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與中國不一樣。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之際，經濟還在困難疲弊時分，在首都北京的中央——天安門廣場一側，建立當時被稱為“十大建築”之一的宏偉的曆史博物館（今天的國家曆史博物館）。日本，首都東京的中央位置有彰顯日本軍事曲折曆史的屬于“宗教法人”的靖國神社和“遊就館”，而中央政府掏腰包的“國立曆史民俗博物館”，則是在1966年才決定興建的。當時，日本戰後經濟正處于高速成長期，中央政府的錢包漸漸豐滿厚實起來，為了紀念1968年到來的明治維新100周年，才搞了這項建設。位置呢，則是在從東京上野車站需要乘坐快車将近一小時才能夠到達的千葉縣佐倉市。東京之大，居然放不下一個國家曆史民俗博物館！
2020年深秋的一個假日，我似“單身驢友”般地去探看迄今為止日本面積最大的博物館——國立曆史民俗博物館。在京成線佐倉車站下車後，聽鐵道員說需要步行15分鐘以上才能抵館，我立即叫了一輛計程車，因為我不願意“拼體力”，而希望用更多的時間去看、去想。
計程車停後，隻感視野豁然開闊。那種長距、那種寬距，都是我在日本其他博物館、美術館前沒有見到過的。分三層拾階而上，才看到蔚藍天空和那面迎風微飄的太陽旗下的“國立曆史民俗博物館”。當時，心中多多少少有點詫異。
時間不多，我真的是走馬觀花般地參觀。第一展室的主題是“史前·古代”。坦率地講，我對日本的“史前史”不大願意多看，因為我知道日本發生了不止一次篡改、僞造出土文物的事情。其目的，無非就是兩個，一個是有意識地把日本的曆史“拉長”，因為旁邊鄰國悠久的曆史，讓他們時時刻刻感到“亞曆山大”；另一個就是下意識地把日本的曆史“國際化”，讓孤島的曆史不再孤單。
第二展室的主題是“中世紀”，是從貴族、武士、平民等不同角度探尋從平安時代到安土桃山時代的日本文化與生活。這裡，有意識地回避了日本“戰國時代”的血雨腥風，有意識地回避“武”的較量，突出強調是“與亞洲和西洋的關系”等。
第三展室的主題是“近代早期”，其中一個題目依然是“18世紀前後，日本與國際社會保持着怎樣的關系”。江戶時代是人所周知的“鎖國”時代，這裡做的卻是“翻案”性的、結論颠覆性的展覽。
第四展室的主題是“民俗”，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有關祭禮和鬼魂、人生儀禮、逝者的祭奠等内容。我曾多次指出，中日文化的根本差異在于對“生死文化”的認知和運作不同。這次，我又有了新的感受。
第五展室的主題是“近代”，“文明開化”、“殖産興業”、“富國強兵”這三個關鍵詞貫穿其中。這其中，還有“開發北海道與阿依努人的近代”的内容。想一想最近日本媒體正在“狂批”中國少數民族國文教育，我不知道阿伊努人的語言今天還在傳承嗎？
第六展室的主題是“現代”。雖然我早已經預料到政府出錢下的館方會回避、隐瞞這其中的許多曆史，但我沒有想到這部分展示的具體軍隊番号隻有一個——“第57連隊”。為什麼會是這樣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急忙匆匆在手機上查閱。原來，這個連隊是明治年間後産生于左=佐倉的“鄉土連隊”。
我一下子想起幾年前采訪的那位千葉縣知事，他曾經這樣“吐槽”：“成田機場明明是在千葉縣的地盤上，卻叫什麼‘東京成田國際機場’，這是在搶奪我們千葉縣的知名度！”這種事情，在中國是不會發生的。我又想有一次在安徽與一位主要省上司交談，他說“我們為合肥有‘中國科技大學’而驕傲！”看來，日本國立曆史民俗博物館第六展室中隻有57連隊——佐倉連隊的番号，也是這種“地方主義”作祟的結果。在日本，“地方主義”顯然已經成為“曆史修正主義”的親密夥伴了。
從國立曆史民俗博物館出來，我顧不上到“茶室三徑亭”享受，而是直接前往佐倉城“城址公園”。那裡有一座稱為高聳也不為過分的“佐倉連隊石碑”，上面赫赫寫着這個連隊的曆史：1894年，它參加過甲午中日戰争；1914年，它參加過日德青島戰争；1931年後，它成為日本關東軍的組成部分，長期駐守在“滿蘇邊境”……
對于我來說，這次最大的收獲是找到了日本關東軍組成部分的軍隊遺址。而日本國立曆史民俗博物館的原地曾是日本戰争年代第57連隊的營地。我購買了一本限量發行的“佐倉市史料叢書”——《帝國在鄉軍人會佐倉市分會曆史》，翻看幾頁，一個新的想法竄冒出來——研究日本關東軍的切入點之一，應該是地方連隊。
在遮遮掩掩的曆史中追尋曆史的真相，是曆史之旅中的曆史之舉。正因為這樣，我願意做“單身驢友”，繼續“驢”下去。（2024年5月19日寫于東京“樂豐齋”）