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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西北抗日極苦,大家吃糠炒面緻大便困難,司令員親自給戰士通便

魯西北抗日極苦,大家吃糠炒面緻大便困難,司令員親自給戰士通便

劉緻遠,1904年出生,山東濰縣人。

少年時期,劉緻遠用為人推磨掙來的錢買書苦讀。讀到師範,因生活所迫,就辍學了。為謀生生計,劉緻遠考入張宗昌的将校實習學校,一直做到舊軍隊團長。

期間,因受進步思想影響,劉緻遠于1933年5月秘密加入中國共産黨。同年8月,他按照黨的訓示在熱河上司千餘人舉行暴動。後來,他率領部隊開赴察綏抗日前線,并先後任抗日同盟軍十八師師長、第二軍軍長,與民族英雄吉鴻昌一起,上司軍民同日寇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争。

1934年,劉緻遠來到上海,在上海黨中央代表機關從事地下工作。1936年,到達延安,進入抗大學習。

1937年初冬,劉緻遠從延安來到魯西北。

剛來不久,劉緻遠和張維翰等同志受魯西特委委托,去勸服兩股土匪抗日。土匪打家劫舍,把殺人當作兒戲,此行是冒着很大風險的。大家懷着不安的心情去為他們送行。劉緻遠卻非常冷靜、沉着。他操着濃重的膠東口音,風趣地和同志們談笑着。

劉緻遠身材高大魁偉,上穿一件疙瘩扣的對襟襖,棉褲上套一件土色粗布褲子,腳上的棉鞋已縫補過多次,是典型的魯西北農民打扮。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眉宇間閃耀着光彩,給人以英俊剛毅的印象。

由于張維翰、劉緻遠等同志的耐心細緻的說服工作,這兩股土匪為民族大義所激,終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1938年3月,劉緻遠任十支隊機槍營營長。在半年多的時間内,他率領機槍營轉戰冠縣、萃縣和黃河以東大峰山區,和日寇進行了殊死的戰鬥。在鬥争最艱苦的時候,劉緻遠表現了頑強的革命意志和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1938年11月聊城淪陷,國民黨頑固派王金祥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調集大批兵力對我機槍營進行圍剿。由于寡不敵衆,在萃縣、何店兩次戰鬥中,我軍接連失利。有些同志産生了悲觀情緒。在轉移的行軍途中,劉緻遠滿懷信心地對大家說:“魯西北的人民富有革命傳統,隻要我們遵照黨中央毛主席的訓示,和人民緊緊結合在一起,打人民戰争,我們就會很快開創出一個新局面!"

1941年至1943年上半年,是魯西北抗日戰争中最艱苦的歲月。劉緻遠在日記中曾作過這樣的記述:“日寇為推行華北強化治安運動,對我冀魯豫一分區加緊了軍事進攻,駐魯西北的國民黨軍隊在蔣介石‘曲線救國’的暗示下,相繼投敵,使抗日局面更趨緊張。

日、僞、頑三位一體,先施以蠶食、掃蕩,繼之以分割、封鎖,到處安設據點,在公路旁碉堡與碉堡之間挖掘封鎖溝,把我們的根據地分割成許多三角形的小塊。在掃蕩中更施以燒、殺、搶之‘三光政策。往(平)、博(平)、阿(東阿)地區遍布棗樹,也多被砍光。‘三光’之外,又多了‘一光’。加之遍受早澇雹災,冠縣、堂邑、館陶方圓數十裡變成了史無前例的無人區,真是屍橫遍野,餓殍載道。

在此條件下,部隊一面實行精兵簡政,化整為零地同兇惡殘暴的敵人作戰,一面要同饑餓作鬥争。我們吃的是樹葉、糠炒面,馬匹大多被殺掉充饑。但我們還是号召部隊不與民争食,哪怕是幾片樹葉,也是如此。

一旦有繳獲,大部要救濟浴血支援我們的群衆。同志們多患浮腫,大便不通,虱蟲遍身。在我們行軍的間隙裡,有的戰士生火烤衣服,虱蟲掉入火中燒得卿啪作響(有時,我也要給戰士們摳大便、捉虱子)。

在這種情況下,我常想起毛主席在抗大畢業證書上的題詞:‘為人民解放事業随時準備犧牲。’我堅信依靠黨中央毛主席的上司,依靠魯西北廣大群衆,勝利的曙光必望而可及。”

劉緻遠身為魯西第四軍分區司令員,和戰士們同甘共苦,從不特殊。有一次,部隊突圍來到一個村莊。老百姓聽說劉司令員來了,湊了兩碗榆樹皮高粱混合面,做了點面條。劉緻遠端起面條來到警衛班,一下子倒在了煮滿樹葉子的飯鍋裡,又用勺子攪了攪,自己先盛了一碗吃起來,他還招呼戰士們一塊來“會餐”。

大家看着他大口大口吃得那樣香,看着他那原來一百七、八十斤重的高大身軀瘦得隻有一百多斤了,顴骨高高突出,眼窩深深凹陷,腿和腳也浮腫了,眼睛不覺濕潤了。看到同志們的表情,劉緻遠先是繃緊了臉,然後放聲大笑。他說:“常吃眼淚的人,心腸會化軟的。我們還要喝魯西北的五河水、吃敵人的鐵餃子哩l”劉緻遠所說的五河,是指黃河、衛河、徒駭河、馬頰河、運河。鐵餃子,指的是敵人的“鐵壁合圍”。

後來,生活越來越艱苦,劉緻遠對自己的要求也越來越嚴格。戰士們挨餓,他也跟着挨餓。在大家饑餓難忍的時候,他就給大家講“黃粱美夢”的故事,或者給大家講一段自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有時穿着西服,擺出一副安然自若的樣子,肚子卻餓得咕咕作響,無錢買飯堅持鬥争的故事。他總是設法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忘掉了饑餓。

在戎馬控惚的戰争環境中,在物質生活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劉緻遠對自己的學習抓得很緊。每到一個地方,天再晚,他也要看一會兒書再睡。他看得最多的是毛主席的著作和兵志史書。有一部線裝的宋版十一家注孫子,他看了很多遍,在上面劃了很多記号。

在一次會議上,他對幹部們說:“我以前對孫子很迷信,看了毛主席的軍事著作,才知道孫子兵法是有缺陷的。比如孫子對軍隊的管理是以嚴刑代替教育,不讓士兵了解為什麼打仗,為誰打仗,打什麼人。他看不到戰地居民的人心向背,過分強調了統帥的作用。我們從事革命戰争的人,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他還說:“兵志史書上是沒有‘分區’這個名詞的。現在我們的仗如何打,一是要領會毛主席的軍事思想,二是要依靠群衆。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群衆當中有很多諸葛亮,我們要經常去‘三顧茅廬’。”

劉緻遠非常注意及時總結經驗。為了總結平原地區遊擊戰和地方兵團單獨作戰的經驗,劉緻遠認真學習了毛主席的許多著作,閱讀了不少曆史書籍,他還通過各種途徑搜集敵人的報紙進行研究。在幾乎每天行軍打仗的困難條件下,他擠時間寫了“遊擊戰問題研究”的筆記。此外,他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總結了在平原地帶堅持道地戰的經驗和發動群衆瓦解敵軍的經驗。

劉緻遠對部隊的學習非常關心,親自到戰士們中間當教員。他親自和地方的同志商議,辦起了随軍中學和民友劇團,并經常去學校和劇團作些訓示。

1941年春天,部隊在東阿、在平交界的池橋,一面進行休整,一面開展熱火朝天的學文化運動。學習條件很差,紙張極其缺乏。一次,通信班的兩個戰士把軍用小鍁敲得當當響,喊着“上課啦!”一面互相在對方的背上用石灰塊畫了兩個字,站在那裡讓大家認,引起了大家的一陣哄笑。正在這時,劉緻遠進來了。兩個戰士伸了下舌頭,認為司令員準會批評自己不認真學習,亂開玩笑。

誰知劉緻遠拿過小鍁看了看,又用石灰塊在上面寫了幾個字,然後說:“在這上面練字不是很好嗎?行軍打仗時,也可以寫嘛”"大家都說:“妙,這樣就不愁筆墨紙張了。”劉緻遠提倡的這個辦法,很快就在部隊推廣開了。

劉緻遠很幽默。有一次,一個戰士把“俘虜”寫成了“俘虎”,他很有風趣地說:“在大平原上要俘‘虜’容易,要俘‘虎’就難了。”一個笑話幫助戰士們厘清了“虜”和“虎”的差別。

他經常給大家講“鐵柞磨繡針”的故事,教育大家學習要有毅力。他指出,學習就和行軍一樣,如果不一步步地走,就難行千裡路。他教育大家學習要謙虛,不要驕傲。有一次,他打了個字謎問我們,自大一點是個什麼字?大家都猜不出。劉緻遠就寫了個很大的“臭”字,“臭”字的一點寫得很小很小。他笑着說:“自大這麼一‘點’,不就臭了嗎?”戰士們在哈哈大笑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我軍終于戰勝了一個又一個難以想象的困難,迎來了抗日戰争即将勝利的局面。1945年春,盤踞在魯西北的日、僞、頑軍接連遭到我第一軍分區的沉重打擊。面對大好形勢,劉緻遠充滿信心。在一次軍民大會上,他說:“形勢的發展,猶如六月的荷花,越開越大。”在戰鬥的間隙裡,他還寫了很多詩文,寄托了對烈士的懷念,抒發了革命的激情,表現了他克敵制勝的信心。

劉緻遠的軍事指揮才能是很出衆的。駐聊城僞治安軍第四集團司令部糾集聊城、在平、博平、平陰等地的敵人進行垂死掙紮。敵人以攻為守,妄圖迫我在黃河北岸邊決戰。當時,第一軍分區曾拟定了兩個作戰方案,一是集中全力吃掉向我進攻的敵人;二是北上齊河、禹城等縣,然後再向西南運動,捕捉戰機,消滅敵人。

劉緻遠缜密考慮後,放棄了這兩個方案,采取了新的打法。部隊先向博平虛晃一槍,就調頭南下,集中主力突襲東阿城,一舉全殲守敵,解放了東阿城。接着,乘勝發動了聊陽公路戰役。5月23日夜,部隊全線展開,分别将敵包圍,經五天激戰,全殲朱莊、古柳樹、安樂鎮、石佛、定水鎮、郭店屯、陶樓等十六個據點的日僞軍一千餘人,斬斷了聊城與陽谷之間敵人的聯系。

五天的激烈戰鬥結束後,司令部的同志們聽到劉緻遠在古柳樹外壕指揮作戰時,左手掌被敵人的子彈打穿造成骨折的消息,懷着焦急的心情,馳馬去看望他。他正坐在椅子上,坦然地讓醫生給他做手術。手術時,沒有麻醉藥品,還要用藥布穿透傷口反複擦洗,然後塞上黃碘藥撚。

做這樣的手術,沒有堅強意志的人,是難以忍受疼痛的。但劉緻遠一邊接受手術,一邊談笑風生。包紮完畢,醫生擦去臉上的汗水感動地說,劉司令員的堅強意志,對我們醫務人員是個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劉緻遠笑着說:“我們消滅了那麼多敵人,解放了那麼大片土地,手疼,也疼得痛快,疼得開心。”幾句話,把大家都說笑了。

聊陽公路戰役結束後,劉緻遠傷未痊愈,又指揮戰鬥,掃清了高唐、清平等縣的敵人。解放荏平,我軍殲滅守敵二千多人,擊斃了頑軍旅長李歧山,而我軍僅僅傷亡了50幾個人。

解放荏平後,正值中秋節。受盡日本帝國主義蹂踱而翻身解放的人民群衆和戎馬征戰的指戰員們一起祝捷,觀看了民友劇團演出的平劇《闖王進京》。演出後,劉緻遠感慨地說:“我們可要以李闖王為鑒戒啊。”劉緻遠的話,使當時在坐的同志都深受教育。

茌平祝捷後,劉緻遠調任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

1946年12月18日,他和楊勇司令員、張霖之政委一起指揮解放聊城的戰鬥。城未打開,他又奉命去豫北指揮戰鬥。

全國解放後,劉緻遠任平原軍區司令員、山西軍區第一副司令員。1955年2月5日,他在太原市一次軍民大會上講話,講話尚未結束,就因患腦溢血逝世,令人萬分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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