄，讲到动心处，战士感到天寒心暖，热血奔涌。

1938年夏天，部队已发展到五六千人，辖三个区（团）队、三个直属大队，成为一支抗日的中间力量。政治机关印发教材，建立教育制度，出版报纸、刊物。进行党员登记，上党课，建立小组、支部。设立文化教员，俱乐部组建宣传队，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检查群众纪律等。老同志都说李建梓对这支部队的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李建梓处理问题，深思熟虑，多方面征求意见，绝不草率从事。

行军中他总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走路。在战斗后，遇到同志们有伤亡、牺牲，他都是亲自看望掩埋。他对党忠诚，为人厚道，同志愿意接近他，有了心事愿意向他倾述。

1939年冬，鲁东游击队奉命开往临沂地区，改编为山纵第一支队，李建梓任政治部主任。不久，调往地方部队鲁中军区第二分区担任政治部主任。

鲁中生活艰苦，战斗频繁，但李建梓非常乐观。他对战友讲他投笔从戎后，由不会放枪的一个青年学生，经过与伪顽斗争和日冠的多次大扫荡战斗，现在已习惯于战斗生活，学会了打仗，说他最痛快的就是带领一支人马打了休整，休整再打。一年春节，他为房东写下对联，上联“寂莫山林都是龙盘虎踞”，下联“堂堂华厦岂容寇马纵横”，反映了他杀敌的决心、信心和气概。

1942年夏天，李建梓由军队转到地方工作，担任鲁中地委委员、鲁中区党委秘书处主任，鲁中行政公署秘书长等职。在鲁中根据地，他认识了县妇救会长程俊英，两人后来结为伉俪。

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就要爆发。在老家的大儿子李明辉找到鲁中政府，见到父亲李建梓。李建梓当时在鲁中行署当秘书长，见到儿子从老家来，因与家乡失去八年联系，不知家乡情况，就叫孩子回家。

李明辉回去后再次找来，要求参加部队。李建梓严肃地告诉儿子，干革命了，就和在家里不一样了，这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队伍，要能吃苦。李明辉答应了。李建梓送儿子到干部学习班学习，想给他买个本子，掏遍了全身，只有两角钱，儿子明辉因此受到很大的震动。

1948年夏，李建梓调沂源县当县长。有人为他抱不平，说他是1936年的党员，1939年就是支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工作认真负责，为人忠厚老实，现在又下去当县长，不知为了什么。但李建梓毫无怨言，相反讲自己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这是对自己学习锻炼、丰富经验的好机会。

李建梓拖着病体，在沂源县工作了一年多，后来又兼任县委书记。在支援解放战争中，沂源成为支前模范县。

1949年，李建梓随军南下上海，先担任中共华东局行政处处长，后任中共华东局机关党委书记。

部队刚进城，粮食紧张，军委会规定，军政干部任何人吃饭要凭粮票。李明辉所在部队到了南京，他从报纸上知道父亲李建梓在上海中共华东局工作，就请假来上海看望李建梓。

李建梓听说儿子当了连指导员很高兴，带他到机关食堂吃饭，问他把粮票带来了吗？李明辉不在乎地说，你管行政处，我吃饭还要粮票？李建梓严肃地说，你这样做，有三个不好，一是别人会说你不好，老子当官，就可以不交粮票；二是说我不好，管行政处，儿子来吃饭就不交粮票；三是说你们单位不好，总想占别单位便宜。

以后一二十年，李明辉到父亲这边来吃饭，总是带着粮票。李建梓说不用交了，李明辉说，你说过有三个不好，我记着呢！

1955年，李建梓调北京中共中央编译局当办公室主任。进入大城市后，有的人经不起糖衣炮弹攻击，犯了错误，但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李建梓在战争年代就患了比较严重的胃病，解放后曾两次动手术，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给他买营养食品，他总是婉言谢绝。到北京工作时，住房比较紧张，他被分到一个过去做会议室的大房子住。房子很大，又是通间，住起来很不方便，领导上要给间隔一下。他说，间隔房子需要花不少钱，就这样住吧。他用幕布把房子隔开住，直到离开北京。

李建梓自幼爱好读书，到编译局工作，这对他加深对马列主义研究是一好机会，但当织织上决定调他到鞍山市担任组织部长时，他还是欣然接受。其时，辽宁省委组织部的领导人是他在根据地时的老部下，但李建梓对领导非常尊重，该请示的请示，该报告的报告。

他党性高，组织观念强。集体研究重大问题时，他有不同意见但未为组织没采纳，他总是不折不扣地按照组织意见去办，即便有些事后来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他也从来不对组织埋怨，不向外人散布，毫不显示自己。

同志们都说他同志民主作风好，遇事总是征求别人意见，不论来自同级或下级都能虚心听取，反复考虑，不自以为是。

他对待同志热情诚恳，一贯采取循循善诱启发帮助的办法。干部找他谈话，总是亲自接见，虚心听取意见，使干部感到亲切温暖，有时下边同志们工作出了差错，他总是首先承担领导上应该承担的责任，然后再指出同志的缺点错误和应接受的教训，这样使犯错误的同志心悦诚服受感动。他这种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影响。

李建梓对自己、孩子、家人要求严格。他到北京后，干部开始定级别，他主管干部，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主动把自己的级别从八级压到九级，还把担任机要秘书的妻子的级别也压下一级，顺利完成定级工作。

他到鞍山工作时，有少数干部调级指标，他妻子程俊英也在调级范围里，但人多粥少，难以平衡。他做通妻子母亲的工作，没有给她调级。后来他妻子离休时才发现，定级定低了，不能进市里干休所，待遇上也受到很大影响，但她没有怪自己的丈夫，而是自己克服困难。

李建梓进城后胃切除三分之二，肝也肿大，身体很弱，但仍他日以继夜地坚持工作。在鞍山他经常到钢铁厂，深入到车间工作，有时夜间还和工人一道加班劳动。每年的大年三十，他都坚持到鞍钢为夜班工人包饺子。他是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是可以配小车的，但他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骑车上班。

1962年李建梓去北京开会，肝部疼得很厉害，去医院检查患了肝癌。他问医生，如果是肝癌，还有多长时间？医生说一年，或者两年。

中组部安排他到上海治疗。他要抓紧时间工作，不给组织增添麻烦，回到鞍山不提治疗的事，坚持工作。后来市委领导坚持让他到上海治病。

他选择从大连坐船前往，这样可以省点路费。海上风浪很大，轮船小速度慢，船走了三天。他晕船不止，病情加重了。他这一去，再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